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伦敦大都市政府职责体系的演化

19世纪末至今,伦敦大都市政府职责体系经历了多轮调整。回顾百余年来大伦敦市的改革历程可以发现,其职责体系演化总体上呈现出“权责趋于上收、两级松散分工”的特点,都市政府职能集中于战略层面,地方政府承担具体事务治理职能。在此发展过程中,有多重因素对伦敦大都市政府职责体系的演化产生影响,但不同时期的主要影响因素并不相同。分析和总结伦敦大都市政府职责体系调整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探索大都市政府治理机制发展规律具有特定借鉴意义。

从科层到发包:碳排放配额初始分配央地事权的规范配置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进入全国碳市场与地方碳市场并存的“双轨制”运行阶段,碳排放配额初始分配的央地事权配置面临新的规范需求。当前碳配额初始分配的央地事权配置深受科层治理模式的影响,呈现横向事权集中与纵向事责下放的部门“垂直”主导;被悬置的地方政府与委重任的地方职能部门的横向“属地”虚置;碳配额分配中央委托事权与地方固有事权的交织形态。受“集权-分权”思维局限的科层事权配置加剧央地权界封闭、权能受限、权责错位的固有弊端,造成双轨结构下碳配额分配央地事权边界固化、层级管理下碳配额分配主体功能式微、目标考核下事权与事责分离导致的行动乏力。优化碳配额分配央地事权配置须遵循“控权-赋权”理念,实现央地权界由“中央主导-地方配合”向“地方实施-中央监督”的动态调整;以“有限发包-省级统管”实现央地权能的高效配置;以“共同但有区别”的合作治理与责任分工实现央地权责精准适配。未来应以“专章立法+权力清单”为载体,采取概括式与列举式相结合的立法模式,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对央地碳配额分配事权展开体系化构建。

CSPON建设的央地协同路径思考

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CSPON)建设是构建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督体系的重要抓手,对推进各级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在全国各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已基本批复的背景下,文章对CSPON的政策要求、工作开展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分析,从空间治理“横向协同、纵向管控”的基本逻辑出发,以自然资源督查工作中的央地关系为主线,进一步剖析规划编制及实施监督体系下的央地事权,提出央地协同的CSPON建设模式;从建设路径、工作重点和组织分工等方面,对CSPON建设思路进行梳理,以期为全面推进中的相关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从地方回应、中央推广到自发学习:政府治理创新的过程演变与结构约束——基于网格化管理的纵向案例研究

打开“过程黑箱”是地方政府创新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地方治理创新通常会经历地方回应发起、中央推广扩散和地方自发学习三个阶段。社会嵌入、政治支持和文化规范是影响地方政府创新过程的关键机制,社会嵌入为地方政府创新提供了契机和动力,政治支持促进了创新项目的延续扩展和纵向扩散,而文化规范则推动了创新项目的政策学习与自发扩散。地方回应型创新跃升为国家政策的过程,既是社会嵌入机制逐步减弱、政治支持和文化规范机制逐步增强的过程,也是反复进行的“地方化”和“国家化”过程。

OECD国家政府间财政关系:挑战、应对及其经验借鉴

本文针对20多年来OECD国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分析表明,面对支出责任划分不明确、地方政府收支责任不匹配、纵向和横向不协调三大挑战,有些国家在应对挑战的过程中进行了成功的尝试,有些国家改革则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在此基础上,本文针对中国正在进行的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税收分权、转移支付等体制机制改革,提出基于OECD相关实践经验的可供借鉴之处。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职责体系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笔谈)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转变政府职能问题进行了多轮实践探索和理论反思,相关认识虽不断深化,但转变政府职能工作"始终在路上",速度和"到位率"还不够理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统筹考虑各类机构设置,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内设机构权力、明确职责",为新时期构建政府职责体系相关工作提供了具体指导。此后,十九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解决职能和机构设置"上下一般粗"和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的问题,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国家行政体系更加完善,政府作用更好发挥"和"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的发展目标。这些论述是对政府职能转变长期不到位、行政体制改革效率不高等问题的深刻剖析。这都是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在积极推动强化对构建中国特色的政府职责体系的正确认识以及对有关工作进行科学部署做准备。系统研究这些重要课题,是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为此,南开大学朱光磊教授团队对这个问题展开了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内容首刊于《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20年第6期,根据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修改之后刊发于《探索》,希望引起学界继续关注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创新。

