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案件繁简分流的方法研究——以北安法院通北法庭为例

以立案登记制开篇、以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此轮司法改革陆续出台了大量的措施,立案登记后,大量案件涌入法院,法官员额制后,自己的案件自己要终身负责。在繁重的工作量、严苛的责任承担下,员额法官的需求量与实际执业者的差距越来越大是必然的现象。结合所在的基层法院——北安法院的案件繁简分流中的两种模式——全院为单位的案件繁简分流和通北法庭为单位的团队内繁简分流所取得的办案效果深入分析,得出以法庭为单位对案件进行繁简分流更符合司法规律的结论,进而提出将此轮司法改革的各项举措有机整合起来,在法律上明晰法庭及庭长权责,让庭长“有为又有位”,作为庭长的灵魂全面承担繁简分流的开展工作,承担起繁简分流中疑难案件的审理,真正实现繁简分流“简案快审、繁案精审”的目标。

法院“案多人少”的应对困境及其出路——以民事案件为中心的分析

"案多人少"是目前我国法院系统的一个实践问题。"案多人少"的现有应对之策陷入如下困境:员额制下增人不现实;减案是治本之策,但提高诉讼门槛迫使当事人远离诉讼欠缺正当性;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因权威性不足影响运行实效;深度挖潜提高诉讼效率已达边际。即便是当下法院颇为倚重的繁简分流,也因存在内在逻辑冲突而制约其运行实效。在我国2002 2014年民事诉讼案件的结案方式中,撤诉和调解结案率共计60%左右。可见,通过撤诉和调解结案的纠纷中蕴含着当事人能够和解的极大可能性,这为扩展调解程序的强制性适用提供了现实基础;并且还应对审前准备程序进行实质化改造,使其具有独立分流案件的程序功能。

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视阈下民事速裁机制构建的逻辑与路径

速裁所指的不是一种程序,而是一种机制,故完善速裁不能仅将眼光局限于"程序视角",而应当着眼于"机制视角"。当前,我国民事速裁尚未形成完备的机制,表现在:大量非速裁案件纳入速裁范围,导致"越位";速裁案件审理规则不完备,导致"错位";未针对速裁案件设置对应的审判组织机构和相应的审级运转衔接模式,导致"缺位"。完善民事速裁机制,应设置专门的速裁法院(庭),并在中级法院设置速裁庭,实现"补位";以标的额大小作为繁简分流的首要标准,实现"归位";根据速裁案件的特点设置相应的审理规则,实现"正位"。

立识审三合一的繁简分流模式探究

当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人工识别模式、电子识别模式以及人工+电子混合识别模式尽管都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既不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更会导致程序之间的空转。通过亲自立案、亲自识别、亲自审理简易案件的三合一模式改革,法官既可以实现立案环节的调解和证据材料的当场补全,又可以同时实现案件的繁简识别,还同时实现了与当事人的面对面交流与阅卷,为案件后续的快速审理节省了大量宝贵时间,整体缩减了案件尤其是简易案件的审理期限,真正实现了简案快审,相应地也为繁案提供了精审的时间与空间。

民事案件繁简分流中简案识别及其诉讼机制研究

简案有效识别是案件分流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一旦繁简识别不当,必然对司法资源造成浪费,但如何区分简单案件和复杂案件目前还没有统一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多采取定义法、范例法、前置法等进行识别,但这些识别方法各有优势与不足。目前,还存在案件繁简分流标准不明确、简易程序适用不规范、司法人员岗位配置不合理、“送达难”造成司法效率低下、相关部门与律师作用发挥不够等司法实践困境。针对上述问题,各级地方法院要根据案件案由、类型、标的额、复杂程度等确定简案识别机制;同时,要通过合理运用预立案制度、实施审前程序分流、丰富送达方式、简化审后文书等方式,提高民事诉讼效率。

检视与修正:民事诉讼中简案识别及其诉讼机制研究

当前,如何区分简单案件和复杂案件没有统一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多数采取定义法、范例法、前置法等进行识别,但这些识别方法各有优势与不足。目前,还存在案件繁简分流标准不明确、简易程序适用存在不规范、司法人员岗位配置不合理、“送达难”造成司法效率低下等司法实践困境。针对上述问题,各级地方法院要根据案件案由、类型、标的额、复杂程度等确定简案识别机制;同时,要通过合理运用预立案制度、实施审前程序分流、丰富送达方式、简化审后文书等方式,提高民事诉讼效率。

民事诉讼繁简分流改革背景下合议制规则的适用审视与实践完善

民事诉讼繁简分流改革背景下,哪些案件应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司法实践中标准不一。通过透视A市F区法院2020-2022年合议制的适用现状发现:当前法院适用合议制审理的案件数明显少于适用独任制审理的案件数,且哪些案件需组成合议庭审理无明显规律可循。法官是否选择适用合议制主要基于其审判团队的工作量、案件的疑难复杂程度、考核指标以及其他不稳定因素的考量。进一步分析可知,其实质是法官受法院人案矛盾的加剧、司法责任制的压制、司法考核的束缚、社会效果的衡量等因素的影响。基于此,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分析,民事案件合议制规则的实践完善不仅仅应明确界定合议制的适用标准、实现陪审实质化,更应着眼于深化民事诉讼繁简分流改革、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健全司法考核指标体系及注重案件“三个效果”统一等多方面的改革与完善。

民事简易程序改革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发现,2020年试点的民事诉讼繁简分流改革对简易程序调整幅度不大、改革成效不太明显,相应地,2021年《民事诉讼法》对其修改条款较少。原因在于,一方面,民事简易程序具有“相对性”的实践特征,其并非立法预设的“简单”案件的审理程序,而是基层法院排除难案之外、绝大部分“相对简单”案件的审理程序,程序简化的改革空间较小;另一方面,简易程序无法在不压缩审限的背景下追求效率的大幅提升,效率提升的改革目标受阻。未来中国需要怎样的民事简易程序?或可从程序定位中找到答案,即民事诉讼三大程序“由简到繁”之阶梯式定位:极简案件适用小额诉讼、相对简单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复杂案件适用普通程序。

刑事案件全流程繁简分流机制研究

解决刑事诉讼中“案多人少”的问题,应当将视野扩展至刑事案件的全流程,考察各环节对轻微案件的分流机制及其利弊。刑法立法如何处理轻微不法行为,决定性地影响到打击面的大小和刑事案件的原始规模。公安机关对轻微案件是否立案、是否侦查、是否破案,检察机关在多大规模上裁量不起诉,大幅度影响了进入审判环节的案件数量。法院在不“加人”前提下通过简案快审、繁案精审追求“减事”,改善空间可能并不大。不同环节的繁简分流机制,还对立法/执法/司法、公检法三机关、国家与公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分别产生深远影响。

民事案件繁简分流制度的完善——基于对A省基层法院的调研

对A省基层法院民事案件繁简分流实施情况的调研发现,繁简分流制度改革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存在法定审限内结案率下降,上诉率、申诉与申请再审率上升,审判质效并没有取得明显提升等问题,甚至有些法院还出现“立案难”的“返祖现象”。影响繁简分流效果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繁简分流的标准存在模糊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狭窄”;另一方面在于审判资源投入不足,“普通程序-合议制”之“捆绑”及法官职业保障制度的“容量”不足。相信通过进一步改革完善,繁简分流将能促进审判质效明显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