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董氏盛事轶事述论

南浔这个小小的镇,历史上聚集了众多的豪富之家,资本雄厚者就有所谓"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其经济之发达令人叹为观止。董氏便是南浔众多豪富之一。但董氏之盛,并不仅仅在于她的财富,而更在于她的书香门第之传。

明清南浔诗派探析——以董氏家族为中心

明清时期湖州地区诗派繁盛,其中以南浔诗派影响较大、历史也最为悠久。南浔诗派以董斯张、董说、董樵和董耒祖孙三代为代表人物,其他重要成员还包括董份、董嗣成、董汉策等人。在明末董氏家族民变和明清鼎革的家国剧变过程中,董氏家族的主要支系依然保持着诗文创作的内在动力和自身特色。

京口张觐宸、张孝思祖孙的书画鉴藏活动

晚明京口张觐宸的书画收藏甚富,董其昌多次前往其培风阁寓目,后张孝思继承了培风阁的藏品。据家谱和家集考察张氏家族,张觐宸与张孝思是祖孙关系。张氏以乐施行义和崇文尚儒为家风,是镇江一带饶有声望的文化世家。张觐宸的书画名迹主要得自董其昌和项元汴子嗣,身后又全部传与张孝思。张孝思能书擅画,与清初文人书画家笪重光、查士标等交游较多。而其晚年,家藏陆续散出,由笪重光、王永宁、梁清标等人递藏,后大多汇入清内府。张氏的收藏与交游是明末清初江南活跃的书画鉴藏活动的重要代表与缩影,更对当时诸多书画家的创作具有启发和促进作用。

世侯还是官僚:元代藁城董氏家族性质再探

河北藁城董氏家族是元代著名的汉人政治家族。在对汉人世侯家族的研究当中,河北藁城董氏家族往往也被列入大世侯之列,以致产生对于藁城董氏家族性质认识的偏差。实际上,藁城董氏家族最初只是栖身于大汉军世侯真定史氏麾下的政治群体,伴随元王朝的建立过程顺势而上。藁城董氏家族更多的表现为元朝的“官僚家族”,其“世侯家族”特色并不明显。藁城董氏在政治上的成功影响了自身家族早期历史的书写,从而导致后世学界对藁城董氏家族性质的认识偏差。这一案例让我们对于元朝家族政治盛衰对蒙元早期历史书写的干预有了新的认识。

论壮侗语族处置句标记的语法化路径与类型学特征

壮侗语族处置句主要是受事宾语提前,凸显话题成分的特殊句式。壮侗语族的处置句标记有两种,其一为壮侗语族固有的词汇,其二为汉语借词。在固有的处置句标记中,有的由实义动词“持拿/要”义语法化而来,其语法化机制为语义漂白和结构固化,通过推链和重新分析产生。借用的处置句标记是借用汉语的“把”或“拿”,通过语法复制的形式体现,是语言接触产生的结果。语序上,壮侗语族处置句标记为“S+DCM+O+V(+C)”,与中国南方部分语言的语序相同,符合中国南方民族语言的语序共性。

董必武红色家风的优良品质及其价值启示

党的二十大强调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红色家风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传家宝,在价值判断、行为准则、为人处事、言谈举止诸方面对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以至整个社会都发挥着重要示范作用。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国家重要领导人,董必武重视家风的营造,注意培养家庭成员勤俭节约、公私分明、终身笃学、谦和包容等良好家风,坚决杜绝子女特殊化,其家风具有鲜明的红色底蕴,显示出“节约”“廉政”“笃学”“谦和”等红色家风的优良品质,对子女的健康成长和为人处世产生了深刻影响,也为推进新时代家风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董必武红色家风启示我们:培育良好家风,需要努力做到从自我做起、从小事做起,言传身教、行胜于言,内外兼修、笃学为民,清贞恬淡、不骄不躁。

孝,何以必须?——孔子与董仲舒对孝道的不同建构

孝是古今中国社会的重大精神生活现象。孝在孔子那里完全建立在人性最基本的心理情感基础之上,发源于人心的内在要求和自觉意识,董仲舒则以天为基本视角而提出:孝白天地出,孝从五行生。董学第一次把孝纳入一种宇宙论的形上结构,从天的结构特征出发,论证出孝的合理性、合法性与合情性。与孝文化相伴生的是中国悠久的家文化。而这恰又与西方文化传统形成了鲜明比照。现代社会里,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孝的实现方式必然有所更新,利益原则的渗透也不可避免。

侗族传统家族制度与清代人工营林业发展的契合

在人类社会的一切生产活动中,都要求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必须进行广泛的合作,而有效的合作就需要有制度的保障。贵州清水江下游侗族人工营林业在清代的形成与发展,就是侗族社区的家族制度的保护下得以实现的。人工营林业是一个连片经营与产权稳定基础才能获得发展的长周期产业。人工营林业的这些特性在侗族家族制度中得以契合,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这种经济活动方式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推动着侗族地区人工营林业的发展。

关于开展南岭民族研究的构想

"南岭民族走廊"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与"西北走廊"、"藏彝走廊"相并称的中国三大民族走廊之一,是壮侗语族、苗瑶语族各民族的聚居区。这里族群构成复杂,文化积淀深厚,需要借助多学科的理论方法,拓展南岭民族研究的新领域,促进南岭民族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复兴,以"边缘活力"展示南岭民族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广阔的研究前景,为构筑涵盖中华民族整体的文化史观提供事实和理论依据。