住房保障的财政成本承担: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

尽管我国住房保障政策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实施,但由于缺乏常规和充足的资金来源,以及明确的中央与地方政策在住房保障中的财政成本承担责任,目前住房保障政策的执行效率与执行效果并不理想,低收入群体住房供给不足的问题日益严重。论文从福利政策理论和住房保障特点的角度出发,对中央与地方政府在住房保障财政成本上所承担的责任进行阐释,并借鉴了美国的经验。研究认为,住房保障是一种社会福利政策,具有收入再分配的功能,根据公共财政理论,住房保障成本应主要由中央政府承担;但同时,住房保障的公共品特征决定了地方政府也应在住房保障中分担部分成本,并负责具体的保障实施工作。我国目前的制度环境制约主要是由地方政府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这意味着将住房保障的主要支出责任从地方政府逐步转移至中央政府需要经历一个渐进的过程。

论国家治理体系的层级结构优化

当前我国国家治理层级结构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央地关系缺乏制度化规范,纵向层级间的权力配置和职能界定模糊不清,上下形成职责同构。职责同构现象同宪法法律规定和资源分配现状有关。自上而下的同构组织与自下而上的社会利益表达存在结构性分离。要完善治理体系,需要将国家与市场、社会边界进行区分,并在不同政府层级间合理配置职权和治理资源。

基于地方自治的韩国央地分权研究

韩国的央地事权划分以地方自治为载体。从历史来看,地方自治与央地分权经过了初试、转型、复苏和深化等不同阶段,不过,在各阶段具有不同的动力来源。从法律角度来看,《大韩民国宪法》和《地方自治法》是央地事权划分主要的法律依据;从基本特征而言,韩国的地方自治与央地分权属于国家权力体系内的分权,并以大陆法系为底色,其主导者仍然为中央政府,并具有多重二元结构。韩国地方自治与央地分权的实践在思想认识基础、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借鉴外来制度、央地沟通协调机制和公民参与等方面,对于我国的央地事权划分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权责划分:实践探索与改革建议

地方政府债务权责划分是一国分级财政体制的重要内容。实现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合法化已经成为解决当前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前提条件。地方政府债务的合法化不仅是债务融资权的界定问题,更是管理责任的归属问题。近年来中国某些地方已经开始自发地探索地方层面上的政府债务权责划分的方法。国家应尽快制定统一的法规,赋予地方政府合法举债权,但应严格控制债务规模、界定使用范围。应在财政部和省市县财政部门设立债务管理机构,明确地方政府的债务偿还及风险管理责任,加大债务监督力度。

国家权力纵向配置的法治化选择——以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划分为视角的分析

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划分的同构性及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方式的行政化是我国纵向权力配置存在的主要问题。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划分应以法治化为目标,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间事权划分法治化的成功经验,逐步完善中央地方事权划分的法律体系。

论我国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制度的科学设计

我国区域性金融波动剧烈频繁,与金融法治缺失所致的监管失衡不无关系。由于中央金融监管放权的法律供给缺位、地方政府金融监管规范性文件有效供给不足,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实践存在着模糊化、分散化、多重化和碎片化等问题。为有效防范金融风险、避免地方金融监管目标异化,我国应当坚持“中央监管为主,地方监管为辅”,“明确中央和地方监管权责,谁监管谁负责”的原则,确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的各自目标,构建中央-地方综合性金融监管信息共享机制,实现中央-地方金融监管统筹协调。

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国际比较与借鉴

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在联邦制和单一制国家有不同的模式。我国现行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具有自己的特点。我们要在进一步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职责和权限基础上,完善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的宪法和法律规定。

