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与企业杠杆率

去杠杆是防范和化解重大债务风险的关键举措,而利用实体经济的力量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积极稳妥地降低企业杠杆率是新时期稳步推进结构性去杠杆的重要方向。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从全球价值链视角探讨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影响企业去杠杆的方向和内在机理。结果表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会显著降低企业的杠杆率。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对不同所有制、不同贸易方式、不同行业企业去杠杆都有积极的影响。进一步的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由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带来的盈利能力提高、外资弱化效应以及商业信用增加效应是主要影响渠道。因此,政府和企业可从市场角度特别是企业自身竞争力提高方面探索降低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路径。

对外直接投资、中间品转换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的匹配数据,采用时变双重差分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可以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显著降低当期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对外直接投资通过中间品转换效应降低当期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进口中间品相对比例增加是对外直接投资降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中介渠道;对地理距离较远和进口中间品关税较高国家的投资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效应更显著。此外,中间品转换效应的内在动因是进口高质量中间品而非低价格中间品;从长期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将显著提升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外贸内卷化、出口退税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长期以来,我国出口企业面临来自国内外同类企业的双重竞争,容易出现为抢夺代工订单和抢占市场份额而竞相压价、生产低端同质产品的“外贸内卷化”现象,这是推动我国经贸高质量发展亟需探讨的问题。以微观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外贸内卷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进而分析出口退税政策在这一过程中是否能够起到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外贸内卷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有负面影响,而出口退税政策有助于缓解这种负面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出口退税通过企业利润提升效应和一般贸易占比提升效应帮助企业缓解外贸内卷化的负面影响。因此,应进一步完善出口退税政策,实行不完全且有差别的增值税退税政策,以更好地发挥其引导企业出口行为选择的作用,走出外贸内卷化困境。

外贸结构、技术复杂度与中国附加值出口竞争力

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但随着国际分工格局的调整,依赖于低劳动力成本的低附加值出口已经难以为继,如何通过提升附加值增强出口竞争力是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WTO-OECD于2013年推出的Ti VA数据为基础,分析中国附加值出口行业结构及构成来源,并构建附加值出口技术复杂度衡量出口技术结构,利用面板数据考察了中国附加值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技术复杂度是促进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和附加值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开放程度的提高也有利于全球价值链体系的融入。中国应该积极推动供给侧改革,通过政策引导增强研发能力,从技术层面提高出口产品质量、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并坚持对外开放战略。

中国加工贸易的价值攀升：嵌入NVC会优于GVC吗

受制于全球价值链(GVC)分工体系下的低值困境,嵌入国内价值链(NVC)被视为是助推我国加工贸易价值攀升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OECD-ICIO数据库,采用Wang等(2017)的增加值核算模型,测算和比较分析了1995—2011年我国代工行业嵌入GVC与NVC下的国内增加值率,并通过SDA方法考察了GVC和NVC下国内增加值率变动的驱动因素。结果发现,观察期内我国代工行业呈现出明显的"出口转内销"的发展态势,但嵌入NVC对国内增加值率的拉动效应明显弱于GVC,加工贸易快速的价值攀升主要来自GVC的支撑;NVC下的价值攀升相对滞缓主要缘于"国内配套政策缺失→内销不畅→更多国外要素嵌入"的困境。因此,未来的转型升级应当强化国内产业配套措施,扭转粗放经营模式。

国内交通基础设施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启示

出口增加值的国内份额能够良好地反映企业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状况。基于2000—2013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本文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与机制。研究发现,国内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会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产生双向效应:一方面会提高企业成本加成率与国内中间品投入,进而提高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促进企业参与国内大循环;另一方面则会增加企业从事加工贸易的比重与进口中间品投入,进而降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推动企业嵌入国际大循环。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总体影响则取决于以上两个效应的相对大小。实证结果显示,负向效应大于正向效应,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总体影响显著为负,且企业异质性特征显著。本文从微观层面上解释了我国"内外循环"联动发展的经济事实,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最低工资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本文将最低工资纳入扩展Kee和Tang(2016)模型,考察最低工资上涨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分析显示:最低工资上涨降低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并且通过“成本效应”和“相对价格效应”两个渠道来降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之后,我们使用中国企业微观数据和各城市最低工资数据,以2004年中国《最低工资规定》颁布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倍差模型进行经验研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上涨显著地抑制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上升。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对影响机制分析显示,“成本效应”表现为最低工资上涨显著地提高了企业的边际成本,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上升的成本无法完全传递至价格,进而抑制了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相对价格效应”表现为最低工资上涨显著地提升了国内中间品的价格,使得企业更多地使用进口中间品进行生产,进而抑制了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最低工资上涨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抑制作用更大。此外,最低工资上涨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加工贸易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抑制作用尤为显著。

