侗戏《珠娘郎美》的IP形象设计

文章介绍了侗戏的来源和主要内容,分析了IP形象设计对于传统戏曲文化传承的作用及意义,从市场定位、文本故事的角度对侗戏的传统曲目进行分析,从情感维度和视觉识别维度分析IP形象设计的原则,依据角色性格、穿戴服饰等方面设计出相应的IP形象,在设计过程中灵活地植入侗族传统的服饰、纹样、建筑等文化元素,并做出IP形象衍生品,以促进侗族戏曲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播。

洞朗对峙引发的国内反应及反思

中印洞朗对峙事件持续70多天,引起了国内各界的普遍关注。本文在阐明中印边界锡金段为已定界的前提下,就对峙期间中国政府、媒体和学术界,以及普通民众三个层面的反应分别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此次事件进行了反思。尽管洞朗对峙的和平解决符合中印双方的共同利益和期许,但此次事件也警示中国应重新评估印度方面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可能采取的手段和伎俩,主动筹谋预案;而学者则要平衡好对策研究和基础研究,使学术研究更加有效有力地服务于外交斗争。

洞朗事件与“一带一路”在南亚的走向

中国各界对与南亚各国共建"一带一路"抱有美好期待,但2017年6月爆发的洞朗事件,不仅敲响了"一带一路"建设安全保障的"警钟",而且使不少人对在南亚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由乐观转向悲观。中国与南亚各国追求繁荣发展的目标高度契合,只要找准方向,加强合作,"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广阔前景和无限可能。洞朗事件后,西藏更加科学、高效、合理地继续对接"一带一路"建设就是一个例证。

少数民族习惯法在森林环境保护中的作用——以贵州苗族侗族风俗习惯为例

贵州是一个山川秀丽、少数民族众多的内陆山区省,境内至今仍保留有许多原始森林,有“天然公园”之美称。而这些原始森林能得以保存却得力于当地的一些少数民族习惯,这是不争的事实。笔者以为,尽管现代社会制定了许多生态环境保护性法律法规,但从保持生态环境的原始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地域性、人类社会的人本性以及人的意识无限性和认识能力的有限性来看,充满现代元素的国家制定法无法完全达到使这些地区的生态环境持续发展的目的,而习惯法却能发挥功效,这亦为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发展历史所验证。

超越洞朗对峙:中印关系的“重启”及前景

2018年4月,中印两国领导人在武汉举行了首次非正式会晤,在一系列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中印关系实现了自2017年6月洞朗对峙以来的“峰回路转”,这标志着两国关系走上了“重启”进程。然而,这一“重启”的前景仍然具有诸多不确定性和脆弱性,特别是印度积极调整对华政策的内在原因,到底是战术性的还是战略性的,仍然有待进一步观察。日益不确定的国际新环境,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给中印两国的战略合作提供了新动力和新契机。中印要借此时机,挖掘两国深层的战略合作基础,以实现这一“重启”进程的持续发展。

王郎垮台与更始灭亡要因发覆

传统看法认为王郎主要被刘秀所灭,更始主要因赤眉而亡,但本文认为实际情况却是:王郎垮台关键是更始派遣六路大军所致,刘秀的作用远不如正史所载;而更始帝刘玄表面虽为赤眉所灭,但对其贼害最大、打击最致命的当属刘秀在河北的叛变及对他的直接进攻。之所以会出现历史记载不实的情况,既与《后汉书》等诸史的正统笔法有关,更与汉明帝御审之《东观汉记》对史实之遮覆及对刘秀之回护有关。

关朗易学考论

在从两汉到唐宋时期的易学发展中,尤其是在河图洛书方面,关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学者。但由于资料的匮乏,人们对其人其书缺乏了解和认识。该文从原始资料出发,先对其人的有无进行考证,再对其易著《关氏易传》作一辨正,并试图解决《洞极真经》的著作权问题,最后考述了关朗易学的传承脉络。在事实考证的基础上,确立了关朗在易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同时对文中子的研究亦有至为重要的作用。

从印度的心态看洞朗事件

一百多年来,中印边界问题一直未能解决,成为中印关系最大的影响因子。近年来,印度在边界问题和西藏问题上给中国不时制造麻烦。究其原因,固然有历史遗留问题以及水资源等方面的因素,但最重要的是印度独立之前就已有的"大国架子"及后来滋长的"瑜亮情结"、"怨妇心态"和"政治正确"等不正常心态。2017年6月18日,印度军队非法越境进入我国洞朗地区,在与我军对峙两个多月后于8月28日撤离。印度挑起该事件的动因,除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种因素外,心理上则是上述四种心态叠加、交织的结果和反应。印度的心态和洞朗事件更彰显中印边界争端罕见的复杂性以及解决问题的艰巨性。

