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魏风》“硕鼠”释义新考

随着“安大简”的发现与整理,人们对《诗经·魏风》中的“硕鼠”有了新的认识。“硕鼠”在“安大简”简文中书作“石鼠”,这为我们准确理解常见版本中的“硕鼠”提供了更为客观的新视角。《诗经·魏风》中的“硕鼠”“石鼠”实际上即“鼫鼠”“大鼠”“鼯鼠”“雀鼠”“飞生”等,这是一种形体较大,双翼如蝙蝠,毛色多种,既能穴处,又能入“树空中”的大飞鼠。它不仅食人禾苗,而且食粟、豆,史书中亦有“雀鼠耗”之典故。它实际上属于兽类,既不是人们一般所认为的大老鼠,更不是昆虫类中名为“硕鼠”的蝼蛄。学界对《诗经·魏风》中的“硕鼠”诠释上出现的分歧,多由不辨其名同物异所致。

现代“小说话”与《红楼梦》文学经典的建构

现代“小说话”不仅关注《红楼梦》的文化典范价值,而且将《红楼梦》当作重要的文学经典作品;不仅从小说类型归纳与小说史定位来强调《红楼梦》的文学经典性,而且基于现代文化语境发掘出《红楼梦》新的审美意义。这是现代“小说话”批评者对《红楼梦》阅读“体验”后,意图与文本进行怡然自得交流的体现。作为一种批评与阅读媒介,现代“小说话”不仅对传统小说的现代接受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而且能够揭示彼时小说批评的新原则与新意义导向的文化必然性。

话语标记“从某种程度上说”的模糊限制功能

目前,“从某种程度上说”等话语标记尚有研究空间,本文认为这类话语标记主要表达模糊功能,起到缓和、礼貌、交互主观性等语用功能。“P,从某种程度上说,Q”是其典型语境,言者的交际意图是通过信息P来向听/读者表明立场Q。这类标记的典型功能就是模糊地限制Q,Q多是断言性和模糊性的陈述小句。话语标记“从某种程度上说”的模糊限制功能深受其构件“某、种、程度、说”的不定性影响。与“按说”类、“更准确地说”等推进式言说标记相比,表达模糊限制的话语标记具有自身特点;它们符合传信语的判断标准,属于传信语的一类。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新疆锡伯族“念说”研究

“念说”是锡伯族民间说唱文学,聚合了锡伯族的集体智慧。“念说”从叙事语言、叙事形式到叙事内容等多层面表达了对中华文化的接受与认同,是锡伯、满、汉、蒙古、哈萨克等多民族文化交融一体的结晶。它与锡伯族西迁历史以及锡伯族同汉、满等多民族的交融历史不可分割。新疆锡伯族“念说”不仅传承与保护了满语、满文珍贵的语言文化遗产,而且形成了锡伯族自主选择和表达中华文化认同的话语体系。

《说文解字》的“字用”思想发微

《说文解字》(简称《说文》)通常被看作“形”书,其说解汉字的方法及对汉字的具体解析得到学史肯定。本文认为,《说文》还有重要的字用学价值,其“字用”思想可以从《说文·叙》和《说文》正文对字的解释两个方面考察。在《说文·叙》中,许慎揭示了“假借”之“依声托事”的用字实质;用“古文”泛指古代文字,表面上是字体概念,实际上指的是古文字的结构和古文献中的用字;许慎对文字的定义和文字功能的表述体现了职用实质;许慎对时人谬解文字的批评,对《说文》编撰目的和编撰原则的说明也都是从文字使用角度表述的。《说文》正文对每个字的解说首重意义,形体分析只是对意义的印证;《说文》解说中常用“古文以为某”来揭示古代不同于汉代的用字现象;《说文》的“重文”如“古文作某”“某古文”等也是就字的功能而言;“一曰”的说解则反映了同字异用现象;《说文》还常引用书例来证明字义。这些都说明《说文》从服务解读经书的目的出发,非常重视汉字的使用功能,多方面揭示了汉语字词的各种关系。

壶关方言中的反预期话语标记“说咧”

“说咧”是壶关方言中的一种规约性间接否定的表达形式,其既可以表示对听话者观点的否定,又可以表示对听话者言语行为的否定。与此同时,“说咧”在本质上属于反预期话语标记,它在语篇中的功能主要包括对听话者观点或言语行为的否定、话轮转接、标示信息的不对称。通过对“说咧”共时分布进行调查,发现其主要分布在晋语和冀鲁官话的部分地区,并在此基础上认为其与普通话中“看你说的”有着不同的形成路径。

