近代外交转型视域下的南海海疆交涉

近代以来,海疆危机频发,海疆交涉频繁。先后有清末中日东沙主权交涉、民国中日东沙海产纠纷交涉、中法西沙群岛主权交涉以及南海九小岛交涉等。南海海疆交涉仰赖外交部门主持大局,更离不开广东地方政府的参与和支持。随着地方外交权限的削弱,海疆交涉一度呈现出中央、地方分别主导或互相合作的复杂局面。

从稿本到刊本:晚清黎庶昌《西洋杂志》编撰考

黎庶昌是晚清率先实地考察欧洲的外交官,先后出任驻英、德、法、西班牙四国参赞,驻欧期间广收西学资料,编撰《西洋杂志》一部。长期以来,学界主要以该书1900年刊本为据考察黎庶昌的西洋观,未及其底稿本。比对底稿与随后诸版本可知,黎庶昌在1885年前已完成对该书的编撰,并删削了原底稿25则记录。发掘底稿本的删节文字,不但得以还原该书的编撰历程,而且有益于揭示黎庶昌在编撰过程中对彼时驻欧经历的反思,探究编撰者观念的转变对所编撰文本的影响。

清末民国外交期刊的出版缘起、基本样态及其价值

清末民国,在民族危机的刺激、研究团体的成立以及官方的支持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共创办外交期刊27种。通过对它们的创刊时间、出版地点、编辑出版单位和出版周期等方面进行分析,发现这些期刊在创刊时间和地点上分布不均衡,在创办主体和出版周期上呈现多样性。清末民国外交期刊的创办,具有重要的价值,它们不仅展现了近代爱国学人的救亡情怀,向国民传播和普及了外交知识,而且还推动了相关学术研究的发展。

晚清外交翻译中的操纵与概念象似性——以约翰·泰勒总统致道光帝的书信翻译为例

晚清时期的外交翻译体现了较为明显的译者操纵现象。有别于以往从意识形态和诗学规范角度对译者操纵的研究,本文从认知视角阐释并论证了概念象似性作为译者操纵背后的认知动因,结合1843年美国约翰·泰勒总统致道光帝书信翻译中的操纵现象,分析并指出操纵的实质是译者对原文概念进行延伸并使之靠近读者的心理认知,而这种概念距离和心理距离之间的象似关系也将在翻译过程中引导着译者的操纵行为。

清末民初黑龙江留俄学生文献史料考述

清末民初中国人留学俄国活动是近代中国人留学史及中俄文化教育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众多留俄学子或从事外交、侨务、教育、译介等工作,或致力于革命活动,对中俄政治、经济、文教等领域的沟通交流起到了突出的促进作用。黑龙江留俄学生是清末民初中国人留学俄国的主要群体,整理分析与其相关的文献史料,对保存地方文史资料、总结历史经验、服务学术研究等均有重要意义,有助于促进黑龙江区域教育史、中国人留学史乃至华侨华人史研究的持续深化。

晚清黔籍外交官群体:发端与成就

晚清黔籍外交官是贵州近代较早“睁眼看世界”的人物群体,处于中国外交向近现代过渡之际,其所作所为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们的外交活动映射了中国与西方的碰撞。该群体是晚清云贵川等西南地区外交官群体的唯一样本。这一群体的文章、诗词、译著等使外文学作品记载了诸多西方社会、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信息,对晚清社会的启蒙与变革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作用。此群体以驻日公使黎庶昌为核心,以晚清贵州遵义府人士为主体。群体成员间关系密切,互动频繁,相互影响与成就。群体成员在外交活动中维护了民族利益,传承了中华文化,推动了中外文化交流。

公益事业建设碑刻所见清末贵州妇女社会地位的转变

黔南州境内顺天桥、遇仙桥碑刻群中,有两通碑刻记载了清末贵州妇女参与地方公益事业建设的情况,是研究清末贵州妇女社会地位变化不可多得的史料。通过爬梳地方志书,有清一代贵州呈现了“女劳男逸”极为不公的社会分工。至清代中期,此种格局渐渐被打破,妇女开始尝试跻身公益事业等地方事务,这是对“女性权益”的一次微弱呼吁。时至清末,妇女对实现自身权益的呼吁更加强烈,她们独立于男子独自参与或主持地方事务,可以说,此时贵州妇女的社会地位相较前中期而言,已有了本质上的提升,同“女劳男逸”的劳苦妇女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晚清外交中的传统对外观念研究

鸦片战争后,中西交往频度和深度不断加强,摩擦和冲突不断加深。在这一过程中,传统对外观念的天下观、华夷观逐渐异位于近代的民族观、国家观,表现出中西外交观念的重大差异,反映出朝贡体系与条约体系的不相兼容。纵观晚清外交,传统对外观念是清廷处理对外关系的资源库和思想源,对近代外交实践和外交近代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文化复兴背景下,聚焦晚清外交中的观念因素,梳理外交礼仪的转变历程,检视朝贡体系的历史价值,不仅有利于当下外交话语体系的构建,还可补益于当今世界秩序的建设。

