侗族传统社区组织变迁分析——以湖南通道阳烂村为例

侗族地区在民国以后,国家权力才逐步地进入到侗族村寨。以前,侗族村落主要是依靠家族组织、寨老组织、合款组织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社区自我管理。民国时期推行"保甲"制度,国家权力渗入村寨,传统社区组织受到一定影响,但仍能够在村寨事务管理上发挥主要作用。解放后,传统组织在国家权力的强力挤压下,组织形式不复存在,停止了一切活动。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权力开始从村寨中收缩,传统的社区组织又以新的形式出现。本文以阳烂村为个例进行分析,以揭示侗族传统社区组织变迁的基本状况。

社会契约与国家法律在现代乡村社会中的实践方式--对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考察

作者对三江侗族民间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运行状况以及以村规民约为代表的社会契约、村委会及老人协会调处为代表的社会救济方式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考察,论述了纠纷解决机制是一个包括程序和实体法实践在内的动态体系;揭示社会自治力在国家现阶段不被重视,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选择空间较小的社会现实;倡导重视社会契约和社会救济以激励社会自治。

侗款的最高权威非人格化及其借鉴价值

在历史上,维系侗族社会生活的最高权威不是个人,而是“非人格化”的约法款,“有款无官”是款民的意识形态基础。侗款制度包含着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底蕴,其“立法”民主、“法律”至上、人人平等、“司法”廉明、全民普法等积极因素对中国的法治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论少数民族习惯法在西部大开发中的作用

西部大开发实质上是少数民族的大开发。千百年来,各少数民族生活在西部这块神秘的土地上,休养生息,繁衍后代,形成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和习惯,这些习惯在他们中间有着重要的影响,得到普遍尊重和认真履行。在那里,习惯法就是他们的法律。如果承认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效力并很好地适用这些习惯法,西部大开发就与少数民族融为一体,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奇迹。

古代侗款效力溯源——对古代三江侗族村寨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

笔者考证了古代侗款的约法性质,并从程序法的角度分析了古代三江侗族村寨社会纠纷解决的基本运作方式,继而揭示:社会契约固有的群体内在约束力是款约得到有效遵守的重要原因。

论董必武民族法制建设思想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本文阐述了民族法制建设思想是董必武法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董必武民族法制思想的核心内容,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是董必武民族法制思想的根本目的;提出学习和研究董必武民族法制思想和实践,对于新时期进一步加强民族法制建设,实现党中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侗族合款”的当代价值

侗族合款组织是古代、近代侗族社会特有的民间自治和自卫组织。款组织为了规范其成员的行为,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称为"款约"。今天形式完整的"侗款"组织没有了,但侗族人心目中的"侗款"依然存在,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社会价值。

理解邓小平民主法治思想与毛泽东法律思想之间关系的钥匙——董必武“八大”发言的法治思想及其意义

董必武同志是新中国法治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在“八大”上的发言是他探索马克思主义法学同中国法治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所做出的重要理论贡献,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道路上艰苦探索获得的重要成果,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重要发言中,董必武同志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依法办事”“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等法制方针,加强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与党组织、党员“依法办事”统一的法制原则,以及通过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和纪律教育促进人民民主法制等一系列重要思想,这些思想为邓小平同志的民主法制思想乃至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理论和伟大实践奠定了基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