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visioning the Profile of Chinese Cultur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cial Value Theory

For a few decades China has undergone an enduring, drastic and complicated transformation. The structure and form of Chinese culture has been profoundly shaped and re-shaped during this process. With careful analysis of the history and the actualities, this paper presents a sketch of Chinese culture that highlights three significant traits; an elegant temperament featuring both classicality and novelty, an intrinsic value focusing on nature and freedom, and an encompassing structure marked by harmonious diversity. A new Chinese culture has already revealed her profile against the sunglow at the dawn of the new era. Beautiful and promising as it is, Chinese people believe that she deserves being heartily applauded, warmly welcomed, and boldly embraced.

和合共生: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文化逻辑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生发于中华文化哲学沃土,根植于以“和合共生”为文化主旋律的本土教育范式。“和合共生”蕴藏三重文化逻辑,即以“中道圆融”为人与自我共生之基,以“和而不同”为人与人共生之本,以“自然无为”为人与自然共生之道。推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持续发展,应遵循以“和合共生”为价值本源的文化逻辑,以“中道圆融”泽润生命关怀教育底色,以“和而不同”丰盈社会生活教育内涵,以“自然无为”引领自然生态教育方向,立体式构建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文化生态,实现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展望未来,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实践与研究应扎根中华文化哲学沃土,立足本土文化的主体性和现代性,遵循“和合共生”文化逻辑,为世界教育现代化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显性断裂与隐性承袭:从代际共育看家庭伦理的现代化

本文以“农二代”城市新移民家庭的代际共育为经验研究对象,讨论农业家庭进城后中间一代在同居共育过程中重建家庭平衡的实践过程。一方面,面对强大的现代化压力,中间一代有意识地依据培养现代个体的观念与技术来抚育子代,他们对自己儿时被抚育经历的反思强化了“为人父母”时抚育理念的现代化,造成祖代与中间一代观念上的显性断裂。另一方面,在共居育儿的生活实践中,中间一代又隐性承袭了亲子一体的传统意识,既会无意识地调用亲子一体的伦理资源来平衡家庭关系,也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文化自觉”,体认到育儿的现代实践依赖传统一体的支持。“一体”与“个体”的交织塑造着家内行动者尤其是女性的感情世界。这一过程既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伦理深沉而恒常的支持力量,又蕴含着其在当下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可能。

少数民族政权对儒家文化的共享及其对大一统中国发展的贡献

从先秦时期开始,中国的民族国情就是多民族。多民族的民族国情影响和制约着多民族中国国家发展的基本走向,其最大特点就是在多民族中国发展过程中国家的大一统是主流。少数民族政权为大一统国家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但是某些日本和美国学者故意忽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政权对多民族中国大一统的向心力与认同感,夸大少数民族政权的独立性,罔顾各少数民族政权对大一统追求的事实,罔顾少数民族政权政治家对儒家文化的共享和使用儒家文化进行政权建设的事实,是对统一多民族中国国家性质的否定。因此必须加强对中国大一统历史演进中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贡献研究,以澄清这部分日本和美国学者的错误认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坚实的历史基础。

21世纪以来宋辽关系史研究述评

宋辽关系在10至12世纪初东北亚政治格局中占据主流地位,是宋史与辽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21世纪以来,宋辽关系史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主要集中在宋辽和战、交聘制度、经济与文化交往交流以及政治关系格局等方面。综合来看,学者们在对相关史料进一步发掘和利用的基础上,对宋辽双方的战略调整、边界交涉、使臣群体等问题予以关注,推动研究走向细致具体;将宋辽关系置于多民族政权并立的背景下进行探讨,拓宽了宋辽关系史研究的视角。但值得注意的是,重复性研究还是不同程度存在,具体研究又多聚焦于北宋一方,对辽朝交聘制度的运行机制、辽朝对北宋的边防策略等问题有所忽视,尚有待深入考察。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品格:明体达用、体用贯通

习近平文化思想既在理论上实现了守正创新,又在实践中为新时代文化建设谋篇布局,彰显了“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品格。“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品格承袭于中国哲学视域下的“体用不二”观,吸纳了近代“体用”之辩与“中西”之争所蕴含的“体用一源”的精神实质及实践内核。“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品格在理论上实现了对中国哲学“体用不二”观的守正创新,在文化建设、意识形态建设实践中发挥了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实践效能,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人民性的本质属性,彰显了解答“体用关系”理论难题、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重大时代意义。深刻体悟这一鲜明品格,是准确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肩负起实现新的文化使命的责任担当的题中应有之义。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用”“贯通”的揭示