郭嵩焘外交性格及其实践的再思考——基于湖湘文化的视角

作为中国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是晚清外交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要理解郭嵩焘的外交思想与实践,就必须了解其外交性格,而要了解其外交性格,就必须联系湖湘文化。作为晚清杰出湖湘人物中的一员,郭嵩焘重"势"讲"理",形成了一种"霸蛮"与"灵泛"相杂合的外交性格。这种外交性格的形成,既与孕育了郭嵩焘的湖湘文化这一大背景相关,又是郭嵩焘本人独特生活经历的必然体现。秉持这一外交性格,郭嵩焘既取得了不少外交成就,也留下过一些失误或败笔。分析这种外交性格的形成及其实践,对于进一步理解郭嵩焘外交思想与实践的复杂性,深入研究晚清湖湘文化中积淀下来的外交思想,推动中国外交理论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学理价值与现实意义。

李鸿章外交思想综论

本文着重分析了李鸿章主导外交思想的形成、发展及其内涵。也论及其另一侧面和是否代人受过等问题 ,并结合其重大外交实践指出李鸿章是晚清屈辱外交的代表。

试论国际法的输入对晚清外交近代化的影响

国际法的输入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于晚清外交产生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它适应了当时中国对外交知识的渴求,改变了晚清官员不悉西例的状况,促进了中国近代外交体制的确立和近代外交观念的产生,极大推动了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

从儒家“和”哲学看晚清的“和戎”外交策略

"和"是儒家文化中的重要哲学范畴,其主要内涵为"和为贵"、"中和"和以礼节制与补充"和"。儒家的"和"哲学对晚清外交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晚清外交的"和戎"策略就是基于儒家"和"哲学的影响和当时晚清政府面对的形势,最终形成了爱国与误国并存的外交事实。从晚清"和戎"外交策略的制定来看,儒家"和"哲学是其产生的主观条件,但从该策略的实践来看,却又是对儒家"和"哲学真实含义的偏离。

从徽州文书看清末钱粮的私派陋规

清代后期,是国家的多事之秋。内忧外患加剧了国家财政的需求,而战乱的破坏又使农村的地丁钱粮失额严重,政府不得不在正额之上,施行诸多名目如亩捐、厘谷等的"附征",以及漕粮改折等勒折浮收的手段,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然而这些制度内的附征和改折,往往又成为地方官吏营私舞弊的重要途径。文章通过清代光绪年间徽州府歙县、黟县等地的钱粮案卷文书资料,对这一时期地方钱粮浮收的实际情景,作一个案性的细部考察,以便对清代后期钱粮浮收的实质,有一个更为全面和清晰的了解。

晚清至民国时期乡村社会生活的出继立嗣文化现象——以清水江流域天柱文书为中心

清至民国时期,贵州清水江流域天柱地区所保存至今的大量文书,以其突出的归户性、系统性特征成为研究当地民间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其中不少择嗣立继的契约文书,反映了当地承续宗祧的习俗文化特点。既有收养同宗之次子为后嗣,或过继同宗之孙承祧者,也有以长子出继,或以易子而教之名出继者,均反映了宗族内部义与利结合的秩序特征,体现了族众亲疏远近调整自治的风规礼俗,代表了利益协商机制存在的社会活力,揭示了家庭人格形态继承权获得的程序方式。对这类生活意志产物的文书内容研究,有裨于加深对乡土中国社会的认知。

清末民初外交官群体素质比较——中国外交近代化历程探析

鸦片战争后,晚清政府开始被迫与世界接触,外交逐渐成为清政府接触世界的主要渠道,中国近代外交意识开始萌芽,外交人员开始有了职业化、专业化趋势,外交近代化初露端倪。民国建立后,中国外交理念进一步更新,外交人员整体素质有了大幅度提高,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职业外交官(家),外交近代化进程继续推进。比较清末民初外交官群体素质和职业外交官的养成,进一步诠释中国近代化历程。

晚清外交和约与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启蒙

鸦片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外交和约的签定,一方面紧紧束缚中国人民的手脚,使近代中国法制的发展打上了殖民化的印记;另一方面西方法文化也随之传入中国,刺激了近代中国传统法制的现代化转型。列强通过外交和约对晚清经济自主法权、政治自主法权、外交自主法权的侵夺,在客观上对法制现代化的启蒙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晚清徽州保甲的官府推行与民间运作

晚清70余年间,在非战争状态下,保甲一直保持着维护治安的基本功能。保甲编查尤以光绪初年最为集中。官府对保甲的需索,既有在社会出现不安定因素时推行保甲,要求其维护治安、编查人户、统计人口等,也有各类临时任务的加派。保甲长本质上是基层社会的一种差役,民间社会对于保甲长差役的应对,主要采取合伙朋充、订立合约的方式。

李鸿章与清末华工问题

李鸿章十分重视维护晚清海外华工的权益。许多史料表明,他曾分别与秘鲁、美国政府就华工问题进行过交涉,取得了不同的结果:前者富有成效,后者铩羽而归。这生动地反映了李鸿章既力图维护国家主权又无可奈何屈从国际强权的实用主义外交方针的特点。

曾国藩治牍批判之道与晚清公文文风革新

曾国藩公文丰富了晚清公务文书撰写的内涵,文风晓畅,开以后数十年风气。曾国藩以独特的用人之道组建的一支精英文书团队,以曾国藩公文为范本,在实际创作中反对古文的繁冗风气,以积极的写作实践推动晚清公文文风的改革,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晚清公文"案牍积压"的情况,开启了中国近代公文写作的新风气,对后来公文文风的简明化影响深远。

试析清末新政时期外交体制变革的有利因素

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对外交体制进行了全面变革,从而实现了外交体制的现代化转型。变革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的三个有利因素是:统治集团中形成了浓厚的变革氛围;清政府前期现代化事业卓有成效;中外交往不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