苗族古歌唱者与听者探讨

苗族古歌是唱者之唱与听者之听的双向交流,苗族古歌唱者包含巴兑、东郎、褒牧、理老及歌师;苗族古歌由于其歌谣的听觉性从而其接受者多元,包含苗族民众、世间生物甚至鬼神与亡灵。

为什么说印度侵入中国洞朗违反国际法

在洞朗事件中,印度以"安全关切"和"洞朗是不丹领土"以及"介入是基于对不丹的条约义务"作为自我辩解的依据,在事实和国际法上根本站不住脚。所谓的"西里古里扼喉之忧",是建立在损害中国领土权益基础上的伪议题。印度的所谓"安全关切",既不真实,也不正当,同时还违反有关国家自保权的国际法规则。根据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印度不能反对中国对洞朗的领土主张,现其公开承认洞朗是不丹领土,违背了其对中国的条约义务。《印不友好条约》中没有任何条款能够作为印不两国存在军事同盟性质"特殊关系"的依据,印度借不丹之名出兵中国洞朗不仅侵犯中国领土,也是损害不丹主权尊严的行为。

中印洞朗对峙事件的历史考察

2017年中印洞朗对峙事件是中印边界纷争的又一次大爆发,引发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与以往所有的中印边境摩擦不同,此次边境纷争正面冲突点发生在两国边界已大致划定的锡金段上,边界不清不是引发冲突的主要原因。中国对洞朗地区的管辖权一方面源自于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的条约权利,一方面也符合历史上形成的中不传统习惯线。印度政府提出洞朗是中不边界争议地区,以支持不丹边界主张为由出兵洞朗,不仅是对国际条约义务和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公然违背,也体现出南亚霸权主义外交的历史传统。

论侗戏《珠郎娘美》的文学价值及其影响

侗戏是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剧种,已有近两百年的历史。主要流行于侗族南部地区,其文化可谓丰富多彩,目前侗戏剧目约有500多个。《珠郎娘美》是侗戏众多剧目中的一个传统侗剧,在侗族文学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仅就《珠郎娘美》的文学价值及其影响作探讨。

“一带一路”背景下对中印边境洞朗对峙事件的思考

2017年6月18日,印方挑起中印边境洞朗对峙。本文就中印边境洞朗对峙事件,分析了莫迪政府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和挑战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底线,不惜派军队侵入中国领土,阻止并牵制中不(中国和不丹)两个主权国家的边界谈判进程。论文分析了莫迪政府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从困惑、纠结到抵制的原因及国际背景;认为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一要加深对印度认识,把中印关系提高到外交层面,国家战略层面。二是求同存异是"一带一路"的生命力,也是中印关系的切入点。三是要加强对政治风险和经营风险的评估和防范。四是必须加快建设示范工程:中巴经济走廊。最后必须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保驾护航。

简论洞朗事件中印军行为界定的法律理据与外交因素

关于洞朗事件中印军行为的界定问题牵涉国家的核心利益,需要综合法律和外交方面的因素予以同步考虑。如何判断印军的行为以及对其界定结论的定性,会影响中国后续的应对选项及回旋余地。中国捍卫固有领土的决心和能力毋庸置疑,印军越界行为无疑构成国际不法行为并须承担相应责任。对此事件的应对,中国有理、有力、有节。对此事件之后的洞朗形势和中印边界问题,从战略、外交、法律和安全等角度予以综合处置,将会是中国政府的政策取向。

中国政府在中印领土争端中的危机管控策略——以“洞朗事件”为考察中心

洞朗地区位于中印边界锡金段,属于中国拥有主权的领土。2017年6—8月,印度军队非法越过印中边界线进入洞朗地区,阻止中国在洞朗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了所谓的“洞朗事件”。“洞朗事件”与以往中印边界地区的争端有所不同,表现出对峙区域特殊、对峙时间较长、对峙规模较大、对峙态度强硬等特点。中国政府采取了依法办事,晓之以理、好言相劝,维持睦邻、舆论宣传,事实说话、亮明态度,表达决心、军事准备,维护主权等危机管控策略,最终和平解决了“洞朗事件”。

毛泽东主席晚年所阅读的《老子》版本考述

晚年的毛泽东主席非常重视对老子思想的研究。毛主席曾经阅读过的《老子》版本主要包括:马叙伦的《老子校诂》、高亨的《老子简注》、张政烺审定的《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释文》、傅奕校订《道德经古本篇》、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

