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原体宏基因检测在器官捐献患者中的应用

目的探讨病原体宏基因组二代测序(metagenomic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mNGS)应用于器官捐献者病原微生物的检测,为器官移植后的抗感染药物靶向治疗提供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于2021年8月至2023年6月142例器官捐献者的临床病例,收集捐献者的血液样本的mNGS检测和病原微生物培养检测结果,对其进行分析比较。结果142例捐献者中98例在mNGS中检测到病原微生物,阳性检出率为69.01%。其中,59例(60.20%)为单纯病毒感染,12例(12.24%)为单纯细菌感染,4例(4.08%)为单纯真菌感染,混合感染23例(23.47%)。共检测出病原微生物173株。其中,病毒125株(72.25%),细菌40株(23.12%),真菌8株(4.62%)。对捐献者血液样本送检mNGS同时送检微生物培养检测,142例捐献者中20例(14.08%)血培养检测到病原微生物,共检测出21株病原微生物,其中20例(95.24%)为细菌,1例(4.76%)为真菌。器官保存液中培养出病原微生物2例(1.40%)。结论mNGS对病原微生物的检出率高于微生物血培养检测。mNGS检测和血培养病原微生物检测在细菌的诊断上差异不明显,而在检测真菌及病毒阳性时有统计学意义,且mNGS检测比血培养病原微生物检测能大幅度缩短检验时长。

机器人辅助肾移植术单中心初步经验

目的 探索机器人辅助肾移植(RAKT)的安全性、有效性及可行性。方法 收集行肾移植术的16例患者资料,其中8例采用RAKT(RAKT组),接受同一供者对侧肾脏的8例患者采用开放肾移植术(OKT组)。对比两组受者围手术期结果及移植肾功能恢复情况。结果 所有患者均成功完成手术,RAKT组无患者在术中转开放手术。RAKT组手术时间长于OKT组(P=0.015)。两组受者术前血清肌酐及出院时血清肌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OKT组1例受者出现移植物功能延迟恢复(DGF),其余患者均未出现围手术期并发症。两组术后短期肾功能恢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RAKT术后恢复与OKT相当,对于肾移植手术经验丰富的团队而言,RAKT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手术方式,可以尝试开展。

红细胞容积分布宽度与肾移植术后ARDS患者病死率的相关性分析

目的探讨红细胞容积分布宽度(RDW)与肾移植术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患者病死率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分析106例肾移植术后ARDS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RDW的高低分为RDW正常组(≤15.0%,68例)和RDW升高组(>15.0%,38例)。比较两组患者的基本情况和不良事件发生情况,绘制Kaplan-Meier曲线比较两组的50 d病死率,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ARDS患者死亡的风险因素。结果 106例患者中,50 d内死亡总例数为46例(43.4%)。两组在序贯器官衰竭评估(SOFA)评分、血清肌酐、血红蛋白及血小板计数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RDW升高组患者的50 d病死率及感染性休克发生率明显高于RDW正常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表明,RDW升高组与正常组患者的50 d病死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Cox比例风险回归法单因素分析发现,血红蛋白<100 g/L、血清肌酐>133μmol/L、血小板计数<100×109/L、重度ARDS、RDW>15.0%均为ARDS患者50 d内死亡的潜在危险因素(均为P<0.05)。多因素分析发现,重度ARDS[比值比(OR)=12.77,95%可信区间(CI)11.63~15.39,P<0.001]和RDW>15.0%(OR=2.01,95%CI 1.02~3.94,P<0.043)为ARDS患者50 d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RDW升高与肾移植术后ARDS患者疾病严重程度和50 d病死率相关,可以作为一项较有意义的预测肾移植术后ARDS患者预后的临床指标。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激励政策的伦理研究

近年来,随着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的快速发展,国家及地方相继出台了激励政策。为保障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者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本文从伦理学视角对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激励政策现状进行梳理与分析,结合公正、尊重自主、不伤害、有利原则,梳理我国当前在实践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激励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如精神激励缺乏延续性心理干预、人道救助在实践中被曲解及间接经济激励对个人捐献自主性的影响等,并从政府、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提出相关对策与建议,以期为完善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激励政策提供参考,促进我国器官捐献事业的发展。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器官捐献专家共识

