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科举神童”:有关蔡伯俙的事迹、奇闻与家世

叙述蔡伯俙仕宦绵长而无可纪的人生。笔记小说与地方文献中关于蔡伯俙事迹与家世的书写包含了大量“想象”的因素。论述笔记小说中“神童奇闻”中隐含的政治意蕴,它们或是被植入“德/不德”的政治叙述模式以演绎人臣之德的重要性,或是以“互文性”的方式总结宋真宗一朝的政治弊端,带有浓厚的文学书写色彩。考辨地方文献中有关蔡伯俙家世的书写,揭示其中隐含的时人对于“科举之学”、理学与家族发展方式的思考。

科举试论的历史考察与现实省思

论作为科举考试的一类题型,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唐高宗时期论即被纳入进士科考试,及至中晚唐,论成为独立的考试题型。宋代科举普及经史论,论的写作格式逐渐定型。清初试论围绕基于《孝经》抑或《性理》命题有过政令反复,因易藏关节,乾隆后期不再基于《性理》命题,清末短暂恢复试史论,随着科举被废,论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科举试论初期增加了考试的多样性、灵活性与实用性,中后期程式化写作则限制了士人驰骋才思、自由论辩的空间,影响了考生个性发挥与考试公平。科举试论于今仍具启示:1)考试题型与内容的设计要符合国家的施教理念与育人标准;2)考试题型与内容应立足人才选拔的需要,当其展露弊端时应及时调整、改革乃至废除;3)应稳妥推进考试改革,把握好公平与效率、规范与个性的动态平衡。

皇帝之问:宋代殿试策问及其模式化焦虑

对宋代殿试策问的研究,通常关注其所蕴含的史料价值或文体学意义,但这两种视角各有局限。在试策被确立为宋代殿试的唯一项目之后,殿试策问成为宋代皇帝和士人沟通的重要方式。策问中普遍反映出帝王的焦虑,问题由焦虑所引发。焦虑通常来源于与上古理想政治状态的反差,与汉唐明君、本朝先皇统治状况的比较,儒家经典文本的制约,以及天降灾异。其实这些焦虑和来源也出现于前代帝王及文人拟作的策问之中,是一种"模式化焦虑",是宋代皇帝与士大夫共享的一套政治话语的组成部分,体现了传统中国帝王们政治想象力的深刻局限。一旦面临非常的政治情势,殿试策问中仍然会显示出独特的政治印记,它们夹杂、隐匿于模式化焦虑和惯常的政治话语之中。

宋代科举解试、省试诗文献考论

宋代省试、解试多数时间考有诗,但这类诗在现存文献中保存却很少,《万宝诗山》成书及真伪情况复杂,其它拟作专辑多未流传,科场所作只零星散见于各类文献中,文人场外拟作则相对较多。宋代省试、解试诗作出题多以古人诗句为题,尤其是以杜甫诗句为题较多,命题相对较为随意。宋代省试、发解试诗及拟作对研究宋代科举考试内容、宋代诗歌及文学风尚有重大意义。

扬名之重与传世之轻——论明人文集中的科举文体

明代科举对士人生活影响甚大,科场文字进入士人文集是必然之事。考察明人文集中科举文体的存在状况,有利于理解科举与文学的互动关系。会试之榜首——会元作为科举和文化精英,其文集具有典型意义。在现存明代会元别集中,八股制义近乎绝迹,可见明人并不认为这一文体具有传世价值;策论一般作为彰显身份的表示,殿试策尤其如此;馆课乃是特定环境下的职业性写作,比较特殊。科举文体在文集中的存在状况说明,它们在士人的文学观念中并不处于较高的价值层次。

《吕氏春秋》数字形式之寓意

战国中后期,许多学者将探索天地万物所具有的特定数字表现形式,当作探索宇宙、人生、政治的根本途径来看待。《吕氏春秋》承继了这种探讨,并力图将各家之说统合起来。此书所采用的数字化结构形式,利用数字的神秘寓意来表现其编撰意图。十二纪之12×5形式,意在表明所论是蕴含天地之奥秘,体现了"道"之根本的天子之制;八览之8×8形式,隐寓地道、臣道、治术;六论之6×6形式,既象六合,又寓"人道六制,"而偏重于人(士)的视角。《吕氏春秋》的神秘数字体系,是以历数为主,兼用《易》筮之数,来统合已成常识的神秘数字。这表现了此书编撰者试图超越当时的学派之争,从古老的传统和普遍的常识中寻求智慧,破解天、地、人奥秘的意图。

高考作文命题对科举考试“乡试”的借鉴及评卷建议

高考语文作文应借鉴与传承科举"乡试",首先进一步加强评卷教师队伍建设,严格评卷教师职称及业务要求,严禁资格不符人员参加评卷,规范评卷教师年龄,建立评卷教师健康档案等。其次,为提高评卷效率,预先准备多种类型标准答卷,避免过细、太费时间的评分标准。最后,为保证作文阅卷质量,应逐步提高高考阅卷资金拨款,允许考试组织机构适当增加考生报考费用,接受社会企业捐款,制定阅卷教师表彰等制度。

汪时跃及其所编文选、文话

明代万历年间举人汪时跃是一位靠编书闻名和谋生的安徽士子。据《休宁西门汪氏宗谱》等材料,可以考察出汪时跃的家世生平;据他在杭州所编的《镌昭代名公四六类编》和《举业要语》等书的基本内容可以考察其所反映出的时代变化与文化含义,增进对明代社会和文人生存状态的了解。

在比较的视域中看刘熙载的制艺理论与实践

清代文学批评家刘熙载也是八股文的写作高手。刘熙载所著《艺概》一书由六部分组成,其中《经义概》专门研究制艺即八股文的写作艺术,理论概括性很强。刘熙载《制义书存》是其早年八股文写作实践的记录,我们可以据以深入地了解刘熙载八股文的写作水准。虽然科举制度是一种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官吏选拔制度,但是其中的合理因素有益于我们今日所推行的公务员制度建设。八股文是一种综合性极强的文类,它几乎囊括了中国文学的所有体裁,因而八股文对于我们今日研究写作艺术仍有重要的参考作用。英国历史上的类似事物为制艺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高考作文：直视民生?沉湎诗意?

