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联结与身份互动——晚明徽商吴廷的书画交游之路

晚明徽商吴廷富于书画名迹收藏,与松江董其昌、麻城刘承禧互有往来,三人形成了一种跨越地域的“三角交游”格局,体现出晚明时期书画鉴藏活动具有很强的地域流通性。徽商吴廷、文官董其昌、武将刘承禧,亦通过书画这一媒介建构起了不俗的人情关系,凸显出晚明区域竞争背景下的一种地域联结与身份互动。

慷慨任气与雅正平和——论董其昌馆课诗的两种风格

董其昌是晚明最负盛名的书画家,在文学创作上也取得了不俗成就。他在翰林院任庶吉士期间创作的馆课诗,虽沾染有歌功颂德的典丽之气,但整体上表现为慷慨任气与雅正平和两种风格,部分诗篇的风骨气象与同题材的唐诗相比也不遑多让。探究董其昌创作的馆课诗,不仅有助于了解他杰出的文学才能,对研究他早年的心境也大有裨益。

董其昌离京与万历中期政治文化探析

董其昌的人生轨迹,由“娴熟政治”转向“精于艺术”的关键,在于万历己亥京察时突然离开京职而转任地方官。对于此次离京原由,文献大多隐晦含混,学者们异说歧出,大致有隐逸、立储数种。从董其昌十年翰林生涯的积极态度来看,可以说明其离京实属被迫,与隐逸追求的关联不大。透过好友区大相的送别诗,立储之说亦非真相。重检己亥京察的政治程序,沈一贯所上的密疏,以及他所推动的令翰林等四衙门官僚外迁任职,才是董其昌离京的关键所在。对董其昌个人而言,离京导致他此后二十年间再难回到北京任职。但“四衙外迁”是由来已久的政治文化,沈一贯的政治行动,是基于整体的朝局考量。这已足以证明,短时段的个人政治浮沉,与中时段的政治文化冲突之间,确乎存在着历史认知落差。

论清前期赵董书法接受的褒贬分歧及原因——以题跋文献为中心

赵孟、董其昌书法在清代前期的接受褒贬不一,较为复杂,其中原因有待厘清。从题跋文献来看,清前期关于赵董的接受,分别存在“世道日下”与“振其坠绪”,“顿失古意”与“晋唐威仪”两组截然相反的代表性观点。“得晋人韵”是清前期赵董接受褒贬分歧的关捩。在碑学视野下,清前期赵董接受问题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当代误读。

论董其昌画论中的审美主体思想

在意象创构的过程中,审美主体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董其昌始终强调对审美主体的重视,也对审美主体提出了相应的要求。董其昌的审美主体思想体现了其审美意识的高度自觉性,也在宋元绘画创作和理论建设深厚底蕴带来的土壤和桎梏的双重作用下表现出了强烈的张力,对后世画坛产生了重要影响。

尚扬《董其昌计划》系列作品艺术创作历程研究

尚扬是中国前沿的现代油画艺术家。《董其昌计划》系列作品,不仅仅包含了尚扬过去数十年的创作历程总结,也包含了他这些年的人生体悟,更包含了现在的他对于未来社会发展的反思和提问。本文就尚扬《董其昌计划》系列作品的创作历程,并结合艺术原理中艺术创作相关理论进行分析研究。

寓浓郁于古淡中董其昌《秋兴八景图册》设色研究

董其昌(1555-1636)作为明代书画界的翘楚人物,提出南北宗论和仿古理论,但其笔下的设色山水又和前人所绘的青绿山水有本质上的不同,这是他在仿古中不断创新的体现。他师法古人之时又师法自然,笔法虚和取韵,用墨秀润淡雅,设色古朴清新。创作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的《秋兴八景图册》是董其昌晚年的设色经典之作,该画册的笔墨与色彩交相辉映,意境空灵,设色雅致。本文通过分析《秋兴八景图》的用墨和设色特点,探究董其昌的山水画设色理念与实践创新,以及这种创新对后世山水画发展的贡献。

董其昌的绘画意象创构论

董其昌对绘画创作提出一系列观点,在心物关系上,提出"宇宙在乎手者,眼前无非生机",主张师古人和师造化,进而以天地为师,极大地发展了中国山水画创作的"外师造化"观。在构思孕育上,主张"胸中脱去尘俗,自然丘壑内营",重视主体修养,也发展了"中得心源"观。在意象传达上,既推崇一挥而就的"墨戏",又反对过于"简率",表现出综合南北宗的特征。董其昌绘画创作思想影响晚明和清代画坛,为文人画审美意识成为中国山水画正统,奠定了基础。

“富春样”与黄公望——董其昌——王原祁谱系

黄公望的历史意义主要在于为中国古代山水画布局建立了一个较为完美的范式,并且衍生出新的黄公望绘画语群,即所谓"富春样"。这已经不是一个孤立的符号,而是一种传承不断的"传统"、一种"文人精神"。董其昌和王原祁等人正是沿着其轨迹,在继承与修正中完善了中国绘画的表现形式。