2023年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并将“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勘定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品格”。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沃土,也必然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重要对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认识之“体”、传承发展之“用”和新时代具体实践上的“贯通”进行了明确揭示。在理论认识之“体”上,习近平文化思想明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周涵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外延,确证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农耕属性,辨明了优秀传统文化的特征,凝练了中华文明的特质。在传承发展之“用”上,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了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根脉地位,指明了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基本原则,提出了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具体目标任务,阐明了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路径。在新时代实践的“贯通”上,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中华文脉”“两个结合”“历史传统”“中华文明”四个核心范畴和命题将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属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贯通。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高职院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路径探究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新时代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内容和有力杠杆。新时期的高职院校,承担着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的重要使命,面对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当自觉肩负起复兴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该文总结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分析了高职院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以及存在的痛点难点,最后提出高职院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路径,旨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为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生态环境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演进中的作用

生态环境不仅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民族以及民族文化产生和发展的条件。中国地域辽阔、生态环境复杂多样,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华民族的发展兴盛得益于中国多样化的生态环境和从更新世早期开始的温暖气候,其发展则与更新世中期的“气候适宜期”密切相关:中国北方的旱作农业和南方稻作农业均起源于距今10 000年前后的全球气候变暖期,鼎盛于“气候适宜期”(如仰韶文化中期的庙底沟时期和良渚文化时期等),形成了“满天星斗”的格局;距今4000年左右的全球降温事件,不仅促进了夏王朝的建立,开启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也使得游牧业从种植养殖业中分裂出来;随后的四次寒冷期(西周寒冷期、东汉魏晋南北朝寒冷期、两宋寒冷期及明清寒冷期),大量人口向南向东迁徙,加速了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之间的融合,尤其是极端的寒冷期使得北方游牧民族大举南下并建立新的王朝,这在客观上加速了中华民族一体化格局的进程。寒冷期过后的温暖期改善了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使得人口向西转移,这也促进了中华民族东西部的一体化格局;作为自然地理的“走廊”,不仅是众多民族人口迁徙的历史地理通道,也是连接中华民族多元区域之间的纽带,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外,文化因素,特别是“大一统”思想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延续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离不开生态环境因素与文化因素的综合作用。

红色文化对内蒙古民族团结思想的影响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和魂。内蒙古的红色文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各族人民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极具历史特征、民族特色和区域特点的文化资源,它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信仰宗旨,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政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各族人民进行艰苦奋斗的实践样板,也是加强中国特色民族团结的文化力量。它所蕴含的坚定执着追求理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坚忍不拔勇往直前、平等团结友爱互助和依靠群众夺取胜利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是民族团结进步的精神力量。新时代,进一步挖掘利用内蒙古地区红色文化资源,将红色文化与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有效融合,增强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的民族团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事业再上新台阶,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早日实现奠定坚实基础,是教育战线的一项迫切任务。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同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相结合的内在机理与话语创新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命题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规律性认知的深化,引发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热潮。在自然生态领域,基于马克思主义行的科学真理性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时代价值性的对立统一性,厘清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相结合的必然性、可能性与创新性,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扎根中华大地,推进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发展,永葆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树常青的题中应有之义。

毛泽东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创造性探索及其启示

从对“中华民族”概念做出深邃的马克思主义诠释,到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结构化系统性塑造,再到对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国道路进行先行先试,毛泽东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了一系列创造性探索。他的探索既是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国家学说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自觉及实践结晶,也是原则性与发展性、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辩证统一。这对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有着深刻的方法论启迪,为接续开创党的民族工作新局面提供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及路径范式。

费孝通中华民族观的形成发展与当代价值

费孝通中华民族观是费孝通在长期研究和调查基础上提出,并且不断阐释的关于民族的观点。从长时段的学术史视角来看,其学术渊源与费孝通早年学术思想形成、自我学术反思密切相关,也源于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民族历史转向、民族调查研究经历。我国多民族交错杂居现象,促使费孝通从单一民族研究的束缚中跳脱出来,转而将民族理论研究提升到对中华民族格局形成的探索层面。费孝通中华民族观的学术研究将来需要进一步重视多民族交往关系的历史过程阐释与田野调查分析。

