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标准的刑法规范效应

补充技术标准、建构刑法规范内容的效应,具有法定化效应和常态化效应两种情形。作为特殊的行政立法种类,技术标准不是法规范,只是行政主体出于裁量权自我规制而制定的行政规则。但是,当前刑法理论否定技术标准规范效应的做法并不可取。技术标准具有科学性、专业性与政策性,值得刑事司法的信赖,而且对于犯罪判断中触及的科学技术问题具有便宜认定的作用,刑事司法适用技术标准也不会违反罪刑法定。所以,刑事司法中技术标准发挥的规范效应具有合理性基础。技术标准属于行政裁量的范畴,基于权力分立与行政自主、行政的专业技术性、避免司法负担过重的考虑,司法对行政裁量的审查是有限度的。刑事司法中法官也不必全面审查技术标准,不用对技术标准的实体内容作出评价。不过,刑事法官可以对技术标准的制定程序与射程范围进行审查判断以合理控制技术标准的规范效应;而对于实体内容显著不合理的技术标准,可以考虑在量刑层面予以一定“补偿”。

环境行政处罚司法审查中“明显不当”标准认定与适用——基于对137份判决书的实证分析

环境行政处罚司法审查中“明显不当”标准的认定与适用是实践中的重点和难点。通过对137件相关案例的分析可知,目前“明显不当”标准的适用的困境可以被归纳为,“明显不当”标准适用领域不确定与“明显不当”判定标准模糊。而标准适用困境的成因则包括审查标准适用模糊以及缺乏统一的判定标准适用路径。其中,缺乏统一的判定标准适用路径具体体现在,专业性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具有局限性、裁量基准在司法审查中的适用尚不明确以及对行政法基本原则的适用存在分歧三个方面。宜采取“总+分”的形式优化环境行政处罚司法审查中“明显不当”标准适用路径。其中,在“总”的层面需健全裁量基准在司法审查中的适用机制以及创新专家辅助人制度。在“分”的层面则可以从厘清立法定位与运用体系解释两方面出发,明确“明显不当”标准的适用领域;从细化“结果畸轻畸重”标准与“忽视相关因素”、厘清“违背行政法原则”标准两方面入手完善“明显不当”的判定标准。

论行政裁量基准法律效力的类型化构建

行政裁量基准是控制行政裁量的重要规范性工具,裁量基准法律效力的辨明有利于规范行政活动,反哺行政立法的科学化。有关裁量基准法律效力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事实效力说、间接法律效力说和直接法律效力说,但都缺乏对裁量基准法律效力的全面的体系性认知。全面认识裁量基准的法律效力必须建立在对裁量基准种类的类型化构建的基础上。具体而言,对裁量基准法律效力的评价体系应基于裁量内容标准、公开性标准、创设权利义务性三个因素进行类型化构建。据此,裁量基准的法律效力应当三分为事实效力、间接法律效力、直接法律效力。个案裁量基准的法律效力则根据三个因素组合的具体结果在间接效力到直接法律效力之间波动。同时,可以采取“赋分制”对具体类型的裁量基准法律效力作可视化处理。

医疗保障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纵议

医保部门成立时间较短,专业行政执法人员不足,查办行政处罚案件数量较少。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制定执行可以为执法机关提供执法尺度遵循,保证案件处罚裁量合理。医保部门现行32部省级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各有特色,但实案不遵循裁量基准、裁量因素架空裁量阶次、初次违法标准不明确、违法金额统计口径混乱、未体现对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考量等问题也普遍存在。本文解析并探索改进完善医疗保障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以期精准指导办案,有效规范执法行为。

地方科学技术奖设立的规范冲突及应对策略

在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背景下,需要重新审视中央科技奖励制度改革决策与国务院科技奖励立法之间规范不一致的问题,该问题衍生出省级以下地方行政机关地方科学技术奖设立的规范冲突。研究发现,地方科学技术奖设立的规范冲突是国家逻辑、绩效逻辑、行业逻辑等多重制度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为充分发挥地方科技奖励制度的结构性功能,应当明确中央科技奖励制度改革决策的优先效力,通过行政解释或者备案审查机制实现改革决策与立法决策的有效衔接,通过立法清理机制实现地方科学技术奖设立规范的协调统一。

重大行政决策裁量基准的规范构造研究

重大行政决策裁量基准可对决策行为自由裁量权进行规束。我国行政法学界对一般行政行为裁量基准制度较为关注,但对其他裁量基准制度缺少系统化梳理与类型化研究。《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授权决策机关根据重大决策事项内容规定,结合职责权限和本地实际,确定决策事项目录、标准,系立法首次肯认“重大行政决策裁量基准”存在。重大行政决策基准独立的条件已经成熟,着眼于决策裁量基准体系的法治实践现状,需从基本性质、原则遵循、控制目标与技术路径等维度明确其框架体系,并在决策基准规范体系、审核主体、审查标准、外部监督等方面建构类型化完善进路,以期对完善我国行政裁量基准制度体系有所助益。

