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关于“孝”的政治哲学

董仲舒的“孝”思想有浓厚的政治意蕴,孝可以保证邦国的和谐,保证君王拥有“自然之赏”。董仲舒以五行生克关系论孝,这样孝就起到了调节阴阳五行的作用,从而有助于阴阳的和谐;董仲舒用天命的思想论孝,从而使得孝可以起到调节君臣和父子的矛盾的作用;董仲舒用受命来论孝,从而使得孝的功效具有普遍性。董仲舒的孝哲学不是一个孤立的思想史现象,代表了孝哲学的一个取向,即政治哲学的取向。

民心即天命:董仲舒政治哲学评议

董仲舒作为‚群儒首‛,代表了一个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董仲舒从形上学高度论证‚民心即天命‛,凡是赢得民心的政权,一定是顺受天命的政权;凡是丧失民心的政权,必定也是被天命所否定乃至废绝的政权。通过剖析‚民心即天心‛‚仁,天心‛‚天为民立王‛‚屈君而伸天‛‚臣道有为‛‚不敢有君民之心‛、尚忠义、贤能治天下、‚逆命‛与‚顺命‛等等一系列命题与思想,我们发现董仲舒力图论证政治哲学根本性问题:何为政治之善?董仲舒的回答是:超越现实私己利益,将现实政治制度、政治决策、政治伦理、制度伦理和社会政治理想目标建立在儒家仁义这一文化依托与道德精神之上,以是否‚爱民‛作为政治原则,以是否顺应民心、是否符合仁义作为社会政治最高圭臬与终极奋斗目标,就是政治之善。为天下立法,是董仲舒孜孜以求的社会使命。

帝国的政治哲学——《春秋繁露》的思想结构与历史意义

以往对董仲舒政治哲学的研究主要以儒学与权力的关系为中心,以民主—专制为价值预设,虽有其根据与意义,但并不足以揭示董氏著述的问题意识、逻辑结构和历史作用。面对汉帝国初期所面临的文化断裂、国家社会对峙这两大问题,董仲舒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以儒教之天为信仰支撑,以圣为体天制度者、王为循制治事者的等边三角式理论体系。这不仅塑造了汉帝国的政治架构,对整个中华文明也有某种程度的奠基性作用。

汉代哲学的天人同构论及其美学意义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和美学的基本命题。在汉代,这一命题被下降为身体与世界的同构关系。首先,按照汉代的元气自然论,人体与自然均被视为“气”的凝结物,所以双方是同质的;其次,自然像人一样有自我完成的身体,所以双方是同体的;再次,身体性的自然是生命、情感、意志化的自然,所以双方是相动相感的。据此,汉代哲学的天人合一,起于人对自然的身体想象。终于天与人的互感和互动。现代意义上的“自然人化”,在此表现为自然的身体化;“人的自然化”则表现为人以身体为范式建构对象世界。

董仲舒的政治哲学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董仲舒的政治思想主要是在天人感应的理论构架中,说明君权的神圣性,为巩固汉王朝作了理论论证。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阳德阴刑说、正名说、灾异说等一系列的思想或主张。他的这些思想理论和政治主张,进一步促进了汉王朝的统一,同时也对后世政治哲学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总体而言,这种政治哲学是为封建帝制服务的,但也不乏一些可以为当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所利用的宝贵的思想精华的颗粒。

董仲舒哲学研究百年

与孔子和儒家的境遇直接相关,董仲舒哲学在近百年来遭遇了巨大的误解和批判,故有必要反思百年来董仲舒哲学研究历程,以拨乱反正,更好地传承、转化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清民之际内忧外患、民族存亡而引发文化自信危机,董仲舒哲学研究因儒家传统成反思和批判的对象而成为热点。新中国董仲舒哲学研究更具戏剧性变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感召下,曾发挥关键历史作用的董仲舒尤其令人瞩目。

