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尊尊视域下的“四法”流转——董仲舒《三代改制质文》篇历史哲学演绎

从儒家亲亲尊尊原则切入,聚焦《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可以揭示天、地、质、文四法循环的学理脉络和丰富内容。天道阴阳之气的不同运行轨迹,对应了人世王政、官制、礼法不同面向,追溯天授圣王的异象,能够使“四法”流转获得可靠根据。殷质、周文及其分别与亲亲、尊尊相结合,建构出王权继承的基本秩序。牟宗三《历史哲学》中对尊尊超越亲亲,进而提升为国族客观精神的阐发极具启迪意义,但也割裂了亲亲与尊尊的有机关系。

论西汉时期“大共同体本位”之构建——以董仲舒“大一统”思想为视角

“大共同体本位”是清华大学秦晖教授首先提出来的,旨在说明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在维系自身统治的过程中借助中国古代诸子百家的治国理政思想和一系列相关制度措施使自身统治以较低的代价达成了社会的稳定和巩固,并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了深厚的思想和制度基础,同时也为中华文化圈的文明进步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学说中,尤以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思想对维护中华民族“大共同体本位”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汉武帝时期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见,使中国古代的封建统治思想得到了初步的定型进而影响了后世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从构建“大共同体本位”的角度出发,董仲舒所主张的儒家思想尤其是“大一统”思想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此为切入点探寻其对构建西汉时期国家“大共同体本位”的作用,为新时代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维护祖国的团结稳定提供有益的借鉴。

董仲舒“天人一”说的思想史意义

董仲舒建议汉武帝表彰六经,得到实施后,儒学遂占政治主导地位。尤其是他提出的“天人一”命题,比较完整地表述了儒家“天人合一”理念,对儒学思想贡献甚大。大千世界由天和人有机统一而成,单独的天或单独的人都不足以为世界。“天人合一”理念是一种复合本原模型,有别于单一本原思路。董仲舒的“天人一”既由天到人,也由人到天,是两个环节的有机统一;阴阳五行作为万物构成的材料,在世界本原结构中居辅助地位。董仲舒是汉代儒学“天人合一”观的代表,也成为北宋大儒张载“天人合一”说的直接源泉。

孝,何以必须?——孔子与董仲舒对孝道的不同建构

孝是古今中国社会的重大精神生活现象。孝在孔子那里完全建立在人性最基本的心理情感基础之上,发源于人心的内在要求和自觉意识,董仲舒则以天为基本视角而提出:孝白天地出,孝从五行生。董学第一次把孝纳入一种宇宙论的形上结构,从天的结构特征出发,论证出孝的合理性、合法性与合情性。与孝文化相伴生的是中国悠久的家文化。而这恰又与西方文化传统形成了鲜明比照。现代社会里,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孝的实现方式必然有所更新,利益原则的渗透也不可避免。

汉代儒家的民族观——以贾谊、董仲舒、何休为中心

贾谊民族思想最突出的一点,是强烈的"尊王攘夷"意识。他提出的"三表"、"五饵"之术,是儒家传统的"修文德"、"来远人"、"怀柔"四夷的民族思想的应用,但其中也参杂了法家"术"的成分;董仲舒继承了汉初以来的"和亲"思想,并从大一统思想出发,提出"王者爱及四夷"的主张,但这并不等于各民族完全平等,华夷仍有亲疏贵贱之分,这是与他的阴阳五行说相辅相成的;何休主张的"夷狄进至于爵",其前提实际上就是"用夏变夷"。

西汉“天人感应”思想的伦理意蕴

西汉时期的天人感应思想认为"天"是人的根源,天、人是同类,可以互动;"天"有意志、有人格,能赏善罚恶;"天"有道德理性,是人道的依据。这一思想包含浓厚的伦理意蕴:首先,培养人们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为我们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其次,根据天道确立国君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国君需效法"天"的"溥爱无私,布德施仁",并通过爱民、利民来体现尊天,使封建时代居于权力巅峰的国君权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再次,以天道为依据论证人际等级关系的合理性,对维护家庭的有序和社会的稳定也有重要的作用。天人感应思想无疑具有迷信的成分和消极的影响,但我们对它的合理之处也应有充分的认识。