新型冠状病毒(新冠病毒)感染疫情传播、防控和新冠病毒从捐献者传播到受者的潜在风险及其不确定性等,给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带来严重影响和巨大挑战。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使用来自新冠病毒感染的捐献者非肺脏器官(肾脏、肝脏和心脏)无论在获取时是否存在症状,传播的风险都很低。推迟新冠病毒抗原或核酸检测阳性者逝世后的器官捐献时间,待病毒检测阴性后再行捐献,将导致相当数量医学上适合移植的器官丢失。为最大限度满足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移植就医需求,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组织相关专家,结合国内新冠病毒感染流行形势及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的临床实践,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结果及临床研究证据制定了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器官捐献专家共识》,旨在为新冠病毒感染者捐献器官的获取和应用提供建议和参考。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伦理审查的规范化管理探索

目的探讨医院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伦理委员会的规范化管理模式。方法回顾性分析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人体器官捐献伦理委员会规范化调整前后伦理审查情况,比较人体器官捐献伦理委员会规范化调整前后捐献者的基本资料,分析伦理委员会规范化调整对委员到会率、伦理审查时长的影响。结果伦理委员会结构规范化调整前后性别、年龄、死亡判定等捐献者伦理审查资料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伦理审查死亡原因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伦理委员会规范化调整、死亡原因对委员到会率的影响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性别、死亡原因、伦理委员会规范化调整是委员到会率的影响因素,规范化调整后委员到会率较调整前提高(P<0.05)。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伦理委员会规范化调整、委员到会率、死亡原因对伦理审查时长的影响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伦理委员会规范化调整是伦理审查时长的影响因素,规范化调整后伦理审查时长较调整前缩短(P<0.05)。结论合理设置伦理委员会总人数、标准化审核流程,可以提高伦理审核时效,应建立委员考评机制动态调整委员、明确委员和秘书的职责和分工,以进一步提高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伦理审查规范化管理水平。

器官保存液微生物培养对于移植术后感染的预警作用:单中心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

目的探讨保存液(preservation solution,PS)的微生物污染是否与供者来源性感染(donor derived infection,DDI)相关。方法回顾性分析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于2016年3月至2022年9月收治的624例肾移植受者的临床资料,分析器官PS微生物学培养结果,根据培养结果分为阳性和阴性两组。分析器官PS中病原菌的分布情况,比较两组受者术后感染情况。结果624例器官PS中有349例培养结果阳性,阳性率为55.93%,其中230例(65.90%)分离出的病原菌为单一菌种,119例(34.10%)分离出≥2种的病原菌。共分离菌株497株,居前3位的是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83株,16.70%)、肠球菌属(61株,12.27%)和肺炎克雷伯菌(53株,10.66%)。阳性组患者移植后感染率(26.36%,92/349)高于阴性组(17.82%,49/27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45例受者出现可能供者来源性感染(probable donor-derived infections,p-DDIs),其中25例(55.56%)与泛耐药革兰氏阴性菌(multidrug-resistant gram-negative bacteria,MDR GNB)有关,且相较于其他病原菌更可能引发移植后严重感染事件(P<0.05)。结论器官PS易受感染,PS污染是受者术后感染危险因素之一,建议对器官PS常规进行培养。若PS培养结果存在MDR GNB,建议采取精准有效的抗感染治疗。

医务社会工作介入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作用研究

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给无数器官功能衰竭患者带去了重生的希望,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需要各级红十字会、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医疗机构等的共同努力,医务社会工作者作为新生力量也逐渐发挥自身作用。通过总结医务社会工作介入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专业优势,提出医务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明确有无捐献意愿并对家属提供危机介入服务、协助家属完成捐献事宜并举行告别仪式、跟踪回访并开展哀伤辅导活动等实务工作为捐献者及家属提供专业服务。针对实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出扩大医务社会工作者的规模并完善其管理,提高社会对医务社会工作的认知度及为开展后期服务提供全方位支持的建议。