今之高考作文,较古之殿试策问,二者在精神实质、形式和作用等方面有特别明显的相似之处或继承性。故考察古之殿试策问,关照今之高考作文,不论对于正确认识科举制度,还是对当今高考作文的改革与发展,当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古代科举殿试策问直视当今高考作文命题新倾向

今之高考作文,较古之殿试策问,二者在精神实质、形式和作用等方面有特别明显的相似之处或继承性。状元殿试策问,重在引导天下学子关注国计民生,于古于今都有一定的实践价值与启示意义。故考察古之殿试策问,关照今之高考作文,不论对于正确认识科举制度,还是对当今高考作文的改革与发展,当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科举考试性质、内容与形式看高考作文命题

绵延1300多年的中国古代科举考试,是古代一种选拔政府官员的考试,在内容上主要是考查考生掌握儒家经典等相关知识。考试还就当时政治、经济、军事、生产等方面提出亟待解决的问题,由应试者发表意见,作出书面回答。由此选拔官员(候补官员)。在考试形式上,由口试与笔试两种。笔试情况复杂,又有"帖经"、"墨义"、"策问"、"诗赋"等多种形式。因此,中国古代不存在今天意义上的"语文考试"。即便是1300多年的科举考试,也不是只考一篇作文。我们不能从"中国古代1300多年的语文考试只考一篇作文"这一错误的前提,得出"高考语文只要考一篇作文"的结论。

论唐代科举诗的升仙话语

在唐代科举诗中开始出现了一类升仙话语,即把科举及第以升仙隐喻。此类话语在科举诗和游仙诗中一体两用,遇和不遇唐人都以升仙来表达,当他们得意、得遇之时,则隐喻为升仙;如果失意、不遇之时,则希望游历仙界。这一现象,展示了道教神仙思想影响下,唐代科举士子幽微而复杂的情感世界和价值追求。对这一现象的深入分析研究,可以丰富我们对唐代科举制度、科举文化的认识。

明代科举考试策试题型分析及对当前学校考试评价改革的启示

通过对明代科举考试试题的分析,进一步加深我们对科举制度和学校考试评价制度本身的认识。同时,明代科举考试试题中的积极因素,给当今学校考试评价提供了诸多参考和借鉴。

清代云南督抚群体的初步量化探究——兼论该群体对云南水利发展的促进

督抚是清代统辖文武、综制军民的封疆大吏,身系地方稳定与国家安危。云南作为西南藩篱,民族杂处,形势复杂,其最高地方长官的任选与清代政治制度的发展及边疆治理的方略息息相关。通过构建云南总督巡抚数据库,对该群体进行量化分析,结果显示:云南督抚群体民族构成与科举出身的变化趋势和清代官员中汉人比例逐渐增多、科举身份逐渐提高的总体趋势相吻合,同时受到维护边疆地区稳定的需要而出现相应波动,体现了清政府以旗人掌管西南地区军事为主,但又重视选贤任能的政治逻辑。此外,由对该群体在云南经理水利建设的分析,可见清政府在以武力有效维护地方稳定的同时,亦通过督抚的政治经验,推动了当地农业经济建设,实现了在云南较为有效的统治与开发。

论宋代科举考场外的诗歌创作活动

宋代进士科考试的总体趋势是重"经义"而轻"诗赋",但是,"以诗取士"的传统源自先圣教诲,宋代整个科举考试过程中,伴随着诗歌创作活动。即使是在考场之外,也存在着大量的诗歌创作活动。具体地说,有鹿鸣宴赋诗、赴考行卷、礼部锁院唱和、闻喜宴赐诗及其他诗歌创作活动。鹿鸣宴题诗内容有:祝贺考生通过发解试,称赞考生的文笔和才华,描写鹿鸣宴的环境和氛围,勉励或期待考生在省试中有出色表现,颂扬太平盛世。同时,宋代行卷之风一直得以持续。礼部锁院唱和不受科举考试限制,题材最为宽泛。闻喜宴赐诗相对程式化。与科举相关的其他诗歌创作有:送人赴考、祝贺登第、安慰落第、新科进士抒怀等。这些诗歌创作表现宋代知识分子生活的多重情态。总之,科举制度一直是宋代诗歌创作的一项重要推动和促进因素。宋代诗歌创作与科举考试的互动关系,可以作为宋代"以文为贵"社会风尚的重要佐证。

清末科举改制前后的史书市场

清末科举改制,首场试史论,二场常考西史,以致读书人纷纷瞩目史学。改制章程一出,书场坊肆看准商机,采用新式广告宣传,印刷大量史书。场前史类书最是畅销,时人多批评举业史书难脱词章窠臼,不足为史著。但活跃、多元的市场也为史书出版带来了新气象,删减版史书因便于考试之故迅速占领市场,“不得法”的兔园史册已令乡陬学子大开眼界,西史书籍因与考题关联被士子广泛购阅,读史风气渐开。新史家对史书市场乱象的批评又促进史学自我革新,为20世纪初的史学开新作了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