“道”文化心灵精神及其对中国文学的话语塑造

“道”作为中国文化的至高范畴和终极据点,在“思想-言说”结构及文化心灵方面形成了“道说希声”这一内在规训及根本特质。而正是“道说希声”,根本性地塑造了中国文化以“致和”“成善”“养德”为基本心灵特征与价值追求、以“乐和”“忧患”“静朴”“逍遥”为根本精神、以“经世致用”与“味美趣美”为艺术审美追求的“道”文化心灵精神。“道”文化心灵精神作为一种深层性、稳定性、基因型的结构力量,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整体及其历史发展有着根本的轨导与牵制的作用,而且深刻影响和决定了中国文学及文论的话语形态与话语体系,建构和生成了中国文学及文论追求大宇宙及大生命关怀、致力感物抒怀、以“意象-语象”为中心(“象本位”)、基于“道”的核心范畴性表达等结构性特征。

选本编纂与王朔小说的经典化

在王朔小说的经典化过程中,文学选本发挥了重要作用。争鸣小说选本、先锋小说选本、通俗文学选本等当代文学选本收录王朔小说的复杂情况,反映出王朔小说被同时代人理解、接受和归类上的困难程度。王朔及其作品的经典化是当代文学典律构建中的特殊个案,是历史与现实、作家与社会、文学批评与大众传媒、学术规范与市场逻辑等多重内外因素形成合力的结果。

反预期信息标记“你还别说”

“你还别说”具有标记反预期信息的功能。文章着眼于“你还别说”所连接前后两部分的语义关系类型,离析出了四类“你还别说”句,分别对它们的信息序列和语义关系进行了描写,探讨了反预期信息的内容所指和形式所指。语用功能方面,总结出“你还别说”具有篇章连贯功能和人际互动中的提醒、缓冲与交互功能。

《欣赏编》系列丛书版本新考

明代沈津所辑《欣赏编》是一部以玩赏、游艺为主题的丛书,有明正德间沈津刊本、明嘉靖三十年汪云程刊本,以及明万历八年茅一相刊本。茅一相本系沈津本之重刻本,茅本刊成后版片屡经剜改,不同时期的印本面貌有所不同。茅一相又有《欣赏续编》十种十卷,所收多为明人作品。明末重编《说郛》的编刻者为了凑足《说郛》“二千余家”之数,曾选择《欣赏编》及《欣赏续编》的部分子目,作为重编《说郛》及《说郛续》子目的底本。明末《重订欣赏编》为书贾使用重编《说郛》系统版片编印的丛书,假托茅一相重订,为书坊射利之产物。

语用标记“说什么呢”的功能及其形成机制

现代汉语中的“说什么呢”已发展出语用标记用法。“说什么呢”可以分布在对话语体和独白语体中。对话体中的“说什么呢”呈现出三种功能:明示否定态度、引出反驳理由;否定消极认知、引出劝慰话语;标示害羞情感立场;独白体中的“说什么呢”具有自我否定、解说前述信息和话语空白填补功能。语言表达的主观性和交互主观性是“说什么呢”演变为语用标记的主要动因,而语用化则是“说什么呢”最终发展为语用标记的重要机制。

论《群书治要》所引《说苑》之校勘功能及其“治要”意义

刘向编撰《说苑》,目的在于言政事得失,并以旧事为戒。全书有二十篇,首两篇分别题为“君道”与“臣术”,则全书乃与治国相关明矣。卢文弨《新校〈说苑〉序》:“此书之言治术略备矣,人主得此亦足以为治矣。”其书主题与唐人魏征等所编《群书治要》之昭德治国,盖亦有所相合。《说苑》全书可分845章,《治要》援引其中38章,占全书4.5%。文章以《群书治要》引用《说苑》为主题,先从文献学讨论如何利用诸本《治要》校勘今本《说苑》,复就《治要》援引之文分析其选录《说苑》之原委,讨论《治要》摘取《说苑》篇章与“治要”之关系。

民国时期中学师生对《世说新语》的接受研究

民国时期的中学师生在《世说新语》接受史的建构中承担着重要角色,但往往被研究者忽略。在新学制、新课程标准的要求以及国文教学讨论的背景下,商务印书馆选辑、整理了一批古籍丛书以适应时代要求。《世说新语》以国文读本的面目出现在这些丛书中,走进了民国中学师生的视野。他们以报刊为阵地,阅读着经他人挑选出来的《世说新语》选篇或研究论文,形成对该书的间接接受。中学师生的参与使该书在民国时期获得了教学价值上的认可。另一方面,基于自身的阅读体验,他们撰写相关文章,以“写”的形式直接参与进《世说新语》的接受过程。这些文章中提供的新方法与新视角推动了民国《世说新语》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宋代“右文说”研究述评