扩大标准供者器官受者权益保护的伦理建设

在移植器官严重短缺和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成为我国移植器官主要来源的背景下,扩大标准供者(ECD)器官已广泛应用于临床,但ECD存在基础疾病、高龄、外伤、休克或感染等情况,供器官质量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是影响移植疗效的重要因素之一。接受ECD器官移植受者也将承担ECD器官带来的额外风险和疗效的不确定性,需要重视受者权益保护。本文从ECD器官移植在受者保护方面面临的伦理问题、目前器官伦理委员会伦理审查上存在的不足进行综述,探讨器官移植受者权益的伦理审查机构与制度建设的建议,以期为促进ECD器官移植发展提供参考。

全球DCD发展趋势及临床实践的要点

器官移植给许多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带来了治愈希望。但人体器官来源不足已成为严重制约人体器官移植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是扩充供者来源的一种安全途径,各国在努力提高脑死亡器官捐献(DBD)数量的同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不应错失DCD的机会。本文从DCD历史背景和全球发展趋势、可控型DCD实施的基本条件、可控型DCD实践中的关键问题以及伦理审查等方面进行探讨。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肾移植早期多重耐药菌感染的临床研究

目的探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肾移植术后早期多重耐药菌(MDROs)感染的临床特点和防治。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11月至2016年9月西京医院实施同种异体肾移植术并规律随访的166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肾移植受者和亲属活体肾移植受者的一般情况。观察MDROs感染的发生率、发生时间、病程、并发症、感染部位、病原学种类,总结患者的治疗方法与预后情况。结果 DCD肾移植受者和亲属活体肾移植受者术后早期的MDROs感染发生率分别为14%和2%,移植物功能延迟恢复发生率分别为13%和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移植肾丢失发生率分别为8%和2%,病死率分别为5%和1%,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11例DCD肾移植术后发生MDROs感染,最常见的感染部位为泌尿系统(6例),最常见的病原菌为大肠埃希菌(4例)。所有感染患者均根据细菌培养及药敏结果选择适当抗生素,足量、足疗程治疗。预后良好8例,移植肾切除1例,死亡2例。结论 DCD肾移植早期多重耐药菌感染的发生率较亲属活体供肾移植高。严格筛选供体,早期发现、密切监测、及时治疗,可以有效减少MDROs的发生及改善预后。

接受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肾移植的临床疗效评价

目的:分析接受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DCD)肾移植的临床疗效,评价DCD供肾质量与肾移植受者的预后和转归.方法:回顾性研究DCD供者和肾移植受者的临床资料,观察供肾质量评分、肾移植受者肾功能恢复情况、围手术期并发症、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DGF)和移植肾丢失的发生率与长期随访情况.结果:成功实施DCD 114例,供肾热缺血时间(5.6±2.2)min,冷缺血时间(6.5±1.6)h;非边缘性供肾(A级+B级)占92.11%,边缘性供肾(C级+D级)占7.89%;供肾获取、灌注、保存及修复过程顺利.228例终末期肾病患者成功接受DCD供肾肾移植手术,其中211例受者围手术期恢复顺利,术后6~14d肾功能恢复正常;术后DGF的发生率为3.54%(8/228),术后20~45 d肾功能逐渐恢复;1例受者移植肾原发性无功能和3例受者移植肾动脉破裂出血切除了移植肾,围手术期移植肾丢失率为1.75%(4/228);无一例受者围手术期死亡.随访过程中213例受者肾功能稳定,8例受者发生移植肾功能衰竭,3例受者死亡.结论:DCD供肾肾移植的总体临床疗效良好,但仍存在潜在风险和并发症.