董仲舒“大一统”理论与“中国式”国家治理

“大一统”作为一个术语出现,肇始于《春秋公羊传》对“元年春王正月”的诠释。董仲舒以改正朔为契机,通过“大一统”理论重塑政治的合法性、重组儒学的价值观、重构社会秩序,不仅论证了汉帝国的受天命承正统,还逐渐使儒家的道德律令成为国家与民众认可的“礼仪标识”,促成了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形成,为后世开创了治国理政的典范。从“夷夏之辨”到“夷夏若一”,公羊经师根据时代之变对相关理论进行了损益阐释,而王朝的更迭则使“大一统”成为政治生活的重要一环,并不断拓展到了信仰世界、社会治理、文化认同等领域,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整合。这既保证了中国的持续一统,亦体现了“和而不同”“华夷一统”“多元一体”等治理特点。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理论地位:基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是辩证逻辑的一项基本原理和辩证思维的一种重要方法,为我们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以及重要理论地位提供了科学方法论。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维度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两个结合”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和发展,是在我们党推动文化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进程中谱写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又一光辉篇章,对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和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中华文明起源视域下的北疆文化及其历史价值

中华文明多元起源已是学术界共识,以今内蒙古地区为主体区域的北部边疆在其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历史作用。这是北疆文化形成的源头与基础,日益丰富的考古发掘材料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论断。目前已知北部边疆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址“大窑遗址”、证实中国现代人本土起源的“萨拉乌苏遗址”、展现中西方人类文明交流互动的“水洞沟遗址”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以及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具有重要影响的“红山文化”等,都表明北部边疆在中国人类及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北部边疆与中国其他地区的人类及人类文明具有一定同步性,存在诸多相同或相似的因素。随着交流互动的逐渐增多与深入,各人类及人类文明区之间相互影响,彼此吸收对方先进的因素,共同推动了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及繁荣。北部边疆在此过程中作出了自己的突出贡献,这既丰富了北疆文化的内涵,也奠定了它在中华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守望相助”:北疆文化之重要内涵

“守望相助”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提出的重要理念,是对中华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习近平治国理政重要论述的组成部分,也是内蒙古重点推进、打造的北疆文化品牌的重要内涵之一。“守望相助”理念包含友善互助、亲仁善邻、和睦相处、加强各民族团结等内容。深入践行“守望相助”理念不仅符合内蒙古的区情和实际,对于构建新型民族关系、建立良好干群关系也具有重要意义。

从商路地域差异看民国晋商服饰艺术特征与文化内涵

民国晋商商路发达,其服饰受各地域经济文化、民俗风尚等影响,形成了多样的艺术特征。文章从民国晋商涉足的三晋地区、蒙中地区、江南地区入手,分析各区域晋商的服饰特色,探究其背后的文化内涵。研究认为,源起于三晋地区的晋商服饰是黄河流域文化的典型例证,通过恪守当地服饰保守简朴的特征,对儒商观念的信仰进行物化表达。蒙中地区和江南地区的晋商服饰根据环境决定形象差异,利用服饰表明身份符号,以便快速融入当地商贸环境并突破群体界限,寻得异乡文化认同,构建出多元一体、守随并蓄的民俗风貌。

关于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几个相关问题

坚持中华民族历史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认知中国民族问题的根本性的方法论,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民族工作经验。主要就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几个相关问题进行讨论:其一,关于中华民族历史观,认为中华民族历史观是一个发展过程,其源头可追溯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发展、成熟,作为方法论有其基本要求和内容。其二,关于中华民族的内涵与外延,其内涵具体表现为内部的基础性稳定性结构、多元性多样性结构、同质性共同性结构、自调性自保性自立性结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外延则包括历史上的中华民族与当代中国56个民族。其三,关于中华民族产生、形成的时间,提出中华民族形成于“三代”时期,即“华夏族”,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内在的基本结构已逐渐发育、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性已初步具备。第四,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认识,“多元一体”是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形成了多元性与一体性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及并行发展,这是中华民族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