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导向模式改善基层血液透析质量的临床研究

目的探讨目标导向模式在提升基层血液透析质量中的效果。方法以2021年10月—2022年3月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南院区接受维持性血液透析治疗的基层患者为研究对象,观察目标导向模式管理6 m后,患者血管通路、临床指标、生活质量和卫生经济学指标等的改善情况。结果共纳入85例患者。与基线相比,6 m后带隧道带涤纶套导管的使用比例由42.35%降至27.06%(χ_(2)=6.303,P=0.043),单室尿素清除指数<1.2的患者比例降至7.05%(χ_(2)=21.182,P<0.001),透析间期体质量增加<5%干体质量的患者比例增至70.59%(χ_(2)=43.895,P<0.001),血红蛋白(χ_(2)=15.824,P=0.001)、血钾(χ_(2)=4.541,P=0.033)、血白蛋白(χ_(2)=31.224,P<0.001)、血磷(χ_(2)=17.306,P<0.001)及全段甲状旁腺激素(χ_(2)=17.162,P<0.001)达标率均提高;患者满意度由48.24%上升至100%(χ_(2)=59.365,P<0.001),生活质量评分提高(t=-22.455,P<0.001);直接医疗总成本无明显增加(t=1.387,P=0.167)。结论目标导向模式有效改善了基层患者的血液透析质量,利于患者并发症控制及生活质量提高,且不额外增加医疗花费,具有较强的应用价值。

分类运行的制度设计:使农村基层协商民主运转起来

完善的协商民主制度是农村基层协商民主运转起来的关键。民主工具论认为,根据具体目标的不同,协商民主分化为不同类型的协商民主实践,而不同类型的基层协商民主实践的制度设计也不同。因此,分类运行的制度设计是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有效运转的基础条件。从目标和功能视角出发,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可划分为公共决策类协商民主、决策执行类协商民主、权力监督类协商民主和合法性建构类协商民主。山东单县的乡村夜话对合法性建构类协商民主和决策执行类协商民主进行分类化的制度设计,是对分类运行的制度设计的初步探索。合法性建构类协商民主的制度设计和决策执行类协商民主的制度设计在“协商什么”“谁来协商”“如何协商”“协商结果”四个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具体体现在协商目标、协商议题、协商主体、协商流程、协商方式、协商机制和协商效能等方面。

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发挥效能的运行机制与内在逻辑——基于广西村级议事协商试点村的扎根分析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理念,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途径。本研究运用扎根理论对广西17个典型案例进行系统观察与研究,揭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发挥效能何以可能的运行机制:自上而下的政治推动、自下而上的问题驱动以及横向压力刺激形成动力机制;党建引领、社会协同、村民参与的多元共治是民主效能得以发挥的关键;基础型、环境型和协同型工具是民主治理发挥效能的可靠保障;民意反映、民智集中和民心凝聚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治理效能。由此,基于解释模型的演绎,归纳出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发挥效能何以可为的内在逻辑:出发点是回应基层群众的民主诉求,立足点是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落脚点是满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社区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及其实践路径——对上海三个案例的比较研究

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落地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通过对上海市三个社区的调查,其实践过程和结果有效回应了学界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三重属性说,民主形式多样化在上海社区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验证。案例比较研究发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社区的实现路径虽存在差异,但党建引领、制度建设与基层自主性均为其中的关键。进一步的案例分析则发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现包括了如上三个路径中的一个或多个,呈现出实践路径多样化的特征。这些发现与结论对于全面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和塑造基层治理共同体提供了富有想象力的参照价值。

村级民主监督制度创新的动力与成效——基于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调查与分析

民主监督是村民自治的重要环节。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首创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是一项民主监督制度创新。以"一个机构、两项制度"为标志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具有分权制衡、制度规制、全程监督、精英监察等特点。这项基层民主制度创新是农村治理危机、农民自主行为和地方政府主动推动等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是促进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的正向创新,又是有利于农村社会和谐与发展的正效创新。但是,作为一项制度创新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现实困境与改进路径