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提高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和攀升全球价值链高端受阻背景下,基于企业生产和贸易数据探究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影响。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显著提高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且企业生产率进步对DVAR的促进效应优于出口产品结构优化的促进效应;OFDI对DVAR的促进效应依企业规模、所有权和企业区位不同呈现异质特征,中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DVAR促进效应最显著;私有企业对外投资对DVAR促进效应优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东部地区企业OFDI对DVAR促进效应更优。

国内增加值率的国际比较及驱动因素LMDI分解

文章首先以WIOD数据为基础,计算得到了44个经济体、15个年份和56个产业的国内增加值率(DVAR)。在国际比较中发现我国的DVAR并未偏低,总体上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在产业比较中发现,我国制造业的DVAR低于服务业,但在同产业的国际比较中却是制造业更高。文章通过对数平均迪氏(LMDI)分解定量测度了驱动DVAR的两个因素V(生产增加值率)和B(国内关联产业带动作用),发现B和V在DVAR的形成中起到了同等重要的作用,但二者负相关。以V的提升为目标的政策可能导致B的下降,最终对DVAR的提升作用有限。

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中国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

劳动力市场分割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的提升及其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文章剖析了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机理,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统计数据库合并数据,实证分析了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中国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并进行了内生性讨论与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率之间呈倒U型关系;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显著影响企业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率的变动,其主要通过驱动进口中间品相对价格的变动,进而使企业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率呈现先升后降的变动趋势;对于贸易方式、技术水平、所有制和区域不同的企业,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具有显著异质性。进而,提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构筑加工贸易新优势;加强就业引导,促进劳动力市场与开放经济协调发展;促进人才市场数字化转型,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等政策建议。

高铁开通如何影响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基于地级市市辖区是否开通高铁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2000—2013年企业生产和贸易数据,探究城市开通高铁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可以通过企业生产率进步机制和出口产品结构优化机制显著提高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且企业生产率进步对国内附加值率的促进效应优于企业出口产品结构优化对国内附加值率的促进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一线和二线城市开通高铁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促进效应优于其他地区和其他城市,高铁开通对技术密集型产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促进效应优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对正常经营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促进效应优于僵尸企业。

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在构建贸易便利化影响企业附加值贸易的理论框架基础上,文章采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无论是采用贸易便利化综合指数,还是贸易便利化分领域指标,推进贸易便利化会显著提高企业出口DVAR。同时,相对于中西部企业、中低技术行业企业和本土企业而言,贸易便利化对东部企业、高技术行业企业和外资企业出口DVAR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贸易便利化的相对价格渠道降低了企业出口DVAR,但通过成本加成渠道提高了企业出口DVAR,贸易便利化总体上对企业出口DVAR的净效应为正。上述结论意味着,推进贸易便利化改革对于提高企业出口DVAR和出口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政府补贴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事实与影响机制

基于2000—2007年中国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测算出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进而深入考察了政府补贴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政府补贴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高,对不同类型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正向影响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进一步基于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政府补贴通过“中间品配置效应”提升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但又通过“成本加成效应”抑制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高。由于“中间品配置效应”要大于“成本加成效应”,因而政府补贴会促进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高。

数字经济发展能否提升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本文通过扩展Kee和Tang(2016)的研究模型,构筑数字经济发展影响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理论模型,采用中国工企-海关匹配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出口DVAR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出口DVAR的提升;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心城市企业、非国有企业的出口DVAR提升具有更为显著的促进效果;数字经济发展主要通过成本节约效应和创新溢出效应两个渠道提升了企业出口DVAR,政府支持和国内大市场优势均有助于增强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出口DVAR提升的促进作用。

