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会国际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重要的战略之一,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本文立足于董事会组成结构,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董事会国际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国际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董事会国际化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和内部控制水平,共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强度以及外部不确定性越大,其董事会国际化对企业数字化的促进作用便越明显,且董事会国际化可通过促进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因此,政府和相关机构应鼓励和引导企业董事会的国际化发展,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并合理使用相关政策工具,为企业提供更为便利的融资条件,为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的资金需求,助力企业在全球数字化变革中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

教育5.0时代:内涵、需求和挑战

数字化转型开启了教育5.0时代,为教育带来新的格局、多模态学习的新体验、人机协同的新范式。文章探讨了以学习者为中心、生成式人工智能为技术支撑、智慧教育生态环境建设为依托的教育5.0的内涵、需求及面临的挑战。教育5.0强调学习的主体性、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与韧性、主观能动性和团结协作性。文章通过分析教育的演进过程与阶段特征,阐释了教育5.0时代的理念升级、内容更新和方式变革,指出未来教育更应注重人本主义,关注学习者学习体验,满足其个性化和多样化需求,促进其全面发展;将数字技术整合到教育各层面,推动全方位创新与变革,推进教育优质公平与支持终身学习,形成具有开放性、适应性、个性化、自主性等特征的教育新生态。

公司濒临破产时董事破产申请义务的立法建构

公司濒临破产时已经或者即将失去债务清偿能力,此时的经营风险将由股东向债权人进行转移。董事破产申请义务是助力债权人应对上述风险的重要支点,因为这一制度能够有效地遏制股东、董事以及债权人内部的机会主义行为,防止公司资产的持续恶化。在学理上,“直接义务论”和“间接义务论”都可以为其立法建构提供逻辑支持,前者强调当公司濒临破产时董事对债权人直接承担信义义务,后者则认为此时董事依然对公司整体承担信义义务,但是应在决策中重点考量债权人利益。从我国公司治理实践来看,也有推进该制度立法建构的现实需求,包括平衡认缴资本制对法定资本规则的弱化、弥补破产程序启动规制的不足、顺应董事会中心主义治理模式的发展以及填补公司法与破产法之间的制度缝隙等。无论是德国和奥地利对该制度的明确规定,还是美国的“加深破产理论”与英国的“不当交易条款”等功能性替代规定,都能够为我国的立法提供参考。就具体的本土方案而言,可以“直接义务论”为指引,将该制度嵌入破产法体系之中。同时,围绕董事破产申请义务触发条件的界定、董事破产申请义务启动主体构成边界的明晰、董事破产申请义务限制期限的规制、董事破产申请义务中重整程序的融入、董事违反破产申请义务的责任承担以及董事违反破产申请义务的债权人追诉机制等相关内容,建构系统化的具体规则。

工业5.0时代中等和低收入国家职业教育转型及启示——对世界银行《创建更优质正规职业教育体系报告》的解读

为加快推进中等和低收入国家职业教育转型发展,适应工业5.0时代对职业人才培养的新需求,世界银行发布了《创建更优质正规职业教育体系报告》,明确了从“身份认同”向“追求卓越”、从“注重输入”向“强调效能”、从“推测决策”到“循证决策”三大转型战略,对我国新质生产力战略下的职业教育转型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公立中医院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研究

全面贯彻落实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是公立中医院改革发展的根本保证,是新时代公立中医院改革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方向指引。公立中医院要全面落实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必须强化理论武装,凝聚思想共识;完善制度机制,明晰议事决策边界;规范章程建设,强化章程落实保障;优化领导者绩效考核体系,统筹班子与队伍建设;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升基层党建工作水平。

“监督机制”还是“掏空行为”:超额聘任独立董事与企业环保投资

以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深入探究超额聘任独立董事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超额聘任独立董事对企业环保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验证了超额聘任独立董事属于一种“监督机制”;超额聘任独立董事通过抑制管理层短视和大股东掏空行为来促进企业进行环保投资;在重污染行业、两职合一以及独立董事薪酬较低的企业中,超额聘任独立董事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与国有企业审计意见决策

如何发挥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以提高国有企业审计意见质量,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亟需研究的问题。以2013—2022年A股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离散选择模型,以投非赞成票代理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研究发现,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越高,越能够提示应计盈余管理风险,审计师越倾向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第一大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越高,混改国有企业股权集中度越低,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与审计意见谨慎性的关系越显著。经过稳健性检验,研究结论不变。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董事积极履行治理职能导致审计意见质量提高有利于混改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实现国有企业混改主要目标。研究结论对于国有企业审计师正确决策审计意见、非国有董事有效维权、政府监管部门和混改国有企业充分尊重非国有董事治理的积极性、实现国有企业改革目标,均具有启示意义。

