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东南山地苗族与侗族村寨空间分布特征的分异

以黔东南州统计数据、野外调查资料和矢量地图为数据源,基于Arc GIS10,对黔东南山区内分布的苗族村寨和侗族村寨点进行空间分析,通过数字高程模型(DEM)提取了苗族村寨和侗族村寨分布的海拔、坡度、坡向等数据,计算了不同苗寨点和侗寨点与水系和道路的距离,基于Getis-ord General G函数对苗寨和侗寨进行空间点模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苗族村寨分布于273—1256 m的高程、1.14—36.11°的坡度范围内,南坡是最主要的分布坡向,苗族村寨与水系距离处于9—1349 m的范围内;侗族村寨分布于244—915 m的高程、1.64—30.44°的坡度范围内,主要分布在东坡,侗族村寨与水系的距离在2—1259 m之间。空间点模式分析结果表明:苗族村寨在海拔和坡向上属于高值聚集,而侗族村寨只坡度上属于高值聚集,地形对苗寨的分布影响更大。

多重叙事下的侗苗族群历史记忆与地方社会——基于湘黔桂界邻地区飞山神杨再思传说研究

飞山神杨再思是湘黔桂界邻地区宋至当下侗、苗等民族共同信奉的重要区域性神明。但因缺少正史等记载,官方与地方精英、民众、宗族成员以及作家四个主要地方社会群体,通过碑刻、族谱、口承传说及文学作品等方式共同参与了其传说叙事。基于侗苗族群历史记忆与地方社会的多重传说叙事,飞山神杨再思被建构为一位具有民族性、地方性的完美英雄人物型神明。这些多重叙事的解读可以助益从不同侧面对侗苗社会历史演变多样性、复杂性、地方性的深入认识。

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人本化”模式

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离不开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本化"属性尤其应该受到重视。黔东南州民族医学两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即苗医药·九节茶药制作工艺和侗医药·过路黄药制作工艺,以及贵州省唯一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非遗项目黔东南州的侗族大歌所面临的传承人危机,让该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重大挑战。因此,建立市场化条件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人本化"模式,实现"大众—边缘—大众"的转型势在必行。

生态美学视域下的原生态审美文化探微——以贵州苗侗民族原生态审美文化为例

以生态美学的视野来探究贵州苗侗民族原生态审美文化,从中会发现潜藏在民族文化下的诸多生态智慧及审美理念,这可通过苗侗民族的节日、服饰、歌舞及丧葬等形式表现出来。这些形态无不渗透着独特的生态美,正是这些生态美构成了苗侗民族原生态审美文化的基质,而这些生态美又是以和谐为其核心,以苗侗民族原生态审美文化的丰富多样性、动态平衡性及自娱乐生性为其表现形态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在生态美学进行学理构建时应当对少数民族审美文化有所关注和借鉴。

黔东南苗族侗族水资源利用习惯法规则研究

黔东南苗族侗族人民很早就有自己传统的种植水稻用水管理规则和"灌溉法",并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逐渐形成了一套饮用水和木材水运等方面的习惯法规则,这些规则在维护人们的健康、生产生活和经济利益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清水江流域苗侗民族传统糯禾特殊计量单位研究

清水江流域是中国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的重要聚居区之一,同时也是中国传统糯禾的主要产区之一。笔者在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苗侗民族在清水江文书中使用一组特殊计量单位来计算传统糯禾的田地面积与收成产量。本文以清水江文书为中心,结合地方文献资料,具体考证并深入分析苗侗民族关于传统糯禾特殊计量单位的历史源流和主要特点,进而揭示了苗侗族的特殊本土智慧。

国内成熟文书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运用:明代清水江文书契纸样式简论——明代清水江文书研究之一

尽管清水江文书已有50万件的估计,但已探明的明代文书只有13件,且地域只是下游地区的三穗、天柱、锦屏3县。然而13件文书遗存却是该地区弥足珍贵的文物,又给我们研究这一地区明王朝时期苗侗民族经济社会史提供了第一手历史文献资料。更重要的是,在对文书契式的书写格式研究可以确认几点认识,第一,明代清水江流域有成熟的契约文书;第二,明代清水江流域契纸是徽州契约的移用;第三,明代契纸是清代契约的模版;最后,作为"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不断地纳入国家行政区域是文书流行的成因。

明代清水江文书中的历史信息——明代清水江文书研究之二

清水江文书可以弥补目前缺少明代文献见证清水江历史的缺憾。文书中的地名是明代少数民族地区历史地理重要信息库,可分析了解清水江流域的沿革地理、政治与民族地理;文书又提供了许多苗侗民族社会、经济生活细节,并显示出其复杂生活方式,如土司属民、卫(所)屯军和国家编户民居民混杂相处;文书所涉及事务显示出的调解方式也相对复杂。文书反映出清水江少数民族地区是一个特别的二元社会。

天河花桥下竞泳——黔东南榕江游泳馆设计

黔东南榕江游泳馆的设计采用了以下策略:将现代功能、现代材料技术以及现代设计理念与侗族传统建筑中的鼓楼、风雨桥、吊脚楼这三大要素有机融合;采用大跨度木拱屋架结构形式;充分利用自然采光和自然通风;采用地方材料和传统工艺;设置了既利于采光又利于隔热的玻璃"天河";在功能上突出体育赛事与日常使用相结合,并强调全生命周期的长效使用。该设计力求创作出具有地域特征并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当代新建筑。

苗族和侗族传统聚落对国内住区设计的启示

该文通过实地考察和调研,总结了苗寨和侗寨传统聚落规划的宝贵经验,反思了国内住区建设所存在的弊端,从私有性与公共性、同一性与多样性、历时性与共时性、精神性与物质性等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该文总结了传统聚落形成与当代住区规划之间的差异,并研究其优缺点,进一步分析目前国内住区规划和住宅设计存在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指出国内住区设计应该以公共设施为核心、营造多样性的居住空间、传承地方建筑传统文化、注重居民的精神性追求。

黔东南州苗族与侗族吊脚楼比较研究

在对黔东南州传统民族建筑进行大量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从建筑形式、平面布局、过度空间布局等几个方面分析了苗族半边吊脚楼和侗族倒金字塔吊脚楼的区别,并且可以看出在历史演化过程中,吊脚楼形式与黔东南民族文化和居住文化进行了融合,形成了具有民族特点的建筑文化.