“民心即天命”何以可能——《董仲舒政治哲学漫议》献疑

探析董仲舒“民心即天命”的政治哲学何以可能,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追寻:1.对于先秦时代早已出现的“民心—天命”的政治思想,董子是推进了还是倒退了 2.董子政治哲学的主体为何?所谓“民心即天命”是否为它的核心诉求 3.在强势君主与集权时代的环境条件下,董子被边缘化的身份对推动这一政治理想何以可能?辨析表明:董子并未明显推进先秦的“民心—天命”的思想,反而有所后退;“民心即天命”并非其政治哲学的核心诉求;在君主专制集权的历史条件下,所谓“民心即天命”的政治哲学根本无法摆脱理论与实践的困境。

董仲舒政治哲学的形上基础及其现代诠释

对董仲舒的研究应从对他整合、继承、研究、注解儒学经典的历史哲学成果入手,体察其中心命题。董仲舒的思想不完全依赖汉代政治事实而定,其另有儒学及诸子之学所本。董仲舒在《春秋》经与《公羊传》的基础上提出了"天人感应"理论。其在儒学内部的思想渊源包括易学、尚书学、春秋公羊学,还综合了先秦的各家学说。同时,西汉进入汉武帝时期,政治变革已然有了现实需求,政府意欲从无为清静转变为有为进取,这是董仲舒思想形成的基础。董仲舒的政治哲学,不但具备形而上学的基础,还有其现代诠释,是具有现代生态化的管理体系。

2013年董仲舒研究综述

2013年董仲舒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学者们从经学、哲学、史学等不同角度对董仲舒的思想学术进行研究。经学角度的研究让董仲舒的思想学术回到传统的经学,是董仲舒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哲学角度的研究更加细致深入;史学角度的研究与哲学研究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很多高质量的成果都是二者结合的产物。

董仲舒“三维一体”的政治哲学理念及其现代意义

董仲舒的政治哲学有一个核心理念,即"三维一体"。其中,"三维"是指"奉天""法古"和"爱民","一体"是指"大一统"。"三维"是"一体"的基础与手段,而"一体"则是"三维"的目的与结果。董仲舒的"三维一体"既有悠久的思想渊源,又有深刻的现代意义。立足于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赋予"三维一体"以新的内涵:天道合法性、传统合法性与民意合法性组成了新的"三维",而由56个民族所组成的中华民族统一体则是新的"一体"。这种新的"三维一体"观有利于促进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也有利于促进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与伟大复兴。

2015年董仲舒研究综述

2015年是儒学研究领域的"董仲舒年",研究成果数量和质量稳步上升。大陆地区出版董仲舒研究专著和论文集有7部,公开发表董仲舒研究论文70余篇。传统热点问题依旧,学术史论文数量增加,董子在历史上的地位备受重视。《衡水学院学报》作为董学研究的重要平台继续发挥着中坚作用。

董仲舒王道政治哲学的基本架构

董仲舒基于对秦政治的反思和汉社会的研判,将王道与霸道相融合而形成了全新的以王道论为核心的政治哲学体系,其目的直指国家的安宁强盛与中央集权。董仲舒的"王道"既是各种社会现象和政治行为的方式、方法或路径,也是应遵循的法则,还是社会政治运行的理想形态,或者说是通往理想社会之路。

“三代改制质文”的政治哲学意蕴——董仲舒文质论的理论渊源与历史效应

文质之辩是儒家政治哲学中心议题之一。孔子明确以"与文""尚质"之微妙方式探寻文质中和之道。董仲舒继承这一主题,并在政治哲学领域将之自觉展开,力倡"文德为贵""任德不任刑",为儒家文治、德政主张寻求天道观和经典论说的支持。在强调"质文两备"的前提下,更突出"先质后文""承周文而反之质"的时代文化精神走向和政治变革要领。董子更进一步提出"三代改制质文"说,指出文质更替或忠、敬、文演替是主导历代文化精神特别是政教原则变化的核心法则。董子文质论对理解儒家政治哲学和人类政治生活本质都有重要启示意义。

董仲舒思想研究的几个问题

汉代经学的核心是董仲舒开创的经学哲学。汉人无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名,更无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对立的观念。董仲舒"首推阴阳,为儒者宗",他阐述的新阴阳五行理论成为所有汉代经学学者共同认可的宇宙图式与天人关系思想。阐释董仲舒思想的哲学范式有多种,但应关注其活的灵魂和时代精神,肯定董仲舒经学思想对汉代长治久安的指导意义。