论域外行旅对中国早期电影观念的影响

中国早期电影艺术观念在中国早期本土语境中经历了对电影本性和电影美学不断探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域外行旅的电影人在中国早期电影的艺术观念的形塑与发展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在电影本体的探索方面,行旅者使得电影从戏剧的从属地位中逐渐抽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艺术,并突出了电影的心理叙事和可视化本性;在电影美学方面,行旅者从电影的基本构成要素出发,注重画面的整体美感,并逐渐具备电影摄影、镜头、节奏、蒙太奇等美学意识;在编导观念方面,行旅者开始了剧本电影化的探索并逐步规范了电影剧本的分镜头格式,确立导演中心制;在表演观念方面,行旅者强调表演的真实性与想象力,并注重内心动作的刻画。这些电影观念为中国早期电影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有力的理论导向。

董事网络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吗?——基于独立董事网络中心度的考查

本文基于镶嵌理论和声誉理论,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独立董事所处网络中心度对所任职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独立董事所处的网络中心度越高,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程度越大,说明董事网络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经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独立董事网络中心度通过降低代理成本、缓解融资约束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于制度环境较差地区的企业、信息透明度较高的企业以及民营企业,独立董事网络中心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更显著。研究结论对于如何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企业深度融合,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空间的焦虑与释放——新力量导演创作的一种观察

近年来“中国电影新力量”导演声势渐显,他们关注社会问题,常取用当代都市作为空间情境,并以对空间的观察反映当下的现实与焦虑。在他们的电影创作中,空间有着典型的现代症候,如空间中人与人之间的疏离,空间中时间的紊乱,以及空间的功能性失位。这些空间的焦虑是某种社会心理发生改变的症候,而通过影像对现实的针砭与对边缘群体的关怀则是新力量导演们释放焦虑的方法。

“导演中心”语境下中国当代话剧文体的变革模式及反思

“导演中心制”的推行影响了话剧文体,“导演时代”的话剧文体与传统文体存在明显的差异。但是,中国和西方在“导演中心”和话剧文体之间形成了不同的变革模式。西方戏剧文体的变革和导演上位都以思想为先导。中国当代话剧文体的变革则同舞台形式的革新相关。文体变革模式的选择对中国当代话剧产生了复杂的影响,整体而言,剧本的文学性和演出的文学性都有所下滑。从话剧文体变革模式可以见到中国话剧发展的普遍性问题,思想缺席仍是制约中国话剧发展的最大瓶颈。

新公司法对减资制度的改进及其适用

减资制度是公司资本规范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23年12月公布的新公司法对减资制度做了较大改进,其价值考量由单一的债权人保护转为公司自治、股东平等的整体利益平衡,具体体现为构造上新设了适用于弥补亏损的简易减资程序,规则上明确了同比减资的基本原则,并填补了现有违法减资责任的漏洞,将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纳入责任主体范围。但从资本制度的体系协调和法律适用来看,减资规则仍有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空间。后续的司法供给应适当从宽解释简易减资程序的适用条件,并从规则层面上注重简易减资后限制用途的精确化表达。此外,新设的违法减资责任集返还和赔偿于一体,如何将其嵌入公司法整体追责体系来对接董事义务和股东义务、各责任主体间的担责顺序和范围等问题,也需要慎重考量。

保险公司风险管理的公司法意涵

探讨保险公司治理中的全面风险管理及与之密切联系的组织化行为管理,将其纳入公司法及其理论的框架进行阐释。全面风险管理是法律法规和保险监管规定对内容和程序给出特别要求的管理。其与公司管理、风险管理和合规管理发生交集,应对的风险范围正在扩张。全面风险管理间接维护保险消费者利益。保险公司组织化行为管理与全面风险管理齐头并进,目标直指保险消费者保护。保险公司风险管理和组织化行为管理贯彻审慎管理和监管原则,重在抑制保险公司追求短期利益的过度冒险行为,维护保险公司的健康稳定,并保护保险消费者利益,而非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体系安全。保险公司风险管理及组织化行为管理对保险公司董事义务和责任产生重大影响,对于相关规则应当给予新的解释或者予以修改完善。

