禽簋铭文与鲁国初封——兼说“兆”之异体

禽簋铭文中的“■”应隶定为“■”,释为“■”,该字亦见于周原甲骨文,与“■”“■”等同为表示“兆”动词形态的后起形声字。禽簋铭文记载的禽在东征之前“祝”的行为符合器主“禽”大祝的职业身份。“■”与鲁侯尊铭文中的“■”实为一字之异体,为系联两器提供了线索,禽簋铭文器主“禽”即鲁侯尊铭文之鲁侯,亦即初代鲁侯伯禽。禽簋铭文与鲁国初封直接关联,更与《尚书·多方》《史记·鲁世家》等文献系联,则可探索鲁国初封之年等信息。

新见西周爯簋铭文释读

首次刊布的这篇西周青铜簋铭,器主名“爯”,计49字,时代约在西周中期。铭文的主要内容虽为器主的祈愿之辞,然关系到西周思想文化、家族形态、语言文字等一系列有价值的课题。

新出芮伯簋铭文释读补正——兼论横水M2158所出器铭中的人物关系

近年发掘的绛县横水墓为新见的西周佣国墓地，出有大量具铭青铜器，对于研究西周时周王朝与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关系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针对新公布的M2158所出铜器及相关研究成果，就铭文释读、所涉人物关系等提出商榷意见，认为：簋铭“宝朕簋”之“朕”不能释作“媵”，而应读作“尊”；盘、益铭“王姬”非周王之姊，乃是芮伯之姊；簋铭“佣姬”与“王姬”可能为一人。

释宗人簋铭文中的“渍腬”

宗人簋铭文中"飤洓■"之"■",当释为"渍腬"。"洓"读为"渍",指以美酒浸泡肉类。"■"所从之"■"与史墙盘中的"■"为一字,当为"求"字异体,史墙盘中的"求"读为"柔",故"■"可读为"腬",是一种嘉善之肉。"飤渍腬"指食用一种用美酒浸泡的肥美之肉。

豦簋铭文“丼五■”新考

孙星衍旧藏豦簋器铭“丼五[木是]”句的释读，学界向有争议。结合文字学、文献学、语言学、民俗学考证：“丼”为一种类似“箪”的食器，今日文中仍保留该字，形音义皆合；“[木是]”为“提”，此处用作量词。“丼五[木是]”即“箪器五提”，是赏赐给豦的五件食器。

《俎侯夭簋》:“易在俎王人□又七生”考释平义

《俎侯夭簋》"易在俎王人□又七●"一句,"七"后一字当释为"生",学者或释为"里",不确。无论从铭文字体、铭文内容、同时期分封铭文的格式与内容,还是西周时期"里"的性质等,皆可得到有力的证明。

牧簋“耤”字补说

牧簋铭文中的“耤”,旧没有得到很好的释读,本文根据相关金文认为它应该读作“作”,并讨论了与之相关的铭文内容。

新见[余典]簋铭与先秦河东盐池开发概况

新见西周青铜器[余典]簋铭文记载了周穆王赏赐臣属卤盐的史实,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西周河东盐业提供了第一手材料。结合文献典籍,探讨先秦河东盐池盐业资源开发概况,不难发现,从原始社会到春秋战国时期,河东盐池一直处于持续开发的状态。这不仅与食盐对维持人体的正常运转密切相关,更与其便于开发有直接联系。

爯簋铭文与西周家族组织形态及管理

爯簋铭文"■"字当读作"师",可训为"长";比照宗人簋、姬季尊等铭文资料可知,"师倗"一语可视作"厥师曰倗"之省辞,即某组织首领私名曰倗,倗负责遣氏家族采邑逆地"小子"之管理。铭文所涉及的人物关系为:遣氏夫妇为遣族族长与宗妇;器主爯是遣氏新立分族之首领;以倗为首的31家小子,与分宗立氏的分族组织如遣仲、遣叔者不同,是遣氏宗氏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人身受遣氏宗族尤其是宗妇遣姬之支配。遣氏宗族内宗氏、分族界限清晰,是西周贵族大家族组织层阶化特点的体现。"小子"是"宗氏"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同于分族,尤须注意。周代类似遣氏之世家大族,各类家族庶务须由专人管理,家臣员额较多,层层统属,最后统辖于宗妇之手。此类家族管理形式,亦有助于对周代国家行政管理模式的理解。

■簋“■”字及相关诸字新释

■簋铭中有一个旧释为“启”的字,应改释为“监”,所在辞例应读为“强敏监行”,本文引证文献资料对铭意做了解说。清华简八《摄命》篇中与此字形类似者亦应释为“监”,读为“谏”,简文应读作“明谏劼毖”。

释霸伯簋铭中的“■”

霸伯簋铭中有字作 形,学者或释为＂量＂,作为计量物体多少的容器;或与虎皮连读,作地名。本文认为该字从字形上分析为从粮、从斗,是用来表示盛干粮的＂斗＂的专字。在霸伯簋铭中与数词＂二＂连读,表示赏赐霸伯丹砂二斗,即为＂斗＂字。