苗族侗族服饰刺绣的文化人类学阐释——以广西融水和三江地区的苗族侗族为例

苗族侗族的文化绚丽多姿,尤其苗族服饰更是异彩纷呈。运用人类学、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比较分析广西融水、三江地区的苗族侗族服饰刺绣文化存在的趋同与存异现象,通过服装上图腾图案及其他故事场景、人物图案的比较①,探析苗族与侗族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审美意识和民族性格对其刺绣文化的竞生共生的影响。

中国6个语言族群头面部测量指标的表型特征

对中国6个语言族群(藏缅语族族群、壮侗语族族群、苗瑶语族族群、南亚语系族群、阿尔泰语系族群和汉语族族群)共计63451例(男性29418例,女性34033例)成人的19项头面部指标进行了测量,分析6个语言族群头面部指标的表型特征.结果表明,在6个语言族群中,阿尔泰语系族群的耳较长,唇高值小,鼻与红唇之间的距离大,面的宽度中等,两眼间的距离中等.汉语族族群的头和面较高,耳较长,唇高值较小,鼻与红唇之间的距离较大,面的宽度较大,两眼间的距离较大.苗瑶语族族群和藏缅语族族群的头和面高度中等,容貌耳长、唇高和上唇皮肤部高中等,面的宽度小,两眼间的距离小.壮侗语族族群的头和面高度较小,耳较短,唇高值较大,上唇皮肤部高度小,面的宽度大,两眼间的距离大.南亚语系族群的头和面低,耳短,唇高值大,上唇皮肤部高度小,面的宽度较小,两眼间的距离较小.相对来说,北方族群和南方族群头面部的特征差别较大,汉语族族群头面部特征总体上介于北方族群和南方族群之间.虽然6个语言族群的头面部指标值存在一定差异,但都具有蒙古人种的基本特征,形态学上的共性是主要的.

黔东南苗族侗族民俗文化中的香禾糯

贵州黔东南位于云贵高原东南边缘向湘桂丘陵盆地的过渡地带,这里主要聚集着苗族侗族传统村落。居住在黔东南的苗族侗族人民由于长期适应了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等因素,他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的饮食文化特色。黔东南素有“中国百节之乡”之称,在这里节日众多,而很多节日里,具有特色的食物之一就是糯食。糯禾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了黔东南苗侗人民的生活中,它具有生育期长、耐冷、耐贫瘠、高秆、抗病虫害,且熟食糯而不腻等特点。香禾糯在苗侗民俗文化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和深远的象征意义。

简议文化旅游古镇规划建设

当前的文化旅游古镇在基本建设方面,主要从该区域的文化特点和人文结构进行发展定位,从而保证当地的文化旅游建设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对苗族和侗族的基本文化建设来说,要想使当地的居民建筑和现代建筑元素相吻合,就必须在建设的时候,制订相应的文化旅游策略,从而为当地的建设带来推动性的发展。本文主要针对苗族、侗族的建筑元素如何与现代建筑相融合进行讨论,并简要分析文化旅游古镇的规划建设。

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实践及其反思——以黔东南苗寨侗寨为例

"社区参与"这一来自政治学具有民主属性的概念被应用于旅游研究已三十载,然而,概念"照进"现实,其结果却并不如人意,实践中的旅游社区参与总是阻力重重、问题重重。通过对贵州省黔东南地区4个少数民族村寨旅游发展模式与社区参与现状的实证研究,反思这一概念的本土适用性和现实可操作性,并讨论当下旅游社区参与的保障及其障碍。

从辅助服饰看黔东南地区苗族、侗族女性服饰的相似性

黔东南地区的苗族、侗族女性服饰具有很多的相似性。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选取七种黔东南地区苗族、侗族具有代表性的辅助服饰,对其进行研究和分析,从而得出地域、生产方式、文化交流和审美因素是黔东南地区苗族、侗族女性服饰趋同的四个主要成因。

从“同源纯汉”到“歌舞部族”:抗战前后广西的民族形象建构和展示

1930年代,面对日益复杂的广西内外政治环境,如何对苗瑶僮等族进行表述以"正名",成为新桂系当局民族治理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各种不同的表述背后均体现了刘介和其他广西学人对广西民族形象进行重新建构的努力,民族形象的建构不仅是为应对强邻的挑战,也是新桂系民族同化之南针。抗战中后期文艺界团体南下桂林,在广西特种师资训练所师生的民族歌舞展示下,"发现"并选择性地保留了西南民族的歌舞传统,遂使唱歌跳舞的西南民族形象成为抗战中国文化建构中的重要部分。但于苗瑶僮等族而论接受当局的形象建构并展示民族歌舞,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此接受政府的"开化"政策。与广西学人所表述和展示的不同,广西整合民族的进程依然充满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