现当代学者对于宋代“右文说”的研究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探究宋代“右文说”的学术渊源;二是评析宋代学者右文表义的论述;三是阐述宋代“右文说”的学术价值。第一个和第三个方面的研究成果现当代学者归纳得较全面,第二个方面关于宋代学者右文表义的研究材料挖掘不足,尚需进一步探讨和论证。

“有一说一”的坦言标记功能及其形成

“有一说一”是当代汉语中新兴的话语标记,通过强调说话者看法的真实性、认识的客观性与态度的坦诚性,从而达到“坦言”的效果。语义相宜、主观化和高频使用对其话语标记功能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有一说一”与“说实话”“说真的”的细微差异体现在语义的表达倾向和构造的理据侧重上。

罗周《世说新语》题材戏曲创作的书写路径

对魏晋文化的痴迷促成了青年编剧罗周的《世说新语》题材系列创作,包括2014年创作的扬剧《衣冠风流》,2018年创作的越剧《乌衣巷》,以及2019年开始创作的昆曲《世说新语》折子戏系列。《衣冠风流》和《乌衣巷》是她在这个题材的探索和起步之作,两部作品分别从政治和情感出发,完成了对魏晋风度的精神建构,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元明清以降同类题材书写存在的困境,建立起了同类题材书写的写作范式,却仍未及圆满。而随后的昆曲《世说新语》折子戏系列则是罗周为《世说新语》题材戏曲创作寻找到的最适配、最完满的形式,并通过她独特的写作技巧,使《世说新语》中的诗性瞬间在舞台上迸发出了最大的生命能量和戏剧能量。

新见西夏文《佛说父母恩重经》残片考释

近年来,国内拍卖会上陆续拍卖了3件民间藏西夏文《佛说父母恩重经》,分别是2014年德宝古籍秋拍的第64、72件拍品和2021年中贸圣佳春季拍卖会“万卷——名人信札古籍善本专场”3697号拍品。通过列表分析发现,这3件佛经为新发现《佛说父母恩重经》的两个不同版本,与已公布的英藏、俄藏西夏文《佛说父母恩重经》相比较,也属于不同版本,但均以俄藏黑水城汉文本TK-139、TK-120《佛说父母恩重经》为底本翻译而来,且64号和3687号佛经内容前后相接可以缀合,是同一版本相连的两件文献。此外,保存较为完整的施经发愿文是新见内容。从版式及发愿文中的“大朝国”来看,应为蒙元时期刻本。由此可知,这3件西夏文《佛说父母恩重经》经文是以西夏仁宗时期刻印的西夏文《佛说父母恩重经》为底本,在蒙元时期重新排版印制。多个版本的汉文、西夏文《佛说父母恩重经》在西夏和元代的流传,是这一时期佛教信仰和儒家孝道思想相融合的历史见证。

论《黄侃手批〈说文解字〉》批语“同”

“同”是《黄侃手批说文解字》中的重要批语。“同”批注的字词主要含括异体字和转语两类。将《手批》与其参考性材料《文始》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同”所批注的字词与《文始》中“变易”关系的字词在内容上存在较高的一致性,又呈现出与之不同的泛时性特征。同时,受《说文解字》训释内容的影响,“同”存在将造意与实义混淆的问题。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解中能愿动词反映的“理必”思想

能愿动词是指能用在谓语前表示客观必要性的动词,从逻辑推理、句法结构、语义内涵、训诂用法等角度出发,对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的能愿动词“应”“能”“可”“得”进行研究,有利于揭示这些能愿动词所体现出的“理论必然性”,进而发覆段玉裁的“理必”思想。通过分析11个例子发现,这些能愿动词常常用于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的前提条件以及结论当中,起到总领逻辑推理、列出事实依据、概括总结结论、突出强调结论、补充说明结论、连接前提结论、校勘订正讹误、单独举出特例等作用,已然成了一种“理必标志词”,为阐释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的“理论必然性”提供了另一分析进路。

论《世说新语》人物风度的“雅”意蕴

《世说新语》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部志人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地反映了其时代风度中的“雅”意蕴。人物在言行举止和渊博的儒学知识方面体现了魏晋时代的儒雅之风,在忠正刚直的性格和清新绝俗的玄谈方面体现了魏晋时代的清雅之风,在重大关头的镇静自若和淡然处之方面体现了魏晋时代的闲雅之风。儒雅、清雅和闲雅的性格气质形成的鲜明突出的“雅”意蕴,成为魏晋时代气象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