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lue Choice and System Enlightenment of the U.S.Business Judgment Rule

Through analyzing theories and legislative cases in respect of Business Judgment Rule in American justice systems with the com parison method,this article reveals that the business judgment system is conducive to the protection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directors in decision making,and enables the court to avoid the substantive review on business management in an effective manner;at the same time,in view of the blanks and deficiencies in the legislation of China in the "Company Law" and other relevant laws,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 be introduced into China and the legislation in respect of director accountability be strengthened,while the direc tors fiduciary duty and other supporting systems be improved,with the reference of the U.S.practice,to clarify the legal boundary between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directors.

单层制改革背景下独立董事法律义务与责任研究

我国独董制度长期以上市公司为背景展开规范,2023年12月29日公司法的修订将独董制度延伸至非上市股份公司治理结构,将面临独董规范的立法空白。独董的职能应包括公司内部治理优化和对外投资者保护两个方面,并分别构成独董承担公司法和证券法义务的基础,但在立法与实践中往往将两者混淆。董事信义义务规则可以参照适用于独立董事,但应当正视独董在信息获取渠道上的局限性,较执行董事承担更为宽松的责任标准,以商业判断规则的精神评价独董是否勤勉尽责,且不宜盲目扩大义务范围。在决定独董是否承担自付责任时,应当确立可预期、有合理救济范围的责任减免机制,包括章程豁免条款、董责险和赔偿责任上限规则。

股东派生诉讼先诉请求规则的功能重校

先诉请求作为股东提起派生诉讼的前置程序,具有丰富的制度内涵和实践价值。完整的先诉请求程序包括股东向公司内部机关提出起诉请求,公司进行内部审查后作出是否起诉的决定。现有理论和实践片面关注先诉请求作为派生诉讼启动要件的程序意义,未能重视公司对先诉请求的审查决定所具有的重要功能。起诉追究侵害公司利益者的民事责任属于公司的固有权利,在公司拒绝起诉而股东获得派生诉权时,公司理应有权基于董事会的合理商业判断,请求法院驳回或终止股东派生诉讼。股东在派生诉讼中的诉讼请求获得法院支持,表明经过董事同意作出的不起诉决定欠缺合理性。若股东请求追究董事责任,法院应当对董事是否存在利益冲突或疏忽怠责进行司法审查,对于无法获得商业判断规则保护的董事,应当依法追究其违信责任。发现并重视派生诉讼先诉请求规则的多重功能,能够有效平衡公司自治与司法干预,实现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

董事责任制度重构:精准问责、合理容错、宽容失败——以弘扬企业家精神为视角

基于权力(利)、义务、利益、责任与风险相匹配的基本逻辑,新《公司法》既要健全董监高的差异化公平问责规范体系,也要建立人性化合理减免责任制度。董监高问责能力取决于其职位的含权量、含金量、实际控制力与影响力,也取决于所在公司治理实况。要重点锁定并严惩关键少数者,严格区别独董与内部执行董事的法律角色。董监高责任应以过错责任为主、严格责任为例外。为精准识别董监高过错,建议采取法商、德商、智商、情商合一的理性人标准。要坚持责任自负为主、连带责任为辅。连带责任规范要保持统一化与谦抑化,赋予董监高在承担连带责任后的法定追偿权。要坚持有限责任为主、无限责任为辅。董监高对第三人不负责任为原则,负责为例外。建议精准甄别董监高个人责任与公司法人责任。章程或公司决议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只要登记、备案或公示,即可对抗相对人。建议导入商事判断规则,允许公司自主豁免或减轻董监高责任,要求董监高自担最低责任限额,导入董监高责任保险制度。董监高问责机制要与股权激励相匹配。

委托人指令与资产管理人责任边界:以信义义务为分析视角

合理认定资产管理人承担责任的边界,是当前资管纠纷案件的裁判难点。实践中,对资产管理人未完全依据委托人的指令行事,资管产品收益未达委托人预期时,资产管理人是否承担违约责任的讨论值得关注。与纯粹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不同,资产管理人享有特定的投资决策权,其与委托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本质为信义关系,因此,责任的承担需以违反信义义务为前提。以委托人诉红土基金案为例,管理人遵循公平交易原则进行减持符合忠实义务的要求,对商业逻辑和市场可操作性的考虑则是履行注意义务的体现,其尽到了管理职责,履行了信义义务,故无需承担法律责任。信义义务救济的效果也可以通过合同责任的认定来实现。管理人对减持指令性质的认识和对公平交易原则的理解,是判断其是否违约的重要因素。