转型期,基于身份再生产的新生代农民工"身份政治"具有显著的过渡性和非均衡性。这决定了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利益导向性与空间交叉性。但是,源于因身份而形成的代际传承、制度保障乏力以及参与主体行为取向等方面因素,这种参与在实践中面临参与不确定与参与绩效低下等多重实践困境。为此,需要从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角度进行城乡统筹、系统化的导向权利型社会保障机制建设、进一步探索户籍制度改革并以"新四化"建设为契机,化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身份困难",从而为全面消解以农民工为代表的"身份政治"、循序全面实现人民主权所规导的"公民政治"创造条件。

西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发展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西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步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机遇与挑战并存。客观地分析西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状况以及深层次制约因素、理性地探求新时期我国西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发展完善的路径,对于今天西部农村社会的政治发展、社会进步,都有重大而现实的意义。

村民自治机制创新比较研究——以广东揭阳和清远的探索为例

采用个案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将广东清远的村民理事会、自然村建制和揭阳的"一室两会"进行比较,发现它们的共性是动力机制趋同、治理资源相同、治理绩效类似,差异是制度设计不同、运行机制不同。村级理事会的问题是与原有组织体制之间的协调整合、村民参与积极性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自然村建制则是缺乏法律依据、缺乏村民认同感和违背了基层民主的发展趋势。政策建议是:基层创新要以维持乡村治理结构稳定为前提,要实现实践创新和理论指导的良性互动,要顺应基层民主的发展趋势,要建立社会性参与机构,要实现创新机制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从"为民作主"到"由民作主"的转变,推动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

论再造农村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和基层民主权威

中国农村改革的原始起点是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核心的农业经营体制改革,但其逻辑演化过程却是通过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再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使亿万农户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通过农村政治体制的改革,再造基层社会的民主权威,使亿万农民群众当家作主。然而,由于受到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和体制机制的制约,农村生产要素市场缺乏应有的发展,一再拖延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创建,乡村社会也出现了“治理危机”。下一步应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思路,重点推进农地产权制度、民间融资机制、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和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县乡财政管理体制为核心的综合改革,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体制保障、财力支持和动力源泉,不断增强农村发展的内部活力,不断扩大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推进中的非法因素分析

《村委会组织法》的颁布实施,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一些非法因素总在或大或小地对这一进程产生着影响。本文在实地调查基础上,对非法因素及其影响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论数字技术赋能背景下基层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施机制

基层人大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基底和服务群众的末梢终端,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主体与治理前沿。同时,数字技术作为网络民主活动的参与桥梁和网络群众路线的践行支撑,是基层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载体与治理工具。二者在理论上逻辑契合,在实践中系统嵌入,使数字技术赋能基层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成为可能。数字技术赋能基层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有着突出的实践优势,通过发扬“人民”底色使人民有更切实的民主参与,通过坚持实质民主使制度有更实际的民主效能,通过强调“全民、全域、全程”使过程有更完整的民主程序。但在数字技术赋能基层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现实实践中,尚存在引导政策与示范机制规范缺失、基础设施与平台建设良莠不齐、诉求统筹与智能分析难以落地等现实难点,需要通过设置引导政策与示范机制、建设数字设施与数字平台、补足应用数据统筹与算法预测等实施机制优化实践路径。

浅析井冈山时期中国基层民主建设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等领导人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井冈山开辟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不仅是一条将中国革命引向成功的胜利之路,一条符合当时中国国情和革命形势的科学发展之路,而且是一条艰辛探索并取得初步成效的基层民主实践之路。我们党非常注重基层民主建设,尤其是在加强基层民主建设方面作了艰辛的探索并实行了多项基层民主措施,现代基层民主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体现。我们现在也在进行基层民主建设,井冈山时期所积累的宝贵经验,我们可以借鉴并发扬光大,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加强民主监督,保障广大群众的民主权利。

村民自治: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选择——基于对农村治理体制变迁历程的考察

乡村组织制度从建国至今经历了三种变化:(乡)行政村体制、政社合一体制、村民自治(乡政村治)体制。村民自治是我国当前实现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一种有效途径。

农村社区公共品“民办公助”供给中的村干部激励研究——对福建省25县239村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实践的调研分析

