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内卷化、出口退税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长期以来,我国出口企业面临来自国内外同类企业的双重竞争,容易出现为抢夺代工订单和抢占市场份额而竞相压价、生产低端同质产品的“外贸内卷化”现象,这是推动我国经贸高质量发展亟需探讨的问题。以微观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外贸内卷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进而分析出口退税政策在这一过程中是否能够起到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外贸内卷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有负面影响,而出口退税政策有助于缓解这种负面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出口退税通过企业利润提升效应和一般贸易占比提升效应帮助企业缓解外贸内卷化的负面影响。因此,应进一步完善出口退税政策,实行不完全且有差别的增值税退税政策,以更好地发挥其引导企业出口行为选择的作用,走出外贸内卷化困境。

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与企业杠杆率

去杠杆是防范和化解重大债务风险的关键举措,而利用实体经济的力量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积极稳妥地降低企业杠杆率是新时期稳步推进结构性去杠杆的重要方向。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从全球价值链视角探讨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影响企业去杠杆的方向和内在机理。结果表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会显著降低企业的杠杆率。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对不同所有制、不同贸易方式、不同行业企业去杠杆都有积极的影响。进一步的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由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带来的盈利能力提高、外资弱化效应以及商业信用增加效应是主要影响渠道。因此,政府和企业可从市场角度特别是企业自身竞争力提高方面探索降低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路径。

数字经济发展能否提升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本文通过扩展Kee和Tang(2016)的研究模型,构筑数字经济发展影响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理论模型,采用中国工企-海关匹配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出口DVAR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出口DVAR的提升;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心城市企业、非国有企业的出口DVAR提升具有更为显著的促进效果;数字经济发展主要通过成本节约效应和创新溢出效应两个渠道提升了企业出口DVAR,政府支持和国内大市场优势均有助于增强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出口DVAR提升的促进作用。

减排目标约束、进口中间投入替代与企业出口增加值

如何在改善环境的同时推动出口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通过识别减排目标不同的地区与污染程度不同的行业,采用三重差分法探讨了“十一五”环保规划对微观企业出口增加值的影响。研究表明,“十一五”环保规划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DVAR)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所处省份政策管制越严格、行业污染越严重的企业其出口DVAR受到的抑制作用越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减排目标的制定促使企业转向“清洁生产”,政策引致的成本效应使得贸易企业增加进口中间投入来替代国内中间投入,从而导致企业出口DVAR下降。此外,该环保政策对中国企业出口DVAR的影响因企业所有制、企业规模和地区监管力度等不同而存在差异,对外资企业、大企业以及监管严格地区企业出口DVAR的负面影响更大。

外贸结构、技术复杂度与中国附加值出口竞争力

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但随着国际分工格局的调整,依赖于低劳动力成本的低附加值出口已经难以为继,如何通过提升附加值增强出口竞争力是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WTO-OECD于2013年推出的Ti VA数据为基础,分析中国附加值出口行业结构及构成来源,并构建附加值出口技术复杂度衡量出口技术结构,利用面板数据考察了中国附加值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技术复杂度是促进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和附加值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开放程度的提高也有利于全球价值链体系的融入。中国应该积极推动供给侧改革,通过政策引导增强研发能力,从技术层面提高出口产品质量、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并坚持对外开放战略。

国内交通基础设施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启示

出口增加值的国内份额能够良好地反映企业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状况。基于2000—2013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本文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与机制。研究发现,国内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会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产生双向效应:一方面会提高企业成本加成率与国内中间品投入,进而提高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促进企业参与国内大循环;另一方面则会增加企业从事加工贸易的比重与进口中间品投入,进而降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推动企业嵌入国际大循环。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总体影响则取决于以上两个效应的相对大小。实证结果显示,负向效应大于正向效应,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总体影响显著为负,且企业异质性特征显著。本文从微观层面上解释了我国"内外循环"联动发展的经济事实,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中国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

劳动力市场分割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的提升及其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文章剖析了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机理,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统计数据库合并数据,实证分析了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中国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并进行了内生性讨论与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率之间呈倒U型关系;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显著影响企业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率的变动,其主要通过驱动进口中间品相对价格的变动,进而使企业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率呈现先升后降的变动趋势;对于贸易方式、技术水平、所有制和区域不同的企业,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具有显著异质性。进而,提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构筑加工贸易新优势;加强就业引导,促进劳动力市场与开放经济协调发展;促进人才市场数字化转型,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等政策建议。