“洞朗事件”回顾与反思

"洞朗事件"的最后结果对中印双方而言是一个双赢的结局,是中方强调的互利共赢外交的体现,也标志着中印新一轮战略博弈的开始。中方需要深入反思这一事件的成因及处理过程。作者认为有三点值得关注:一是中方没有进行战略优势转化并在战术层面缺少一线战术规则;二是中方需要调整完善国家安全体制以实现对应急突发事件的跨部门机制性处理;三是中方应当针对印方战略动向和后续影响做好战略战术层面的调整。

洞朗对峙危机与中印关系的未来

洞朗对峙主要是莫迪政府制造的一场中印双边关系危机。这是1987年以来中印两国间首次出现的相互对抗的大规模军事集结。这场危机既是两国战略失信的新体现,更是两国近几年矛盾郁积的总爆发,标志着中印关系进入了一个结构性矛盾日趋突显的新阶段。表面看,莫迪政府制造此次洞朗对峙危机意在阻止中方洞朗边防基建、追求印度自身绝对安全、维持印度主导下的"南亚秩序"以及夯实印度与美日等国的战略合作基础,但究其根源,英国人的"缓冲区理论"、印度传统文化中的"曼荼罗理念"和"婆罗门至上思想"以及美国人的"门罗主义"等也不同程度地形塑了莫迪政府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在"追求绝对安全"迷思及其战略文化的多重熏陶下,加之"强国心切",强势的莫迪政权对华防范与敌视明显增强,两国关系呈现出张力有余而合力日渐不足的窘境。要想实现"龙象共舞",避免洞朗对峙类危机再现,双方唯有始终坚持"中印互为发展机遇""中印互不构成威胁"这两大基本原则,始终坚决抛弃"零和博弈"思维定式,并努力尝试在两国利益交汇区共建"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共享秩序。

張蔭椿(1869-1922)和1915年前後針對國際市場的宋畫鑒定（英文）

張蔭椿是一位活躍於20世紀最初20年的書法家和學者,他爲當時包括龐元濟、李文卿和游筱溪在内的幾位主要上海古董商做過古畫的鑒定。上海古董商爲所謂的唐宋畫找到了一個闊綽而充滿活力的市場,尤其在美國。那裏,在福開森(ErnestFonollosa)的教誨影響下,富翁收藏家例如查爾斯·朗·弗利爾開始珍視早期中國繪畫,並在日本和中國四處搜尋,一時成爲西方獵取唐宋繪畫的領銜人物。這些新興而狂熱的西方收藏家搜尋用宋代風格繪製、既具裝飾性又寫實的、豐富多彩的花鳥畫,怪異超脱塵世的道釋神仙畫,以及使人聯想到南宋宫廷的那種浪漫峻美的山水畫。而這種種繪畫中没有任何一種,在清朝的數百年間,曾引起過中國收藏家的任何興趣;目前仍可見到的這些類型繪畫中最好的例子,事實上都比宋畫要晚的多,均爲15到16世紀明代宫廷以及清代職業畫家製作。因此,張蔭椿像他同時代的許多人一樣,對於真正的宋畫幾乎一無所知。這些宋畫長久以來與僞作、贋品難於分辨地混淆於清宫皇室收藏中,魚目混珠,以致銷聲匿迹,最終失去了自己的真實身份。儘管在我們當代人看來,張蔭椿宋畫鑒定背後的邏輯並不總是很明晰,但是將它放在以上的歷史情境下卻較爲容易理解。在我們目前所知4 5幅經由張蔭椿鑒定,並且被他認爲是唐、宋、元代早期畫家的畫作中,可能只有極少部分確實是這麽早的。幾乎所有張蔭椿的唐宋元畫也都代表董其昌所厭惡的北宗宫廷和職業畫家,他們在整個清代日益被鄙棄與貶低。至20世紀初期,對於這些被張蔭椿和他同時代鑒定家認爲是唐、五代和宋代的藝術傑作,清代收藏家早就失去了興趣——他們只關心那些由歷代文人畫家創作的紙本、士人風格的山水畫;這些文人畫家就是董其昌南宗之定義,也就是清代大多數收藏家所認定的藝術收藏之正宗。這篇文章的基本假設即是,正是在這樣一個充滿根深蒂固偏見而對早期中國繪畫普遍無知的時代,開始了近代對於宋畫之探索,並且正是張蔭椿這樣的鑒定家開啓了當代中國鑒定的新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