攸簋铭文新释

攸簋对于西周早期燕国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对其铭文的解读至今仍有疑问。铭文最后一句以往多释为“肇作綨(綦)”,其意难通,进而产生多种解读。通过考察字形、读音、辞例,认为所谓“綨”字可能是“■(簋)”字的异体,字形左旁为簋之象形初文,即“皀”字,右旁的“其”表声。“肇作綨(綦)”可读为“肇作簋”。

叔■簋小考

從叔■簋的銘文、器型、紋飾特點來看,將該簋的年代定於西周早期後段到西周中期前段較爲合適,以王世來説,當爲昭穆時器,以穆世的可能性居大。銘文的部分表述較爲特殊,整篇銘文文義尚待疏通,内容涉及西周中期應國歷史人物、貴族人名稱謂等問題,也可能與征伐淮夷有關,在一定程度上可豐富我們對於西周歷史的認識。

新农村建设中桂黔湘边区侗族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研究

桂黔湘边区侗族文化遗产旅游圈的提出是对区域旅游发展战略思考的结果。桂黔湘边区侗族文化遗产旅游圈是以三省坡为核心,以东西向的交通干线为横轴,以南北向的交通要道为纵轴,以横轴与纵轴的旅游流向关系为基本依托的区域旅游合作系统,并形成一个核心、三个圈层、四条轴线的区域网状格局的基本构架。这一旅游圈的构建和打造,是桂黔湘边区各县实现新农村建设目标,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也是开发侗族文化旅游产品,传承中国优秀侗族文化遗产,提升区域旅游产业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措施。

逼仄、苦难的空间意识——鬼子、东西小说新论

与汉族作家不同,在广西的少数民族作家鬼子和东西的创作中,几乎没有"落花流水春去也"式的时间感伤,而是充满了对空间的恐惧。这种恐惧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表现。它和广西少数民族的历史及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关系密切。与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作家如沈从文相比,其空间意识也显示出自身的特点。鬼子和东西的空间意识影响着他们创作的审美风格。

桂黔湘边区民族自治县发展民族生态旅游探析——以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为例

在阐述民族生态旅游内涵的基础上,以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为例,分析其发展民族生态旅游的必要性和意义,并对其在区位、资源、市场和主观因素上的优势条件进行描述,以确定发展民族生态旅游,建立民族生态旅游强县的对策,从而探讨省际边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旅游业的发展策略。

侗族大歌的保护与传承略论

自从上世纪侗族大歌被发现以来,不断受到了各方人士的关注和保护。随着现代化的日益推进,其保护与传承既迎来了难得的机遇,也面临不容忽视的挑战。本文以其在贵州大地的历史与现实境遇,作些许回顾和探讨,以期有助于保护与传承侗族大歌。

清末士人对西北生态环境的关注与研究——以三部西北行记为中心

清朝嘉道年间曾掀起过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热潮,其中包括不少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和研究的内容。祁韵士的《万里行程记》、方士淦的《东归日记》和林则徐的《荷戈纪程》是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三部行记。他们的考察路线基本相同,均记载了西北之行沿途的山川名迹、人物土俗、物产、环境等内容。而且三者之间在时间上恰好先后有别,所以从中可以看出其间西北生态环境所发生的变化。而这些清末士人对西北生态环境的关注和研究,对于今天的西部开发和生态保护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河北元氏铜器铭文补释

臣谏簋铭文当重新读作:"[臣]谏曰:‘拜手稽首,臣谏■亡,母弟引庸又(有)长子■,余灷,皇辟侯令肆,■乍(作)朕皇文考宝尊。’"其中的"■"读作"颂",指成功完成任务;臣谏母弟长子就是叔■父卣的"焂";"余灷"的"灷"读作"任",训举荐、推荐。"皇辟侯令肆"是说皇辟侯命臣谏母弟长子习政务。叔■父卣当重新命名作"焂卣",其铭文中的"兹小彝,妹(勿)吹(隳)见,余唯用諆(其)■(施)女(汝)",是臣谏循循教诲焂不要荒废宗庙祭祀和血食。

朱熹《东归乱稿》的理学意蕴与理语情趣

朱熹的《东归乱稿》表现了理学家的旅途体验及确证自身的努力。该诗集的整体综合意蕴可归纳为“归心”与“道心”。作为朱熹个性化体验的“归心”包容了道德伦理的内涵 ,客子的羁旅愁思表现了天伦中的深情 ;其以理学心性为主体的“道心”把心性体察和审美观照参融在一起 ,纯然是一派温润宁静的气象。朱熹诗歌语言的日常化是以理学为诗 ,以诗为讲学的结果。朱熹的理学诗在当时葆有着它的生命活力 ,它们不仅折射出朱熹的视境、朱熹的情思 ,显示了理学话语的形象特征 ,拓宽了宋诗的审美空间 ,强化了诗歌的致用功能 ,而且反映了朱熹日常生活的哲学化和哲学化的人生。朱熹在东归之行中 ,通过他的吟咏 ,为理学家的精神生活创造了一个理性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