高铁开通如何影响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基于地级市市辖区是否开通高铁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2000—2013年企业生产和贸易数据,探究城市开通高铁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可以通过企业生产率进步机制和出口产品结构优化机制显著提高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且企业生产率进步对国内附加值率的促进效应优于企业出口产品结构优化对国内附加值率的促进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一线和二线城市开通高铁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促进效应优于其他地区和其他城市,高铁开通对技术密集型产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促进效应优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对正常经营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促进效应优于僵尸企业。

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在构建贸易便利化影响企业附加值贸易的理论框架基础上,文章采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无论是采用贸易便利化综合指数,还是贸易便利化分领域指标,推进贸易便利化会显著提高企业出口DVAR。同时,相对于中西部企业、中低技术行业企业和本土企业而言,贸易便利化对东部企业、高技术行业企业和外资企业出口DVAR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贸易便利化的相对价格渠道降低了企业出口DVAR,但通过成本加成渠道提高了企业出口DVAR,贸易便利化总体上对企业出口DVAR的净效应为正。上述结论意味着,推进贸易便利化改革对于提高企业出口DVAR和出口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内市场分割与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兼论贸易开放度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本文将市场分割引入企业生产决策过程,构建模型研究了国内市场分割对本地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采用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微观数据,对我国省际市场分割对本地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国内市场分割显著地降低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这一结论在采用修正的市场分割指标、考虑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延续性,以及克服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市场分割对一般贸易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负面影响比混合贸易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要大;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影响比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要小。市场分割通过提高企业成本和抑制研发创新这两个渠道降低了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高贸易开放程度和降低贸易不确定性,有助于减小市场分割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负向作用。未来应通过消除市场分割,形成统一开放的国内市场,从而突破我国在全球低端链上的路径依赖,实现“中国制造”向全球产业价值链高端攀升。

地区间技术互补、均衡发展与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

在全球价值链贸易的复杂网络中,企业产品的技术构成日趋多元化,其不仅来自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也来自其他研发主体。地区间技术互补成为企业获取外部技术知识的重要途径。本文利用2000—201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以及专利数据库合并的微观数据,从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视角考察了其对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间技术互补带动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提升,解释了约25%的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增长。其主要实现机制是增加了企业对国内中间品的使用比重,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发现,技术互补的促进效应对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企业以及处于创新外围地区、市场可达性高的企业更强,有效地发挥了缩小企业间、地区间差距进而推动地区均衡发展的作用。此外,本文讨论了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实现攀升后的具体市场表现,发现企业在出口产品范围、产品质量、出口目的国数量以及出口成本加成等不同方面均得到显著提升。本文的研究对于理解企业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完善地区间优势互补格局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知识产权城市建设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是企业参与外循环能力的重要体现。随着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愈演愈烈,国际循环出现局部性梗阻,如何有效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已成为当前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基于2000—2013年间“中国知识产权试点城市”政策的准自然实验,分析各地相继开展的知识产权城市建设对于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1)知识产权城市建设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促进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2)营造创新生态环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与引进先进生产设备,是知识产权城市建设促进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的关键作用机制。(3)知识产权城市建设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政策效应存在显著异质性,在一般贸易企业、知识产权密集型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影响更大。本研究对于全面推进知识产权强国战略,以及通过知识产权制度建设推动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均具有启示价值。

服务业开放如何促进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两业融合的视角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文章利用中国加入WTO之后服务业大幅开放这一外生冲击以及制造业同服务业融合程度来设计广义双重差分模型,发现服务业开放促进了两业融合程度更深的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更大提升。这一结论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替换指标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同时发现,只有在服务业开放具体承诺措施落地后政策效果才显现。异质性分析表明,低技术行业、加工贸易企业是服务业开放的主要受益者,来自不同服务行业的要素投入对企业的影响也存在异质性。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企业成本加成率提升和国内中间品相对价格下降是服务业开放促进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的作用机制。