供者来源性感染对肝移植受者预后的影响

目的探讨供者来源性感染对肝移植受者预后的影响。方法分析75例行肝移植供、受者临床资料。根据供者器官灌洗液培养结果,将受者分为阳性组(26例)和阴性组(49例)。观察阳性组和阴性组受者围手术期相关临床指标,对肝移植受者痰液、腹腔引流液进行培养,观察受者术后感染情况。采用Kaplan-Meier法分析受者术后1.5年的生存曲线。结果阳性组受者门静脉狭窄和门静脉血栓的发生率明显高于阴性组受者(P<0.05)。75例肝移植受者中,发生术后感染者33例(44%),受者发生感染的部位以肺部和腹腔为主,阳性组和阴性组的感染率分别为77%、2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阳性组中,痰液、腹腔引流液培养阳性分别为10例、11例,其中4例受者痰培养结果与其供者器官灌洗液培养结果一致,6例受者腹腔引流液培养结果与其供者器官灌洗液培养结果一致。经过抗感染治疗后,阳性组中2例受者分别于术后5、12 d死亡,其余受者的培养结果均转阴。阴性组中,痰液、腹腔引流液培养阳性分别为7例、6例,经抗感染治疗后培养结果均转阴,2例受者因移植物肝衰竭分别于术后1个月、1年死亡。阳性组和阴性组受者移植术后1.5年生存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供者来源性感染对肝移植受者早期预后的影响不可忽视,但对中晚期预后影响不大。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移植31例临床效果分析

目的：总结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用于肝移植的临床经验及疗效分析。方法回顾性分析2007年1月至2014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3医院收治的31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病例的临床资料。结果31例供体中符合中国标准Ⅰ类8例、Ⅱ类3例、Ⅲ类20例。按规范器官获取流程取得供肝。供肝的热缺血时间为2～13 min，平均为9 min；冷缺血时间为240～600 min，平均为350 min。31例受体均顺利完成肝移植手术。其中29例受体恢复良好，肝功能逐渐恢复，未出现血栓形成、排斥反应，4例出现胆道狭窄并发症，经胆道支架置入术后引流通畅；重症监护室（ICU）停留时间平均8 d，术后住院时间平均21 d，病情稳定后出院。受体总体存活率为81％，1例术后2 d 死于原发性肝脏无功能，1例死于术后肺部感染，4例肿瘤受者死于肿瘤复发转移。结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可以扩大供肝来源且近期效果良好。逐渐完善捐献供体器官功能保护措施，严格掌握供者适应证、加强器官功能评估、缩短热冷缺血时间，是改善临床效果的重要措施。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保护及功能评估临床分析

目的总结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保护及功能评估的初步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35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和33例受者的临床资料。总结供肝获取情况和受者预后情况;根据供者器官获取前的血清钠离子水平(血清钠),将相应受者分为血清钠<155 mmol/L组、血清钠155~160 mmol/L组和血清钠161~180 mmol/L组,比较3组受者术后早期移植肝功能不全的发生率。结果 35例供者中,中国标准二类27例,中国标准三类8例,实施肝移植33例,余2例肝脏有淤血性肝硬化改变,弃用。33例肝移植受者中,30例恢复顺利,术后7~14 d肝功能逐渐恢复正常,长期门诊随访移植肝功能基本正常;3例受者死亡,其中2例死于门静脉血栓形成,1例死于肺部感染合并多器官功能衰竭。血清钠<155 mmol/L组、血清钠155~160 mmol/L组和血清钠161~180 mmol/L组受者术后早期移植肝功能不全的发生率依次为18%、23%和4/5,其中,血清钠161~180 mmol/L组明显高于血清钠<155 mmol/L组(P<0.05)。结论对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功能进行及时、准确的评估和维护是提高供肝利用率、保证供肝功能和取得较好移植效果的关键因素。

肾脏替代治疗在公民死亡器官捐献供肾移植中的临床效果

目的探讨肾脏替代治疗在公民死亡器官捐献(DCD)供肾移植中的临床应用。方法选择2013年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DCD供肾移植术后41例行肾脏替代治疗受者,其中腹膜透析14例、间断性血液透析(IHD)21例、连续肾脏替代疗法(CRRT)6例,回顾性分析3种肾脏替代治疗方式的治疗效果及并发症。结果 3组透析治疗后血BUN、Crea、血钾的浓度较治疗前明显下降(P<0.05),IHD及CRRT组治疗前后Crea、BUN差值高于腹膜透析组(P<0.05),IHD与CRRT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DCD供肾移植术后根据受者病情选择恰当的肾脏替代治疗方式是保护移植肾功能甚至挽救患者生命的关键。