自下而上、自愿行动的一事一议机制是当前我国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的基本机制,该机制下社区公共项目建设需要村民进行集体选择,并由村干部负责项目建设工作。一事一议早期项目建设基本依赖"民办",村民集体行动陷入困境;2008年后财政奖补政策的实施使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进入了"民办公助"新时期,有效调动了村民通过集体行动建设公共品的积极性,但是财政奖补没有直接对村干部的相关行为进行激励。基于福建省的调研分析表明,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之所以被调动,是由于政府与村民联合起来向村干部施加同向而有效的影响,其中乡镇通过村干部绩效考核、村民通过村民代表会议对村干部行为施加影响,同时村民直选导致村主任的工作积极性更高。应进一步完善村干部绩效考核机制和村民民主机制,继续提高财政奖补额度,并给予人口规模小的村庄更多支持,以促进农村社区公共品的有效供给。

信息化时代农村面临的社会风险

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高度发展及应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尤其在农村更值得警惕:有可能加剧城乡贫富分化,使农村与城市脱节甚至断裂,使农村内部渐趋分化,弱化基层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影响基层民主建设以及使农业生产面临风险农村社会稳定面临潜在威胁。因此亟须采取措施予以解决。

扩大农村妇女有序政治参与的路径思考——以舟山渔农村妇女政治参与为例

基层妇女政治参与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中的薄弱环节,是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难点。当前,舟山渔农村妇女的政治参与程度和水平仍然较低,具体表现为参与村级事务的自主性程度低,进入党支部和村委会等基层组织的比例偏低。应通过推进渔农村妇女合法的、制度化的、理性化的、有层次的和适度的政治参与,扩大其有序的政治参与,从而推动渔农村民主政治发展的进程。

拓展基层人大工作平台推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有别于西式民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新表达,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在要求,是真正能够实现人民民主的新选择。作为人民当家作主最主要的途径,人民代表大会必须发挥好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优势,特别是推动基层人大更好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人大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过程中应坚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依法治国、以人民为核心和落实民主环节完整的四大原则,利用信息技术进步奠定的物质基础和客观条件拓展民主工作平台,推进民主工作平台建设的制度化、体系化、精细化和综合化。

农村政治文化何以影响村民自治:对L村和D村的个案考察

特定的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存续的重要基础,其能够规范和指导社会成员的政治行为并影响政治体系中政治制度的实际运作。通过对山东省高青县L村和安徽省固镇县D村的调查我们发现,农村传统的政治文化不仅造成了村民民主观念、自治主体意识和公共观念的缺失,也使得村民组织能力明显不足。本文认为,通过培育新型农村政治文化,推动新型农村政治文化的传播和延续,加强自治制度建设等,可以改善村民自治现状,推动农村政治文明的发展。

我国农村社区治理的“破”与“立”——以山东省日照市社区自治经验为例

随着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和城镇化进程加快,我国农村社区治理面临着新的问题。农村社区治理主体缺失、经济利益分化严重、村民自治能力培育不足、不良选举文化频繁入侵等问题广泛存在,严重干扰了农村社区村民自治的开展,损害了农村社区村民的合法权益,危害着农村社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山东省日照市作为全国唯一的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在农村社区组织架构、管理形式和目标追求上实现了"三破三立",创新基层民主形式,推动基层民主进步,实现了农村社区的文明自治和稳定发展。当前推进农村社区治理,需要维护村民自治权利的主体地位,确保村民自治权利有充分的实现路径;需要厘清农村社区的自治任务与服务功能,以创新精神推动农村社区治理工作格局的变革。

从公民参与网络看社区居民自治——兼谈佛山市南海区罗村街道社区居民自治的经验

社区居民自治一直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对于推进我国基层民主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然而,社区是多元化主体的聚合体,要使这一管理模式有效地运转起来不仅需要完善制度建设,更需要居民的积极参与。罗村街道通过公民参与网络的构建,使居民们在保持各自独立的同时,沟通合作,协调相互之间的利益,把社区建设成为不同群体的利益共同体,成为有效实践社区居民自治的成功案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