行政处罚中智能行政裁量的实践隐忧与进路调适

在自动化行政背景下,行政处罚中裁量权面临着不公开、少互动、僵化裁量、无逸脱等实践运行隐忧,并影响着处罚结论的公正性。为此,需要明确智能裁量在行政裁量中的载体地位,努力实现行政裁量时公平与正义的动态平衡。调适行政处罚中的智能裁量权行使:根据处罚案件的复杂程度、裁量基准的有无和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多少对智能裁量介入限度进行分级构造;统一裁量基准立法,在裁量基准中初步制定智能裁量的具体规则;构建裁量基准转化的可视化制度,破解“算法黑箱”的难题;在自动化裁量决策系统中设计智能裁量程序规则,避免自动化处罚中相对人程序权益被无限压缩;在自动化裁量决策系统中应用智能裁量逸脱机制,“唤醒”裁量基准中的逸脱条款。

行政裁量基准的法律属性及其效力分析

随着行政裁量基准制度法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行政裁量基准的效力问题亟待厘清。行政裁量基准的构造和法律属性是明确行政裁量基准效力的前提问题,行政裁量基准的内部构造包括要件裁量基准和效果裁量基准,其外在表现包括规范性文件、指南、行政惯例等多元形式;行政裁量基准在性质上应当被认定为“内部行政规范性文件”。行政裁量基准的法律效力在适用对象上及于行政机关和相对人,在适用时间上是行政裁量基准公布之后。从行政裁量基准运行过程角度看,行政裁量基准在行政执法实践中具有很强的约束力,行政机关原则上应当遵守行政裁量基准。在行政救济阶段,行政裁量基准的法律效力因是否经过法院的附带审查而有所差异。对于前者,法院应将合法的行政裁量基准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对于后者,其对于法院没有约束力,但法院原则上应予以尊让。

行政执法机关案件移送标准的反思与重塑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在行为规制上的交叉与竞合,决定了二者存在相互衔接的问题。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机衔接的关键则是设置科学合理的案件移送标准。当前我国立法中规定的“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标准过度限缩了行政执法机关的裁量权,致使执法机关面临着机械化案件移送和惯性违法的两难困境。事实上,刑事不法与刑罚处罚并非全然对应,实践中很多涉嫌犯罪的轻微违法行为并不具有移送司法的必要性。因此,应当赋予行政执法机关案件移送必要性的裁量权,确立“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移送标准,从而保证案件移送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裁量基准司法审查的区分技术

真实文本中的裁量基准具有双重性格,它既可能会通过格次划分技术触及法律效果问题,从而呈现出行政裁量细化的角色;同时也可能会通过行政解释技术涉及法律要件问题,从而呈现出不确定法律概念具体化的秉性。由于传统上法院对不确定法律概念和行政裁量的司法审查强度强弱有别,因此对裁量基准的司法审查也应采取两元区分的方式逐一展开,即法院应根据基准文本所对应的客体究竟是"不确定法律概念"还是"行政裁量",分别奉行严格与宽松的不同审查立场。在本质上,这是一种更为贴近文本的司法区分技术,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平衡裁量基准规则主义与行政自制之间的紧张关系。

论比例原则对行政强制权的规制

被誉为行政法"皇冠原则"的比例原则,在行政强制领域的适用具有深厚的法学理论基础,是宪政哲学、控权思想和法治理念在公权力运行中的具体表现。我国《行政强制法》对比例原则的引入和适用体现了立法机关对公私权益平衡的考虑和对个体权利免受非法侵害保护的关注。由于引入时间较短以及具体国情的特殊复杂性,加之原则固有的抽象性、辅助性特点,比例原则在我国法域内的适用程度不够彻底充分,在规制行政强制权行使范围和行使方式方面尚存在一定局限性。现阶段应将比例原则作为基本原则在立法上做出明确表述并加以细化规定,强化该原则在紧急强制执行和救济途径选择上的适用,将妥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作为司法审查的考量因素,通过案例指导规范比例原则的准确适用,充分发挥其规制行政强制权滥用、保障相对人权益的功能作用。

行政执法裁量基准的性质辨析

裁量基准作为行政自制的利器,旨在实现行政法规范的具体化,防止行政裁量权的滥用。作为解释性行政规则的裁量基准,其性质并不是法,但对行政机关与公务员具有拘束力,可作为行政执法的依据。为了保障个案正义之实现,行政执法者仍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依法超越裁量基准之限界。