论中央与地方在粮食安全保障中的职责分工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障粮食安全是中央和地方的共同职责。随着立法和政策背景及粮食安全形势的变化,我国法律及政策对中央与地方在粮食安全保障的职责分工已不能有效满足新形势下粮食安全保障工作的需要,存在职责分工有待进一步明确,中央与地方粮食权责不匹配,责任主体不明确及职责分工政策化等不足。完善中央与地方粮食安全保障职责分工体系,需要以宪法"两个积极性"原则为指导,坚持中央与地方分级、共同负责,从增加中央粮食事权和支出责任,明确地方粮食安全保障职责,实现中央与地方粮食安全保障职责分工法律化三方面重点改进现行制度。

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分配关系初探——以四川省德阳市为例

我国在实行分税制时划定的各级政府财权与事权分配关系，在目前的实际运行中存在较大偏差，形成了事权与财权新的不适应等问题。有鉴于此，宜采取以下措施重新调整我国各级政府间的财权、事权分配关系：改变过分重视抓收入抓财政、轻视抓支出抓事权的观念，以科学划分各级政府职能为起点，在明确规定各级政府的职能、事权、支出范围的基础上，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财权，然后通过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减缓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权事权不平衡，保证地方财政收支平衡，保证全国不同地区的人民享受水平大体相当的公共产品与服务。

全球经济进入"低增长陷阱"背景下的中国财税改革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低增长阶段,政府宏观政策的多样化和有效性在经济周期中的调控作用不断提高.政府进行的新一轮财税制度改革既是应对全球经济低增长、国内经济换挡、中美贸易战等的重要举措,也是延续分税制改革、缓解土地财政压力和降低地方债务风险的必然结果.新一轮财税制度改革通过维持增值税"五五分享"比例以稳定和调整增值税留抵退税分担机制,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方以保障地方财政收入和提高地方财政支出能力,减税降费以刺激企业创新,合理化收入分配制度以扩大内需,最终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新一轮财税制度改革取得预期效果,还需要完善转移支付制度、预算管理制度、债务管理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等,保障政策落到实处.

国家纵向治理体系建设的责任意蕴、制度优势及治理效能

国家纵向治理体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性工程。推进国家纵向治理体系建设,不仅是健全国家治理制度架构、提升国家治理整体效能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熟定型的重要保障。从责任与治理的内在关联来看,责任政治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原则与价值理念,不仅能为国家纵向治理体系提供必要的组织基础和权力结构,而且能在规范各级政府的治理实践中优化纵向治理格局。构建权责一致、职责分明、究责高效的责任政治形态,是国家纵向治理体系建设的价值旨归与重要目标。契合责任政治理念的国家纵向治理体系,在增强国家治理的垂直贯通与多级协同、调节有序治理与有效治理的内在张力、推动治理主体的协商对话与通力协作方面具有显著的制度优势。持续推进各级党政部门的权责结构优化、职责范围界定及失职问责追究,是新时代国家纵向治理体系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有力举措。

选择性集权与国家治理转型——基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考察

良好的国家治理是保证改革开放事业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传统的国家治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地方分权的改革在带来改革初期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通过进行选择性集权化改革,中国正在逐步克服此前国家治理的弊端,从而有效地克服了国家治理面临的危机和挑战。

从两次大规模分权角度来重新认识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

针对以苏联模式为蓝本的中央高度集权体制的弊病,中共领导试图通过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大规模分权来构造一种全新的体制,发挥地方在经济管理方面的信息优势和释放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潜能。但这种在传统计划体制框架下运用过去具体管理方式的做法,必然因只关注到我们以往在经济管理上取得成功的外在分权形式,忽略了这种分权赖以成功的基本经济制度和资源配置方式,从而一开始就注定这种单纯靠"移植"具体管理方法的中央与地方分权体制存在着换汤不换药的重大缺陷。

地方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对区县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的影响

1994分税制改革后,由于缺少明晰的财权事权划分标准,造成各级政府财力和支出责任不对等。本文根据《中国卫生服务调查》和《中国财政年鉴》数据,使用基尼系数测度区县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水平,利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地方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对区县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卫生支出责任上移,区县政府支出责任的减轻有助于提高区县间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