资产管理人是否谨慎勤勉:裁判标准及构建路径

如何构建资产管理人谨慎勤勉的司法裁判标准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法律既需要引导和促进受信人谨慎勤勉,保护委信人的信任,也需要激励受信人充分运用自由裁量权。行为标准和司法裁判标准的分野正是法律平衡保护该等法益的设计,也因而使得信义法的谨慎义务具有独特性。基于对我国一线城市近五年相关司法案例的特征与说理论证的梳理,可知我国资产管理人谨慎勤勉的司法裁判标准之构建需求聚焦于私募资管产品,且行为标准与司法裁判标准的关系问题是司法需求上的核心问题。美国以相应起诉标准避免管理人诉累和动辄得咎的政策考量可以参考,谨慎投资人规则中的“谨慎委托规则”以及区分“行为标准”与“司法裁判标准”的商业判断规则值得借鉴。

独立董事勤勉义务边界与免责路径

独立董事须遵循何种勤勉义务以及践行了何种程度的法律义务方能避免问责?这一看似简单明确的问题,在我国却难以发现一个清晰肯定的答案。采纳结果导向的中国独立董事勤勉义务严格责任标准,无助于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域外独立董事勤勉义务标准的实质趋同与一体化标准适用,有助于独立董事勤勉义务边界的确定。相较于独立董事责任限制与责任保险机制,建构我国法律、行政法规与司法解释三位一体的独立董事经营判断规则的勤勉义务免责标准,或许是一个可行的效率性路径。

经营判断原则在日本的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

经营判断原则作为一个英美法上的判例法理,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救济董事因经营过失而产生的责任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越来越受到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大陆法系国家的重视。日本的学术界以及司法实务界长期以来在对该原则的研究和实践中所取得的成果,对我国引入经营判断原则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我国《公司法》修改中对董事注意义务规则的完善——兼析业务判断规则对董事注意义务的衡平

本次《公司法》修改草案中, 有关董事注意义务的条款得以补充。本文以此为出发点, 比较了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的不同, 分析了普通法判例中业务判断规则与董事注意义务之间的关系, 并论述了我国《公司法》修改中引入董事注意义务及业务判断规则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公司董事勤勉义务的判断标准

我国新修订的公司法中第一次明确了公司董事的勤勉义务,但对于勤勉义务的内涵和判断却有着诸多不同认识,其中对于勤勉义务的判断标准向来被认为是模糊和不确定。本文从外国立法例中的判断模式入手,借鉴公司治理中的客观标准界定判断标准的一般条件,再从商业判断规则的角度审视其基本内容,为我国公司董事勤勉义务的实际判断提供一种可行的思路。

董事责任的追究和经营判断的原则

如何公正、合理地追究公司董事在经营中的责任这一问题 ,是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从美国《示范公司法》、特拉华州的判例以及法学研究所提出《公司治理的诸原理———分析和劝告》三个方面 ,考察和分析美国在董事责任追究中的一个重要判例法理———经营判断原则。从经营判断原则的概念、适用条件以及它的机能等方面加以探讨和研究。

公司反收购与董事受信义务研究

本文论述了美国公司反收购的概念与形式;董事受信义务与反收购的价值判断;公司反收购司法之原则,董事受信义务在反收购规制中的作用。

信用评级机构违反注意义务的认定标准——兼评杭州中院五洋债案

杭州中院审理的五洋债案是我国首例公司债券欺诈发行案,其所作出的由中介机构承担比例连带赔偿责任引起了巨大争议。与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相比,信用评级机构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是否违反注意义务的认定需要专门识别。信用评级机构是否违反注意义务的认定标准选择,应走出“遵从行业惯例”抑或“依循司法判断”非此即彼的逻辑误区,将主观标准与客观标准结合起来,既考虑到专家理性、利益捕获以及道德风险的主观标准尺度,又考虑到以偿债能力为中心的客观标准尺度。在合理借鉴商业判断规则的过程中,需坚持以行业惯例为认定评级行为是否符合专业性要求的基础标准,同时注意债券信用评级人员在履职过程中是否存在违反注意义务的情形。认定标准的司法判断,应重视法律规则的引导与约束,合理适度施加责任惩戒制度。

资本认缴制下的董事催缴制度

2013年修改的《公司法》,取消了对公司设立时股东的首次出资比例和缴足出资期限的限制,使我国的公司资本制度从不完全认缴制转变为完全认缴制。公司资本认缴制降低了公司的准入门槛,提高了公司的竞争力,激发了市场活力,扩大了就业机会,但资本认缴制忽略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保护问题。我国《公司法》可以以社会契约为法理基础,为认缴制建立一套监督制度,即董事催缴制度。董事催缴制度作为公司向股东提起诉讼的前置程序,以法律的形式赋予董事有催缴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权利及义务,若董事不履行此催缴义务,对债权人负有补充赔偿责任;若董事尽到催缴义务,可以免除其法律责任。当股东经董事催缴而拒不履行出资义务时,赋予公司转售该份股权的权利,建立董事催缴制度可以解决我国经济领域中出现的"信任危机"。