侗族传统社会家庭:结构、功能及家庭成员关系

借鉴社会学有关社会群体、社会关系和功能分析的方法,对侗族传统社会的细胞——侗族家庭的结构、功能及家庭成员关系三个方面的特点进行了系统考察和阐述。

中国壮侗语族群的糯稻、糯食与糯祭文化

中国壮侗语族的祖先古越人是农耕稻作文化的开创者,也是糯稻最早的种植者。自古至今,壮侗语族群在糯稻种植、糯米饮食、糯祭礼仪等方面,已经形成全面系统、独具特色的文化链,是中国稻米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化内涵和学术价值有待挖掘。

董必武家风的基本内涵及主要特征

董必武的家风,内涵丰富、特色鲜明、影响深远。其基本内涵为:立志勤学、诗书相继的学习观;朴诚勇毅、谦虚谨慎的做人观;勤俭节约、热爱劳动的生活观;寓爱于教、严慈相融的教子观;严守规矩、不搞特殊的治家观。这一红色家风呈现出了理想引领的先进性、心系人民的崇高性、家风与党风的一体性、继承发展的时代性、言传身教的统一性等鲜明特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董必武家风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当代价值。

先齐乐舞蠡测

世上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一般都有其承继性与融合性特点。作为齐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齐国乐舞当然也不例外,它也是在齐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承继了东夷乐舞的成就,融合了尧、舜、禹三代之乐而形成的。东夷族是个喜歌好舞的民族,他们的歌舞活动,不仅造就了众多乐歌和乐舞,而且催生出了众多乐器,同时还出现了乐教、乐论和礼乐。为此作出重要贡献的有太3伏羲氏、少3金天氏、葛天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大舜有虞氏、东莱部落和夷夏部族联盟,就是他们为齐国乐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清初宁夏籍名将赵良栋家世考

赵良栋是清初宁夏籍名将,他曾先后参与平定宁夏兵变及"三藩"叛乱等事件,还先后亲率兵丁进取汉中、平定四川、恢复云南,为清初政局稳定和国家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赵良栋家族是名副其实的军功家族,其影响不仅仅是在宁夏,在西北以及整个清代都有重大影响。

吴中惠氏经学平论

清代苏州惠氏家族四世传《易》,远绍汉学。其在尊汉传统中所表现出的通达的学术观念和实事求是的学风,足可斥倒长期以来学界认为吴派经学只拘局于门户的误解。

清代以来苗族侗族家庭财产划分制度初探——以天柱民间分家文书为中心考察

近年来,清水江文书的大量发现,使清代以来苗侗社会史有进一步研究的可能。分家析产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从分家文书中可知,苗族侗族民众因为"家务纷纭、难以照料"而分家,通过"生分"与"出分",他们不断地表达着"姜不分不辣,家不分不发"这一民谚所蕴含的朴素的分家析产思想。同时,也由此建立了易于操作的家庭财产划分制度,他们遵循着"品搭均分、拈阄为定"的"诸子平分"原则,当然也不断地呈现出其不同于汉族地区分家析产的地域特点。

调适与应对:唐代以降中央王朝对黔东南侗族地区的经营与管理

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梳理,自唐宋以来的整个黔东南侗族的历史都可以理解为家族村社史,村社之间靠款规和款约维系其间的关系,使其协调、兼容。侗族社区在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左右时,在侗族传统社会原有社会组织的基础上也可以形成一些规模较大的行政权力,通过文化的调适和应对对侗族居民进行经营与管理。

汉末名士蔡邕家世及生平考述

以细致深入的文本阅读为基础,结合详尽的背景史料分析,考察汉末名士蔡邕的家世及生平。蔡邕的一生,大约与汉末顺、桓、灵三朝相始末,正值东汉王朝从衰败走向覆灭的时期。作为汉代乃至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通才式人物,他才华横溢、学识渊博,在书法、绘画、音律、碑诔、辞章、史志乃至天文律历、阴阳谶纬术数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当时的最高成就,且流风所及,影响深远。结合东汉末年的社会政治状况分析了蔡邕生不逢时的原因,并从5个阶段来评述他一生的经历及境遇。

瘴疠保护了西瓯、骆越人及其后裔

百越有很多支系,其中不少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唯独西瓯、骆越人及其后裔——壮侗语民族不仅能存在,而且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本文从历史事实出发,寻找出主要原因是瘴疠(恶性疟疾)保护了他们。

开寨始祖、家庭与婚姻——都柳江流域侗族的村寨结构与婚姻制度

都柳江流域侗族村寨具有高度的整合性和同质性,即侗族的家庭、家族和开寨始祖崇拜整合于同一村寨内部,以姓氏符号构成村寨来源的同一性;并在"破姓开亲"的婚姻制度下,将婚姻圈限制在具有同一姓氏符号的村寨内部,同姓又同婚。南部侗族村寨社会关系的高度同一性,表现在村寨空间结构上就是强化以"公"为中心的集体空间,如萨坛、鼓楼为中心的"寨心崇拜"和寨门、花桥、古树为标志的村寨边界,强化侗人社会的内外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