国内市场分割与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兼论贸易开放度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本文将市场分割引入企业生产决策过程,构建模型研究了国内市场分割对本地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采用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微观数据,对我国省际市场分割对本地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国内市场分割显著地降低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这一结论在采用修正的市场分割指标、考虑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延续性,以及克服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市场分割对一般贸易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负面影响比混合贸易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要大;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影响比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要小。市场分割通过提高企业成本和抑制研发创新这两个渠道降低了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高贸易开放程度和降低贸易不确定性,有助于减小市场分割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负向作用。未来应通过消除市场分割,形成统一开放的国内市场,从而突破我国在全球低端链上的路径依赖,实现“中国制造”向全球产业价值链高端攀升。

减排目标约束、进口中间投入替代与企业出口增加值

如何在改善环境的同时推动出口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通过识别减排目标不同的地区与污染程度不同的行业,采用三重差分法探讨了“十一五”环保规划对微观企业出口增加值的影响。研究表明,“十一五”环保规划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DVAR)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所处省份政策管制越严格、行业污染越严重的企业其出口DVAR受到的抑制作用越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减排目标的制定促使企业转向“清洁生产”,政策引致的成本效应使得贸易企业增加进口中间投入来替代国内中间投入,从而导致企业出口DVAR下降。此外,该环保政策对中国企业出口DVAR的影响因企业所有制、企业规模和地区监管力度等不同而存在差异,对外资企业、大企业以及监管严格地区企业出口DVAR的负面影响更大。

地区间技术互补、均衡发展与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

在全球价值链贸易的复杂网络中,企业产品的技术构成日趋多元化,其不仅来自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也来自其他研发主体。地区间技术互补成为企业获取外部技术知识的重要途径。本文利用2000—201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以及专利数据库合并的微观数据,从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视角考察了其对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间技术互补带动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提升,解释了约25%的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增长。其主要实现机制是增加了企业对国内中间品的使用比重,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发现,技术互补的促进效应对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企业以及处于创新外围地区、市场可达性高的企业更强,有效地发挥了缩小企业间、地区间差距进而推动地区均衡发展的作用。此外,本文讨论了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实现攀升后的具体市场表现,发现企业在出口产品范围、产品质量、出口目的国数量以及出口成本加成等不同方面均得到显著提升。本文的研究对于理解企业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完善地区间优势互补格局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知识产权城市建设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是企业参与外循环能力的重要体现。随着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愈演愈烈,国际循环出现局部性梗阻,如何有效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已成为当前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基于2000—2013年间“中国知识产权试点城市”政策的准自然实验,分析各地相继开展的知识产权城市建设对于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1)知识产权城市建设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促进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2)营造创新生态环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与引进先进生产设备,是知识产权城市建设促进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的关键作用机制。(3)知识产权城市建设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政策效应存在显著异质性,在一般贸易企业、知识产权密集型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影响更大。本研究对于全面推进知识产权强国战略,以及通过知识产权制度建设推动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均具有启示价值。

服务业开放如何促进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两业融合的视角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文章利用中国加入WTO之后服务业大幅开放这一外生冲击以及制造业同服务业融合程度来设计广义双重差分模型,发现服务业开放促进了两业融合程度更深的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更大提升。这一结论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替换指标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同时发现,只有在服务业开放具体承诺措施落地后政策效果才显现。异质性分析表明,低技术行业、加工贸易企业是服务业开放的主要受益者,来自不同服务行业的要素投入对企业的影响也存在异质性。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企业成本加成率提升和国内中间品相对价格下降是服务业开放促进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的作用机制。

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测算与变化机制

出口国内附加值(DVA)的测算是相关研究领域的前沿问题。本文从微观层面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进行测算。在综合考虑了不同进口贸易方式特征、间接进口与资本品进口问题之后,测算结果发现:中国出口的DVAR从2000年的0.49上升到2006年的0.57;加工贸易的DVAR显著低于一般贸易,外资企业DVAR显著低于本土企业;生产技术复杂程度高的行业具有较低的出口DVAR;推动中国出口DVAR上升的主要动力是民营企业与从事加工贸易的外资企业。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FDI进入是导致加工贸易与外资企业DVAR上升的重要因素,这可能反映出中国并未获得真正的贸易利得;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出口有利于我国出口DVAR的提升。本文的经验结果有助于解决有关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争论,并为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提供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