董仲舒哲学思想微探——基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维度

董仲舒的哲学思想是西汉封建统治的官方思想架构,对西汉乃至后世的中国封建传统思想文化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从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对董仲舒基于认识论的"天""元""阴阳""人"与"情性"五个方面,以及基于方法论的"道""变""相反相成"的思想予以解构。并且,辩证性地阐释了董仲舒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并存、形而上学与辩证思想同在的思想特征。

论冯友兰对董仲舒哲学的研究

冯友兰在“三史”及《新原道》中,全面而系统地阐释了董仲舒哲学。冯友兰对董仲舒哲学的研究是动态的:在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初创期,冯友兰以西方哲学为框架系统地梳理董仲舒哲学,构建起董仲舒哲学的现代形态;在《新原道》和《中国哲学简史》中,冯友兰以“新理学”的视域考察董仲舒哲学,使其“内圣”和“外王”两方面都得以彰显;冯友兰晚年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为诠释框架,对董仲舒哲学作了进一步的阐释。探究冯友兰不同时期对董仲舒哲学的研究,对于深入理解和客观评价董仲舒哲学、把握冯友兰的哲学史思想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观念的自然——论董仲舒的神学宇宙图式

董仲舒褪去战国以来阴阳五行观念的感性具体内涵,由天赋予其情感化、伦理化的色彩,使之蛮横地越过自然概念的边界,成为建构具有神圣合法依据的,包揽从精神到物质、从人事到自然的统一的相互联系的和彼此影响的遵循"天"意的一体化世界的纲领性概念。这个以天地为轮廓、五行为间架、阴阳为运行于其中的两种力量的宇宙图式,目的不是认识自然把握自然,它精细地梳理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厘定现实世界的君臣、夫妇、父子、长幼、尊卑秩序,让张扬道德理想的先秦原始儒学成为可践履的政治哲学。

康有为对董仲舒思想的阐发及其意义

在戊戌变法之前的十多年间,康有为致力于探究中国本土文化的“学术源流”,聚焦先秦诸子。康有为提及的汉唐人物并不多,却对这一时期的董仲舒倍加关注。事实上,康有为不仅多次讲到董仲舒,而且作《春秋董氏学》对董仲舒的思想予以阐发。康有为对董仲舒的思想阐发表面看是对董仲舒的推崇,实则是借助《春秋》发挥孔子思想的微言大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透视康有为对董仲舒思想的阐发,既有助于整体把握康有为对董仲舒的审视和评价,又有助于体悟康有为的孔学观和董仲舒在近代哲学中的历史命运。

透析戊戌前康有为对董仲舒的推崇

康有为在戊戌维新之前的十多年间对董仲舒赞誉极高,明确将董仲舒誉为“孔子之后一人”“汉代第一纯儒”。具体地说,康有为认同董仲舒以公羊学解读《春秋》,更盛赞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使孔学一统天下。康有为给予董仲舒的历史定位和评价受制于他的孔教观,服务于变法维新的现实需要。有鉴于此,康有为对于董仲舒的思想既有继承,又有转化。透视、反思康有为视界中的董仲舒,不仅有助于直观感受康有为对董仲舒的推崇备至,而且有助于深刻理解康有为推崇董仲舒的深层原因。

董仲舒家庭伦理的论述形态与思想特征

家庭伦理是儒学的核心内容,西汉时期中国传统家庭的主导形态正逐渐完成从三代的宗法制度到秦汉以降的"编户齐民"的转型,家庭伦理也在重新建构之中,作为西汉大儒的董仲舒对此作出了积极探索。现存材料中,董仲舒关于家庭伦理的论述依托其《春秋》学、天的哲学和《春秋决事》而相应地分为三种形态,分别侧重从古今之变、天人之际、现实生活三个维度展开,既继承先秦儒学传统,又顺应秦汉以降社会政治格局的变革,表现出战国秦汉之际儒家家庭伦理思想的综合与转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