董仲舒人性论再认识

董仲舒将“人性”范畴界定为人的自然性 ,但这种自然性不同于庄子的“自然性”,董仲舒把儒家伦理价值观念也论证为人的自然本性。善恶等人伦观念作为一种莱布尼茨意义上的“预定和谐”先在性地包容于人性范畴中 ,而后又展现于每个人的本性之中。因此 ,将董仲舒的人性论概括为“天赋善恶论”,似乎更符合其原意。重视人的自我创造性与自我超越性 ,是中国古代人性理论一大特点 。

论董、何的“三世异辞”说

三世异辞(即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与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三统说),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内外说),合称三科九旨,是董、何《公羊》说之总纲。惟三统与内外说重义不重辞,易为凭虚蹈空之弊;三世说则义、辞并重,是理解其余二科六旨的重要线索。董、何的三世说,含恩情、王化义;董、何的异辞说,含微辞、托辞例。由微辞、托辞,知恩情、王化之分;由恩情、王化之分,知三统与内外说之所指,则三科九旨可以相互贯通。

论董仲舒的“天本体”哲学

董仲舒的哲学以天为最高本体。董仲舒从贵“元”、祥“始”、崇“本”观念展开本体论证 ,强调“人唯有始终也而生”。天、地、人“三本”归于一 ,只是一个天字 ,只有天 ,才是人心本体之所指。天既是包容万物的、规律性的宇宙整体结构 ,又是人心信仰的源出 ,是人不得不尊崇与敬畏的对象。直到今天 ,天本体仍然活在中国人的生活世界里 ,通过信念、思维、语言。

“《诗》无达诂”解

“《诗》无达诂”是董仲舒提出的重要诗学命题。对这一命题的理解,今人多站在现代诗学阐释的立场上,把它只看成是一个与文学和审美接受相关的命题。实际上,这一命题的提出,与董仲舒整肃《诗经》阐释状态,使“学者有所统壹”的文化、政治需要紧密相关。本文从先秦至汉的历史和诗学语境出发,结合董仲舒的经学诗学解释实践,揭示了这一命题如何由经学向文学的转换,以及经学文本和思维对中国古代诗学的巨大影响和力量。

董仲舒《春秋》学的通史精神初探

董仲舒的《春秋》学认为:第一,《春秋》称国君即位之年为"元年","元"乃更始,有断与续相统一的寓意。第二,《春秋》书"王正月",是为了"大一统",王者改制必然导致"统"的更迭,"通三统"是一个循环,叫做"三而复";此外,还有"再而复"、"四而复"、"五而复"、"九而复"。历史的无穷演进恰是由多重的"复"构成的,表现了复与往的统一。第三,《春秋》把鲁国十二公划分成三个阶段,各自的"书法"不同,内与外、夏与夷的界限逐渐消弭,有以横向的社会交往说明纵向的历史发展之意,表现了横与纵的统一。第四,《春秋》有"常义"有"应变"。"常义"固须遵从,"应变"更为重要,因为它更贴近不断发展着的仁爱之道;历史正是在"常义"的突破中不断前进的;这是常与变在历史的深层结构中的统一。这些观点有"通古今之变"的意义,属于通史精神的范畴。

探寻董仲舒与内经思想的契合点——谈儒学与医学之间的学术联系

西汉儒学领军人物董仲舒的政治哲学思想对《黄帝内经》等中医学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在承借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稍参己意,就董仲舒对内经思想的影响作一初探,以求儒与医之间的契合点。其契合点主要体现在:①殊途同归的"重土"观;②异曲同工的"天人"观;③同源共流的"中和"观;④形异神同的"贵微"观。

论董仲舒的德治思想

在儒家德治、礼治思想的反思和现实社会政治的批判中,董仲舒阐释了其德治思想。其德治思想的突出内容有三:其一,执政者要有德,有德是内在德性和外在德行的内外合一;执政者有德不仅能成为人民的楷模,而且是实行合理政治行为的根据。其二,执政者以仁义礼乐教化人民,唤醒和培养他们内在的仁义之质,人民自然应礼、中道,由他律的道德提升为自律的道德。其三,董仲舒为儒家的德治政治建立了天道的神圣根据,从而加强了执政者实行德治政治的责任感。