中国公司法董事信托义务制度评析--以英美公司法相关理论与实践为视角

中国新公司法董事信托义务制度设计在董事与公司关系界定上突破了传统委任关系理论之束缚而采用英美公司法的信托关系理论。但由于新公司法注意义务的成文化徒具形式,缺乏行为标准与审查标准之界分,董事赔偿责任要件模糊不清,未能引入商业判断规则,因而无法清晰界定商业决策权与司法审查权之作用边界,协调董事职权与责任之价值冲突,实现董事信托义务之制度功能。为此,我国应当从强化董事注意义务中的监督职责、引入商业判断规则、营造社会外部环境等方面逐步加以完善公司法。

经营判断规则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现代公司是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二权分离的产物,其经营治理是精英即董事之治。如何在保障股东权益而课于董事在公司经营中必要义务的同时给予董事在经营中必要的灵活权衡,是公司法的一个大课题。在这方面,美国公司法走得比别的国家远。美国公司法要求董事在公司经营中要承担忠实义务和注意义务,同时为董事提供了经营判断规则,以保障其在尽了必要义务时不因经营失误受到股东攻击和法律非难。经营判断规则因其适时性、创新性和包容性对调和股东与董事的权利、保护董事利益方面成效显著。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确立不久,公司立法还远不完善,且在董事利益保护方面几近空白,根据国情,参酌日趋完善和适用扩充之美国公司法的经营判断规则,实为必要。

商业判断规则在我国的引入:争议、实践与德国镜鉴

我国《公司法修订草案》呈现出向董事会中心主义转变的趋势,在明确勤勉义务内涵、加强董事权责的同时,应配套相应董事行为标准和免责出口,以实现权责平衡。为此,学界长期关注的美国法上的商业判断规则,可为董事的决策提供法律保护,以鼓励商业创新并构建商业问题司法审查的谦抑性。司法实践中,早有法院通过商业判断规则为董事决策提供保护。但由于缺乏明确的依据和指引,法院对该规则存在诸多适用问题,需要通过成文法规则予以导正。在此过程中,可考虑借鉴德国法将商业判断规则法典化的经验以解决我国司法适用中存在的勤勉义务虚置、大股东压制等问题,包括采取严格的勤勉义务过错标准和举证责任倒置等方式。

风险承担与商业判断规则扩张适用评析

商业判断规则是美国公司法上的一项重要规则,它通常适用于董事违反注意义务的情形,司法实践中商业判断规则的适用范围在扩张,其理由出于鼓励董事承担风险的需要。但是,过分注重风险承担功能会侵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因此有必要对商业判断规则的适用进行严格限制。

内部控制体制的设置与董事义务——以日本企业内部控制体制判例考察为线索

随着《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与《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的出台,我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已经初具规模,内部控制体制的设置也成为最近我国大中型企业经营上的重要课题。能否依据我国现有法律规定确立董事内部控制的设置义务以及我国未来立法时应该对内部控制设置义务作怎样的规定,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日本公司法的公司机关构成与我国公司法有着相当程度的类似性,通过对日本相关法律规定、判决以及学说的研究,在解决以上问题上会对我国提供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论出资义务加速到期的商业逻辑——股东/董事作为履行者与监督者责任之差异

否定未届期股东加速出资责任之主要理由在于股东所享有的“期限利益”,但期限利益只是一种“商业约定”,并不具有不可更改的“刚性”。当商业环境发生变化,公司财务、资金需求调整,就可能存在修改股东约定,要求股东加速履行出资义务之可能。董事作为代表公司进行日常经营决策及执行股东会决议之机构,能较早感受到公司财务状况及资金需求的变化,董事对股东未届期出资之催缴义务,乃其信义义务之当然内容,董事是否催促股东加速其出资,本身也是商业判断的过程,在公司出现财务及资金困难时,怠于履行催缴义务之董事,构成信义义务之违反,因此,应对相关主体承担赔偿责任。但董事此种催缴责任实质为监督责任。中国现行立法尤其是私法规则,不太区分监督者责任与法定义务履行者责任之差异,应当采纳“区分主义”的思维,适当限制监督者的责任。尤其是,应区分董事身份之差异性——根据其作为股东董事、执行董事、影子董事、名义董事等不同身份,采取差别责任之方式,解决董事对股东未届期出资之催缴责任。总之,法律判断不能仅仅建立在法律推理的基础之上,还要建立在商业逻辑或曰商业判断的基础之上。股东出资期限是一种可以调整的商业判断,董事是进行该商业判断的主体之一,因此,要承担相应的判断失误或者不积极履职的责任。这是我们今天在商事立法和裁判过程中最为缺失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