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距离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实现贸易竞争力提质升级的重要举措。本文将知识产权保护与全球生产分工纳入异质性企业框架,从成本节约效应和价值链提升效应揭示出技术后发国家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提升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机制,以及技术距离的调节效应。然后,本文运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将显著提高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其作用机理在于技术后发国家提升知识产权保护,一方面能够充分发挥本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使企业承接更多高技术生产环节,最终协同提升企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拓展性分析表明,当与技术前沿越近时,增强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后发国家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促进效应越大。基于这一发现,本文进一步从知识产权保护依赖度与技术距离视角,对不同类型制造业行业分别提出对应的最优知识产权保护策略设计思路。本文丰富了已有知识产权保护促进贸易竞争力的相关研究,为科学构建适宜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以提升新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竞争力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研究

将生产性服务作为中间投入引入企业生产函数,构建了生产性服务业开放通过提高企业生产率和降低国内服务中间投入价格两条渠道,形成影响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理论模型,并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有助于提升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且影响效应在不同企业特征、行业类型、企业所处地理区位等方面具有明显差异;拓展分析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有助于推动行业内高附加值企业进入市场,淘汰低附加值企业使其退出市场,并有效推动企业出口贸易方式由加工贸易向一般贸易转型升级。

对外反倾销与制造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基于中间品视角

本文基于Kee和Tang(2016)模型框架,采用交错型双重差分法首次研究了中间品对外反倾销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对异质性交错型双重差分法的处理效应进行了充分讨论。研究表明,对外反倾销措施的实施显著提升了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机制分析发现,对外反倾销同时通过调查效应和成本效应影响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成本效应起主导作用,且对外反倾销对低加成率企业影响更大。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对外反倾销对进口中间品种类较少、技术复杂度较低企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作用更显著。本研究为如何更好借力反倾销措施提升本国制造企业出口竞争力提供了政策依据。

制造业上游垄断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下游最终品市场已基本上实现了充分竞争,但上游行业的垄断程度依然居高不下。本文利用中国制造业微观数据,系统地研究了上游垄断对下游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上游垄断显著降低了下游企业出口DVAR,其中对一般贸易企业和本土企业出口DVAR的抑制作用明显高于加工贸易企业和外资企业。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成本加成下降和研发创新弱化是上游垄断降低下游企业出口DVAR的可能渠道。此外,本文基于中国加入WTO所引发的大范围关税减免这一事实,进一步检验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在上游垄断与下游企业出口DVAR关系中的调节效应,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有利于缓解上游垄断对下游企业出口DVAR的抑制作用。上述结论意味着,打破制造业上游垄断与进一步推进贸易自由化改革,对于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和提高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生产性服务资源环节偏好与制造业出口品国内增加值率

研究目标:揭示生产性服务资源环节偏好对制造业出口品国内增加值率的作用机制。研究方法:通过修正Antràs等(2012)模型科学识别生产性服务资源环节偏好,运用OLS、2SLS和联立方程等计量方法从多维细化视角进行计量检验。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资源环节偏好对制造业出口品国内增加值率的作用机制呈现倒“U”形,该机制在多种外部冲击下依然稳健,中国生产性服务资源以“远离最优值”的形式与制造业耦合。研究创新:弥补了基于环节偏好视角剖析生产性服务资源与出口品国内增加值率关系研究缺乏的缺憾,将贸易地理优势纳入出口品国内增加值率的研究,使得该领域的研究更加科学细致。研究价值:既能为中国走出制造业核心中间品“内源短板”和生产性服务资源配置效率偏低困境提供一定的启示,也能为我国制定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提升方面的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贸易自由化与中国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

本文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这一效应随企业加工贸易程度的提高而减弱。传导机制检验表明,贸易自由化通过成本加成提升和研发创新增加渠道提升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此外,行业层面的研究发现,资源再配置效应是贸易自由化促进行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增长的重要途径。本文结论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近年来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的政策动因,还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如何利用外贸政策调整来提高贸易利益与出口竞争力提供了有益参考依据。

外资进入如何影响了本土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

本文利用企业层面数据研究了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微观效应,发现外资进入的水平溢出渠道降低了本土企业出口DVAR,但通过前、后向关联渠道提高了本土企业出口DVAR,外资进入总体上促进了本土企业的出口升级。另外,地区制度环境强化了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出口DVAR的提升作用。最后,以2002年我国政府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修订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估计后发现,外资进入持续地提高了本土企业出口DVAR,且成本加成提升与国内中间品种类增加是外资进入影响本土企业出口DVAR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