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恂的生平事迹、著述与思想

董恂是晚清朝廷重臣,他在1840年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做官之余,董恂醉心于著述,其著述颇丰,有笔记、诗文、赋、自编年谱、《儿女英雄传》评点、镇志,以及大运河水利专著等,大运河专著《江北运程》是其最重要的作品。身处东西方文明剧烈交锋与碰撞的新旧交替时代,董恂的思想较为复杂。其开明和进步的一面表现在,一是助力开眼看世界、积极学习和接受新事物;二是主张在处理中国与列强之间事务过程中利用《万国公法》维护国家利益;三是推崇和践行扬州学派经世致用的思想。董恂也有其局限性,如反对“折漕”,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反对漕粮这种实物赋税的货币化;主张恢复漕运,坚持漕运不可废弃,都是逆时代潮流的。

董恂其人与第一首汉译英语诗《人生颂》

清季官僚董恂在国运衰微的大势中无显赫“政绩”可言 ,却在文学领域作出了可观实绩。其任三口通商大臣 ,总理署治事期间 ,曾因亲手翻译美国诗人郎费罗的《人生颂》 ,而成为“具体介绍近代西洋文学的第一人”(钱钟书语 ) ,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都值得书写一笔。

惠栋荀学思想刍议——以《荀子微言》为中心的考察

惠栋是乾嘉汉学吴派宗主,经学熟洽,著述等身。《荀子微言》是他的一部重要荀学著作,也是汉学家专治《荀子》的肇始之作。惠栋节选《荀子》篇章,作案语阐述微言。他以《易》理解《荀》义,以“绘事后素”释“礼后”,由“尊儒”论重“师法”,由辨“危、微、精、一”以驳程朱,均透露出松崖的学术旨趣,体现了《荀子微言》真正“微言”之所在。在《松崖笔记》、《九目翟斋笔记》、《易微言》、《九经古义》等著作中,惠栋多处论及《荀子》,反映其“尊荀”思想。在清代中叶的荀学复兴运动中,惠栋占有重要一席。

抗战时期毛泽东萧军关于鲁迅的看法与争论

鲁迅逝世后,在陕北根据地,如何定位鲁迅精神,毛泽东和萧军分别发表过各自的见解,也曾在某些问题上出现了争论,这说明两人在如何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问题上有不同的理解。其一,毛泽东和萧军都相信对敌战斗到底是鲁迅精神的重要内容,不同的是,萧军认为对革命阵营里的"黑暗"也要进行战斗。其二,毛泽东认为,鲁迅"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萧军则提出,中国共产党要以鲁迅精神为精神。其三,毛泽东在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基础上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主张;萧军则认为,鲁迅强调的是文艺的"独立性"。其四,毛泽东认为,鲁迅有一个从进化论者向唯物辩证论者,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过程;萧军不承认鲁迅有这个"转变",他认为鲁迅一直是发展的、革命的。总之,这场争论属于革命阵营内部的观点之争,毛泽东主张建设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萧军则强调要建设抗日民族战争的文化,文艺与政治要分开。

毛泽东延安时期的“鲁迅论”及其历史意义

毛泽东延安时期曾多层次、多侧面地论述了鲁迅的"历史地位"和"鲁迅精神"。毛泽东延安时期的"鲁迅论"从新民主主义的角度确立了鲁迅的历史地位,将鲁迅及其精神限定在党派政治和现实斗争的需要中,带有极强的政治功利主义色彩。

论以梁实秋为中心的几次翻译笔战

在我国现代翻译领域,译者之间的笔战是较为惯常的学术现象。其中,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梁实秋为中心的几次翻译笔战最具典型性。除与鲁迅持续数年的“硬译”“死译”之辩外,他还与傅东华有关于弥尔顿《失乐园》翻译的笔战、与邢光祖有关于如何翻译莎剧的笔战、与郑振铎有关于泰戈尔《飞鸟集》翻译的笔战等,且与当时译界聚焦的热点问题高度关切,如直译与意译、语汇的散韵、移植和增删、译者的责任、伦理和规范等问题。这几次翻译笔战有助于翻译活动的规范化,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现代翻译理论的成熟,值得当下翻译研究者去认真梳理和汲取。

论董评《儿女英雄传》

晚清官僚董恂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期间 ,曾评点长篇通俗章回小说《儿女英雄传》。董恂对《儿女英雄传》的思想内容、艺术特征诸要素 (人物形象塑造、谋篇布局、写作方式和技法、语言特色等 )作了逐一评点。董评本作为该书清末后刊行的版本系统中唯一的评点本 ,不乏精辟见解 ,展示了一定的进步性与小说创作理论 。

明清南浔诗派探析——以董氏家族为中心

明清时期湖州地区诗派繁盛,其中以南浔诗派影响较大、历史也最为悠久。南浔诗派以董斯张、董说、董樵和董耒祖孙三代为代表人物,其他重要成员还包括董份、董嗣成、董汉策等人。在明末董氏家族民变和明清鼎革的家国剧变过程中,董氏家族的主要支系依然保持着诗文创作的内在动力和自身特色。