国有企业何以治理:权力配置与责任承担

国企治理是我国《公司法》的重点关注领域。在国企治理结构中,履行出资人职权的机构、党委会、董事会等治理机构的权力交叠,有可能产生责任承担不合理等问题,亟须厘清国企治理的权责配置。本文认为,鉴于完成国企“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制度目标、调解多重利益冲突以及保障政府民事责任豁免等需求,应将董事会作为国企经营决策中心。为此,需要完善并强化董事会,确保其在出资机构和党委会的领导下,以国企可持续发展为宗旨,行使经营决策权以及对经理层的监督权,实现国企的经济目标和政策目标。

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能提升MD&A信息含量吗

新形势下,国有企业通过引入非国有资本以完善公司治理和市场化运营成为重要议题。现有关于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的研究大多关注经营与投资决策,鲜有涉及MD&A信息含量的相关探讨,因此,本文以2013—2021年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对MD&A信息含量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能显著提升MD&A信息含量;异质性检验发现,当公司治理水平较低和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高时,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的作用更为明显;机制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主要通过提供增量信息与发挥监督效应的渠道提升MD&A信息含量;经济后果检验发现,信息含量的提升显著提高了资本配置效率与外部投资者信心。研究结论为有效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充分发挥非国有资本参与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经验证据。

须恺的国际组织任职之路及启示

国际组织人才的成长是有规律可循的,如要接受较好的高等教育,掌握英语等国际组织的工作语言,具有较好的专业知识、国际交流经验及较高的国际声望,国家的支持等。须恺毕业于具有国际视野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并取得美国加州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长期在水利界工作,主持淮河等河流的治理,1948年担任联合国亚远经委会防洪局代理局长,是较早在国际组织担任高级职务的中国人。抗战胜利后,徐恺回国任职。须恺自身素质、教育和工作经历为他的任职之路奠定了基础。

某三级甲等医院构建基础医疗质量评价体系的实践探索

构建并完善基础医疗质量评价体系,提升医疗质量与安全。以某三级甲等医院为例,该院从患者服务、手术管理、危急重症、病历质量、合理诊疗、科室管理6个维度构建基础医疗质量评价体系,在体系中增加专项质控考核和平台科室质量评价体系,将评价结果与科主任管理绩效和科室绩效挂钩,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科主任评价体系。该体系的构建形成了全方位医疗质量监管机制,激发科室主动参与质控管理,有助于发现医疗质量薄弱环节并持续改进,并可实现医疗质量安全的分层管理。基础医疗质量评价体系的建立有助于全方位了解全院科室医疗质量管理问题,提升质控管理成效,为医院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非家族股东超额委派董事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来自上市家族企业的经验证据

如何认识股东超额委派董事这一行为,切实规范董事会决策机制,已成为公司治理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现有研究主要探讨了控股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对企业经济决策行为的影响,鲜有文献从非控股股东超额委派董事的视角展开讨论。鉴于此,本文以2008—2021年我国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深入考察非家族股东超额委派董事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非家族股东超额委派董事会降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机制分析表明,非家族股东超额委派董事会加剧第一类代理冲突,进而导致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下降。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内部控制质量较低、企业处于非数字化转型期、外部审计监督较弱、地区市场化进程较慢时,非家族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负向影响更显著。经济后果分析表明,非家族股东超额委派董事降低了会计信息质量,由此增加了企业股价崩盘风险,即会计信息质量在两者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与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

文章基于2008-2021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探究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能够显著提升国企数字化转型水平,且主要通过增强创新能力、促进股权激励与缓解融资约束三条路径来实现;异质性检验表明,上述关系在地方性国企、竞争性行业以及分析师关注程度较高的国企中更为显著;扩展性分析发现,当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时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创造效应凸显。文章丰富了非国有股东治理的研究,同时为国企提高数字化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教义学展开

《公司法》第191条在一般条款层面规定了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在理论基础上与法人机关理论形成内在协调,其逻辑根基在于董事执行职务时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他人损害的行为具有组织法和行为法上的复合可归责性,该责任无法因组织关系而免除。董事对第三人责任是具有复合属性的法定责任,须同时满足两个法域面向的构成要件。组织法层面包括主体要件、执行职务的行为要件、违反对公司信义义务以及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主观要件,主观要件的认识对象系执行职务;行为法层面包括侵害行为、损害结果以及相当因果关系要件,损害范围包括直接损害和间接损害。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责任形态应为补充责任,同时根据不同董事行为的具体过错程度及对损害的原因力大小确认其责任范围,以保证过责相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