器官捐献肾移植功能延迟恢复的预后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Chinese donation after citizens’death,CDCD)发生肾移植功能延迟恢复(delayed graft function,DGF)的预后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2015年11月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138例行同种异体肾移植手术的临床资料,21例发生DGF(DGF组),117例移植肾功能稳定(immediate graft function,IGF)为IFG组,采用χ~2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再用logistic模型对有统计学差异的因素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 DGF发生率为15.2%(21/138),单因素分析显示DGF的预后因素包括受者术前血透时间≥12个月(P=0.024)、脑出血死亡供者(P=0.020)、供者血清肌酐≥177μmol/L(P=0.013)、热缺血时间≥15 min(P=0.041)、冷缺血时间≥12 h(P=0.025)及供者经历心肺复苏(P=0.001)有显著性差异。logistic多因素分析显示供者血清肌酐≥177μmol/L(OR=7.138,95%CI:1.418~35.937,P=0.017)、供者心肺复苏(OR=30.207,95%CI:3.653~111.778,P=0.001)及热缺血时间≥15 min(OR=7.762,95%CI:1.953~30.845,P=0.004)是DGF的独立预后因素。结论供者血清肌酐≥177μmol/L、供者经历心肺复苏及热缺血时间≥15 min是导致CDCD发生DGF的预后因素。

儿童器官捐献供体肝肾联合获取经验总结

目的探讨儿童器官捐献供体肝肾联合获取的临床经验。方法收集2011年10月至2016年12月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6例儿童器官捐献供体肝肾联合获取的临床资料,总结其临床经验。结果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脑损伤质控评价中心制定的儿童脑死亡判定标准,6例儿童供体均在脑死亡状态下进行器官捐献肝肾联合获取,采用7号吸痰管髂外动脉插管或24 F导尿管髂总动脉插管、门静脉和腹主动脉灌注、胸主动脉阻断的肝肾联合灌注的改良方法。手术时间55~60 min,共成功获取6个供肝、12个供肾,所获取肝肾均成功应用于临床肝、肾移植,受者均未发生移植肝或移植肾原发性无功能。结论在儿童器官捐献供体中成功进行肝肾联合获取的关键在于及时进行脑死亡判定、严格谨慎的器官维护措施和肝肾联合获取技术的改良。

ECMO技术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保护中的临床应用

目的探讨体外膜肺氧合(ECMO)技术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保护中的可行性。方法回顾性分析应用ECMO技术保护供肝的16例肝移植供、受者临床资料。观察ECMO技术对供者各项指标的影响,观察肝移植术后受者的肝功能情况以及预后情况。结果与应用ECMO前比较,应用ECMO后供者的心率、总胆红素(TB)、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明显降低,收缩压、舒张压、动脉血氧分压(PaO2)明显升高(均为P<0.05)。肝移植受者术后肝功能恢复理想,术后7~28 d肝功能逐渐恢复正常。术后3例受者发生并发症,包括移植肝功能延迟恢复1例、胆道狭窄1例、门静脉血栓1例。其中门静脉血栓受者经二次手术取栓后病情不能缓解死亡,其余2例均经对症治疗后康复出院。结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应用ECMO后血流动力学、肝功能等指标均得到明显改善,肝移植受者术后肝功能恢复理想。

供体亚低温状态对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移植肾功能的影响

目的探讨供体亚低温状态对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肾移植早期肾功能影响。方法将符合入选条件的36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体根据处理方式随机分为常温组(体温36.5~37.5℃,19例)和亚低温组(体温34.0~35.0℃,17例)。对应供体分组的肾移植受体包括常温组(38例)和亚低温组(34例)。比较两组供体、受体的围手术期情况和两组受体术后移植肾功能恢复情况,包括移植物功能延迟恢复(DGF)和原发性无功能(PNF)发生率。结果两组供体围手术期的尿量、血清肌酐(Scr)、收缩压、血氧饱和度、热缺血时间和冷缺血时间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两组受体的手术时间、术中平均血糖、术中平均动脉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亚低温组和常温组受体术后DGF发生率分别为6%和24%,两组受体DGF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393,P=0.036)。亚低温组和常温组受体术后PNF发生率均为3%,两组受体PNF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00,P=1)。结论供体亚低温状态可以显著降低受体DGF的发生率,对PNF的发生率则无明显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