儒家修齐治平思想溯源——论周公对孔、孟及其他儒家的影响

周公是中华文化的奠基者。他的思想言论主要记录在《周书》诸诰中。他对儒家、道家都产生影响。他被尊为“元圣”,对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等儒家宗师产生重大的影响。周公一生平乱、封建、制礼作乐,他在政治论(修身说、君臣关系说、理想政治说、革命说、民本说)、礼意比礼仪重要说、家庭伦理说、天命观、人性观等方面对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大学》及《中庸》等在不同面向、不同层次产生影响,对塑造儒家学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征具有重要的作用。

董仲舒论和合——以《循天之道》为中心的考察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之说,以天道决定人事,在天道与人事之间,"和合"是贯通两者的关键点,即将天道之"中"落实为人事之"和",同时引入"合"的观念,由人的行为的"合"而达致"和"的结果,"中"、"合"、"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从天地之道到社会生活的过程。董仲舒对于和合的讨论,其主旨是在于政治社会生活的和谐。而政治社会生活是建立在一个个个体之上的,因此其《循天之道》将社会的和谐落实在个体的和谐之上,再将个体的和谐返归为天道,而这种和谐最终被描述为一种道德境界、道德价值。以天道决定人事的方法在董仲舒这里得到了直观的体现,成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典型理论形态。

鲁迅与董秋芳的交游及弱势民族文学译介考察

董秋芳与鲁迅交游良久,深受鲁迅的关心与支持。在鲁迅的影响下,董秋芳走上了译介弱势民族文学的道路,为现代中国的翻译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中国读者了解俄国、挪威、波兰、印度乃至拉美国家的文学作品提供了重要途径。

钱理群:当代思想者的“典型”——以《心灵的探寻》为中心

以作为思想探索起端的《心灵的探寻》为肇始,钱理群先生扎实厚重的文学/思想研究实践,具有相当明晰的"思想者"的自觉。钱先生以毛泽东和鲁迅、周作人等现代作家为思想资源,发现自我,叩问时代,以个性和时代的双重激情,瞩目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大变革,并最终以公民身份超越了"知识分子和民众关系"的二元对立,在一个更高层面解决了其所谓的"历史和现实的真问题"。

荀子与董仲舒“治道”思想之比较

荀子、董仲舒的治道思想都是在国家、社会处于转型时期提出来的。两者治道思想的共性与差别在于:在管理本体论上,荀子要求管理者面对自然之天必须发挥主体能动性,而董仲舒认为"天"不仅是宇宙万物的最高本原,也是社会等级秩序和伦理准则的唯一来源;在管理行为观上,两人都继承了经典儒家的管理行为理论,主张为政以德和贤人政治;在管理价值论方面,都认同"不与民争利";在管理人性观方面和管理控制论上,都认为人性可塑、导人为善。

文学批评的认同——毛泽东与鲁迅文化思想比较研究之一

文学批评是体现毛泽东与鲁迅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从文学批评的标准、文学批评的方法两个层面,阐述了两位历史伟人在文学批评诸多观念上的相互默契、融合和一致。

鲁迅、毛泽东结缘孔乙己歌诀

鲁迅、毛泽东都读过“上大人孔乙己”25字描红纸上的歌诀,并且都与这段歌诀结了缘。鲁迅源自这段歌诀创作了著名小说《孔乙己》;毛泽东留下了这段歌诀的珍贵手书,两人都通过歌诀获得启蒙教育,并对歌诀产生浓厚的兴趣,被后人传为佳话。

文学创作路向的抉择——毛泽东与鲁迅文化思想比较研究之二

文艺创作路径的抉择问题是毛泽东与鲁迅文化思想的又一个重要方面。本文就这个问题,集中探讨了毛泽东与 鲁迅的理论观点和基本看法,指出他们在文学的源泉、文学的普及和提高、文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等观念上存在着许 多相似甚至是一致的地方。

董仲舒人性论浅议

西汉中期 ,董仲舒在批判地继承孟子性善论和荀子性恶论的基础上 ,阐述了自己对人性的认识 :性未善 ;教而后善 ;性三品之分 ;义重于利。他的人性论观点是对孟子性善论和荀子性恶论的综合 ,它的提出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 。

董恂与《度陇记》

董恂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和光绪四朝,官至尚书。董恂勤于手记,一生著作颇丰。道光二十九年随祁寯藻赴甘肃查案,遂著有《度陇记》一书。该书详细记载了往返北京和兰州途中,地跨河北、山西、陕西和甘肃四省的山川、道里,为研究承平二百多年的陕甘社会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对陕甘回民起义前后甘肃的社会状况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的不朽遗产——脞谈对鲁迅的评价和研究问题

鲁迅形象既具有历史意义又具有现实意义,对20-21世纪之交质疑鲁迅的现象要具体分析。毛泽东评价鲁迅的权威话语进入大众接受语境后,越来越显示出某个特定时空的色彩,被实践证明具有一定的阐释上的局限性。21世纪里应该首先从鲁迅是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中一笔宝贵的遗产这个角度去理解其不朽意义。

毛泽东与鲁迅诗

鲁迅诗揭露黑暗 ,追求光明 ,充满着爱国忧民的感情 ,富有极高的艺术造诣和强烈的战斗意义。通过毛泽东喜读、改写、书录、品评鲁迅诗等四个方面的阐述 ,说明鲁迅诗在毛泽东心目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两位伟人的诗心是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