论行政许可裁量基准

许可裁量权的滥用及许可实施的机械主义均为行政许可的恣意,并不符合许可正义实施的要求。许可裁量权的存在及对其功能主义的检视突破了裁量基准对行政处罚的原初和典型适用,实质上多数情形下许可标准是法律标准与裁量基准的混合。行政许可裁量基准有区别于其他行政行为裁量基准的法律个性,包括全面公开性要求、类别化的技术构造和直接的对外效力,并且这种特性构成了其作为司法审查依据的基础。

行政裁量基准:理论、实践与出路

近几年来制定行政裁量基准风行于各级各类行政机关。裁量基准无论是作为一种行政立法的范式,还是作为一种行政执法的实践,抑或是作为行政法学的研究对象,愈益呈现出盛况空前之势。为了规范行政裁量基准,最近,国务院法制办下发了《关于规范行政裁量权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对裁量基准的制定主体及其法律效力等问题提出了初步意见。[1]笔者认为,为了使该制度趋于完善,学界不可一味推波助澜,而应当冷静思考,探讨该制度的完善之道。理论界与实践部门应当携起手来,趁国务院法制办征求意见之际,对是否要制定裁量基准、裁量基准的性质如何等理论性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同时,对裁量基准的制定主体、如何制定裁量基准、裁量基准的法律效力及其有效实施等实践性问题作出具体的回答。

城乡规划法第64条执行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从《关于规范城乡规划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谈起

通过解读《关于规范城乡规划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的内容,详细讨论了对《城乡规划法》第64条相关内容的理解。区分了"尚可"和"无法"采取改正措施以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两种情形,并提出各自的处理流程;提出与当前一些学者和从业人员观点不同的看法,强调要重视改正和拆除等措施以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认为拆除应作为"无法"情形下的首位处理措施,将罚款作为辅助管理手段;提出应当严格限定补办手续的应用范围。

我国环境行政罚体系的重心迁移与价值调适——以《环境保护法》修订案第五十九条“按日计罚”制度为中心

通过定量化的方法对比《环境保护法》修订案颁布前后当代中国行政法体系中环境行政处罚体系的基本构成、主要种类、处罚力度与幅度、整体分布等数据,可以发现《环境保护法》修订案第五十九条对于"按日计罚"的规定及其引发的后续连锁立法动向将会造成中国大陆地区环境行政处罚体系事实上的重心迁移。作为一种新的处罚形式,对传统的特定种类应科以金钱罚的环境资源开发利用行为,《环境保护法》修订案所规定的处罚力度与幅度骤然加大,随之而来的也有更大的环境行政执法风险。在此意义上,环境利用行为人的谨慎行为义务与环境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注意义务被强化。基于这种社会背景,与先前环境行政执法实效疲敝松弛的状况相比,这种迁移重新引发了在西方国家行政法中一度显赫的裁量正义问题的勃兴,并且以人的实践理性为基石的环境行政裁量基准体系构建的重要性得以凸显与加强。

卫生行政处罚裁量标准制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思考

卫生行政机关通过制定裁量标准等形式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进行限制是必要的,但应正确把握对裁量权的限制程度,防止走向僵化。裁量标准制定主体的多元化带来了法制统一问题和低层级行政机关制定裁量标准是否合法的疑问。在具体裁量标准的制定中,还存在对法律越权变更、过于僵化、忽视部分裁量因素、不同地域差距过大等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思考。

行政裁量基准之上的个性化正义

行政裁量基准在我国发展迅速,但也呈现出僵化趋势,有必要采取适当措施恢复裁量的能动性和生命力。应当充分利用我国行政裁量基准的特殊属性,并发挥我国特有的检察监督职能,构建以裁量基准为核心,裁量公开机制与检察监督相辅助的裁量控制体系,保障形式正义的同时,兼顾个案实质正义。

行政裁量基准制度的完善

行政裁量基准制度是一种行政机关自发的约束行政裁量权的执法制度,其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行政裁量权必须存在但又极易被滥用的特点。行政裁量基准制度在行政执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存在手段和目的之间不可调和的紧张关系。在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指导作用下,可根据比例原则和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完善行政裁量基准制度。

行政裁量标准的概念解构及其法治保障——以H省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标准为例

行政裁量区别于立法定量,有其独特的构造和制度特点。对行政裁量的细致研究与制度建构有助于保障行政权力的正确有效行使。行政裁量标准的制定有其必然性与规律性,但也伴生着相应的问题,缺少了相应的合法性审核机制,与执行层面也未形成有效的反馈互动。在裁量的构造技术上,行政裁量标准的效果格化中的区间定位的适当性和情节细化中的情节确定都可能存在诸多问题。裁量限缩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也可能存在相应瑕疵。一些特殊"责令类行为"的定性仍有待厘清。必须及时补足行政裁量标准中的合法性审查机制,同时尽快出台相应的行政裁量标准规则,有效厘定情节细化和效果格化中的具体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