董仲舒三统说历史观及其评价

三统说是董仲舒首创的历史观,但三统说中没有五行相胜及五行相生的内容,其最大特点是与改制说相联系,是在汉王朝不准讲革命的背景下,对先秦儒家革命说的历史观在汉代的历史转变。董仲舒创立的三统说是一种强调历史继承性的发展观,不同于革命说、五德终始说的重视历史的变革性,但又保留了革命说否定家天下的因素。

论汉初儒士的身份和精神转型

在大一统帝国的建立过程中,汉初儒士经历了身份和精神的重要转型。战国周秦之际的儒士,是持有集体信仰却始终没有为现实秩序所接纳的"传道者"。汉初儒士由传道之儒转变为建构帝国"神圣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儒教士"。董仲舒代表了这种转型的完成。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质疑

中国思想、哲学与文化史的众多论著皆谓自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汉武帝即将其奉为统治思想。历代沿袭其说,已成定论。通过对汉武帝用人、崇儒的终始加以考察,发现汉武帝时期是儒、法、道并用。儒家定于一尊有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

董仲舒易学哲学思想探析

董仲舒的易学哲学思想是他的整个哲学体系的核心内容。其内涵丰富而深刻,主要表现在董仲舒赋予《易传》中的"元"以逻辑在先和价值根源之意义,表明"元"是一个价值本体范畴;他把《易传》的"继善成性"论改造为"天止人继"说,反映了人类在宇宙万物中之地位与意义的一种自觉精神;又把《易传》"人文化成"的思想观念发展为一种"人文宇宙观",从宇宙观高度审视人类文化,又从人类文化角度看待宇宙,宇宙观与文化观合二为一,表明了宇宙是人类文化创造的本源和基础,而人类文化是宇宙的发展和完善。这就从宇宙观的高度肯定、突出了人文价值的崇高意义。

“王正月”与“《春秋》新王”论——董仲舒《春秋》思想略论

作为汉代治春秋学大家,董仲舒指出,"王正月"是春秋公羊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所正皆不同。王者建正朔的目的在于"变易民心","革其耳目";"王正月"则可以正人伦纲纪,推王道。《春秋》"王正月"也是"大一统"的需要。在董仲舒看来,孔子因鲁史记,撰作《春秋》,设素王之法,而标榜天子之事,托鲁王为君,以黑统取代周赤,以夏为远,以周为近,封宋为故国,合伯、子、男为一爵,从而构成了孔子"新王"改制的主体内容。

从《周易》视角看董学

用解剖或本体追问的方法来解读董子学说,让人感到"隔"。董学深受着《易》学影响。《周易》所呈现的是"意""象""言",董学也有"意""象""言"。社会政治学是董学之"意"。它发自于"仁",散为仁爱之心和忧患意识,转为政治"大一统"和礼乐教化。天论是董学之"象"。它是由"天地"、"阴阳"、"五行"共同组成的一个完整的意象系统,象征着生命大本,凝聚着董子全部的生命体验。《春秋》学是董学之"言"。它是董子立"象"达"意"的一个话头。董子通过体会《春秋》之"辞",发挥《春秋》之"例",从而把握《春秋》之"意"。

秦汉新儒学转向与汉武帝边疆思想体系的构建

汉武帝的边疆思想体系向以宏大有为著称,在其形成的过程中,董仲舒改造的新儒学为其提供了思想基础、理论框架以及建构范式,汉武帝的边疆思想也因此处处彰显着公羊学的大一统观念。概言之,汉武帝的边疆思想与董仲舒新儒学的结合以汉代政治哲学从“无为”向“有为”的嬗变为时代背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亦存在一定的偶然因素。董仲舒的新儒学理论最大限度地解决了汉武帝在理论层面的政治诉求,但在具体实现的路径选择上则与之发生了剧烈的理念冲突。最终,汉武帝的边疆思想以公羊学的大一统理想为理论外衣,其践行方式则选择了与董氏新儒学观念迥异的另一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