成法与气韵:从董其昌到王原祁、石涛——一条切入中国后期绘画传统的内在线索

董其昌通过绘画史系谱的清理,使得对古法的遵循与对气韵的领悟达到内在统一。在他那里,绘画一方面成了一系列古人既有形式语汇的重新处理过程,又是一个"不合而合"、气韵天成的自然运作过程。王原祁与石涛对董其昌身上两个方面各有侧重,一重法式规则,一重自然率性,但都对"习气"提出批评,表明一种危机意识,同时以其绘画理论与实践从不同方向对这种危机作出回应。

董其昌山水画论的美学意义

董其昌山水画论的美学意义:一是概括了董氏山水画论的基本美学倾向;二是总结了董其昌丰富而又有创新意识的山水画艺术实践;三是展现了中国山水画的主要美学风貌;四是描述了"南宗"画派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与美学追求。

《环翠堂园景图》与晚明文化人格

钱贡的《环翠堂园景图》表现明代戏曲家汪廷讷的园林生活,为明代官员乡间生活提供了图像资料,非常珍贵。此图既反映了吴派高士园林图与商业文化结盟走向名士风流的文化取向,又与董其昌、陈继儒捍卫山林高士独立人格的草堂精神有别,是明末官员家园意识的另一维度。

董其昌“以势为主”笔法观辨析

董其昌对传统笔法有深入的探求,对晋人笔法见解独到。米芾书宗二王,以"锋势备全"诠释了对晋人笔法的认识,董其昌于米芾别有会心,视其为重要的取法对象,从米芾处参得"无一实笔"与"无垂不缩、无往不收"的笔法要领,其关捩为"以势为主"。董其昌视"以势为主"为"关捩子",对晋人笔法有了"自起自倒、自收自束"、"转左侧右"、"似奇反正"等深刻的认识。

移山入园与以画代园——以兔柴为引

兔柴是晚明重臣张延登的山中别业,董其昌为作《兔柴记》.通过对文献、绘画等相关材料分析,认为随着城市的繁荣,晚明文人大多选择城市便利,但又不愿舍弃山林,获取山林意境因此成为造园目标;董其昌延续中唐以来文人园精神.却轻视具体做法,选择以画代园;张延登则在城中移山入园,试图使小黄山成为兔柴的替代与补偿,但其后的石峰改筑显然不知画脉,且偏离移山主题.董、张的不同选择显示晚明文人园林思想与做法的纷扰,但也预示、孕育出一种可能:移山与画意的结合.

《宝颜堂订正画说》作者考

明清书画著录有多条证据证明,《宝颜堂订正画说》16条中之前15条,可以确定其作者是董其昌,而不是莫是龙。《宝颜堂订正画说》最后1条虽在著录上没有确切证据,但也可能是董其昌原作。《宝颜堂订正画说》极可能来源于《吴越所见书画录》所著录的董其昌《论画》卷。没有一条可靠证据可以证明莫是龙作《宝颜堂订正画说》,董其昌是《宝颜堂订正画说》的真正作者。南北宗论的提出者是董其昌。

何谓“文人画”?——重审文人画的定义问题

在中国美学和艺术史的研究中,“文人画”是一个相当重要,同时也备受争议的观念。中西方学界对这一观念的内涵和外延,仍未给出比较全面的界定,亦未达成基本的共识。本文首先探讨了文人画观念在其历史语境中的意涵。继而,本文梳理了20世纪以来中外学界对文人画定义问题的探讨,这些定义基本围绕文人身份、美学思想、绘画风格等展开,但并未能获得学界的共识。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一条理解文人画实质的可能路径:回溯于文人画的历史,围绕文人的界定、文人画的美学观念、文人画的风格演变三个方面,探讨哪些要素在文人传统中得以延续,可以构成文人画的共同特质。

晚明书画艺术的情感本性观念考论——以徐渭和董其昌为主要考察对象

晚明人文思潮推动了美术领域主体意识的觉醒和自我意识的标榜,致使以画寄情的文人画相当繁盛,直抒性情的书法异军突起,书画理论成果显著,艺术的情感本性在晚明文人书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出现了徐渭、董其昌等一大批著名的书画家、书画家兼理论家。他们在书画艺术中强调艺术家自然性情的抒发和主体精神的彰显,突出对笔墨情趣的倡导、形式美的追求和诗书画的融合,确立了文人画的主流地位,而文人书画所特具的自娱性和抒情性特征,则进一步彰显了书画艺术的情感本性,影响了晚明以后山水画的发展与演进。

正统之路:渐江与董其昌语境中的师古与师造化

渐江在明亡之前主要师法古人,自武夷归歙以后,巧妙地将倪瓒的皴法与黄山一带的实景风貌相结合,从而形成其独有的画面面貌。因为时代的契机,渐江的绘事经历无意中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董其昌的一些论述,由此渐江似乎走上了一条师古人而后师造化的“绝近画中山”的“正统”之路。

17世纪中国画空间意识的嬗变

17世纪是中国绘画的一个充满异质、多元发展的时期,以董其昌和四僧为代表的17世纪艺术家在绘画空间形式上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这些临近现代意识的空间营造方式成为现代中国画的画面空间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