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秦汉解书与举书之关系

“解书”和“举书”是见于秦汉出土文献中的两种文书类型,该文采用“二重证据法”,在对相关出土简牍进行复原和释读的基础上,将其与传世文献中的相关内容进行对照,从而论证了“解书”源于对具有行政纠察功能之“举书”的回应,是回应“举书”质询的上行文书,是“解”这一行政活动的纸面记录,目前所见大部分“举书”材料便来源于其中转引“举书”的部分。该文所讨论的“解书”与“举书”的内容,解释了部分行政文书发展的源流,可以填补中国古代文书行政史研究的空白,直接推进了秦汉出土文献的整理复原工作,为之后的简牍复原与释读提供了参考。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量词研究

在《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已公布简文中,共有量词50个,其中以物量词为主。这些量词既有以往文献中已见的成员,也有新出现的成员,有些量词还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从数量结构来看,“名+数+量”结构仍然占据主流,其他结构类型也有散见的用例。《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量词的使用情况,既可以为汉语史的断代研究提供材料,又可以为相关词典的修订提供参考。

古代中西黄赤交角测量和计算中几个问题的比较

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中国东汉四分历前后和古希腊首次出现的一些球面天文学概念以及黄赤交角的测量和计算进行比较.结果表明,东汉时期已经初步尝试并基本建立了一个空间天球概念,但是没有被后代很好地继承下来,而古希腊建立的空间天球概念被现代天文学所继承;古代中西方对于黄赤交角的测量和计算方法不同,并且东汉时期黄赤交角测量值的精度高于古希腊测量值的精度.

论两汉章句之学的谶纬化

由于两汉的章句之学与今文经学的关系甚为密切,而谶纬又主要是今文经学神秘化、庸俗化和政治化的产物,这决定了谶纬说不可避免地会对章句之学产生影响。这个结论,能从两汉章句从膨胀化到减省化的发展轨迹中获得证明——王莽时代“减省章句”的过程,实际上是以谶纬说来改造章句的过程;光武帝时代对章句的重新减省,也是以谶纬为准绳的;至于东汉其他时期对章句的减省,同样不脱谶纬的影响。残存于今的《孝经章句》,则为章句之学的谶纬化提供了一个文本证据。

试论东汉的农田水利工程与人口分布

东汉时期,农田水利工程对人口分布的影响较大。凡是农田水利设施完善、农业发达的地区,也是人口数量较多的地区。东汉时期的南阳郡、汝南郡等地就是如此。同时,各地修建的规模不等的灌溉工程,都会程度不同的促进当地农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

东汉实物铭刻文字的社会人文价值

东汉实物铭刻文字是指东汉时期在器物上铭刻的文字,即:传世和历代出土的时代考定为东汉的、铸造或者刻写在器物上的文字。出土的东汉实物铭刻文字相当丰富,保留了当时文字最原始的风貌,其内容真实可信,透过其色彩纷呈的文字表面,我们看到的是东汉社会生活中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宗教信仰和社会风俗的各个侧面,具有重要的社会人文研究价值。

东汉皇宫宿卫体系论略

东汉的皇宫宿卫体系是在继承西汉皇宫宿卫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而形成的。东汉皇宫多层宿卫体系非常严密、宿卫军权高度集中,这利于东汉皇权的集中和强化。然而,东汉后期,随着外戚和宦官势力的不断膨胀,他们为把持国政,都争相把控制皇宫宿卫力量作为争夺权势的强力后盾,使东汉皇宫多层宿卫体系成了外戚和宦官削弱和控制皇权的凭借。

论汉末士风的嬗变——从“婞直”到新人格的追求

东汉桓灵之际,党人力矫"保身怀方"的守节之风,在士人中掀起了一股"婞直"之风。但随着党锢之祸的到来,像陈寔这样的士人对"婞直"之风有所保留,主要据仁、德以理政、修身,想使废于上的风俗能在"清于下"中得到整肃。像郭林宗这样的士人则走向论道讲学与人伦识鉴,开清谈之风,让士林倾慕不已。像黄宪这样的士人则更加超脱,从坚持志操与学问中走向逃避,在独立自由的人格追求中渗进玄学新人格的因子。"道性周全,无德而称"的新人格成为士林之典范。

东汉末年大疫

《后汉书·灵帝纪》载录了汉灵帝时期发生的五次大疫,其中有三次朝廷派官员巡视各地,并赠送医药。汉献帝时期,《续汉书·五行志》只记载了建安二十二年发生一次大疫。经查阅史料,发现此记载与史实不符。建安二十二年之大疫,对后世影响最深。曹丕《与吴质书》记述了建安七子中的徐幹、陈琳、应玚、刘桢四人死于这次大疫。建安七子中,成就最大的王粲亦死于这次大疫,而曹丕并未提及。东汉末年,人祸与天灾交织,使社会经济遭受极大破坏,人口大减,从桓帝时期近五千万,到西晋统一时只有二千余万。

东汉皇宫宿卫军士组织管理述论

东汉时期,为保证皇宫宿卫各部队高效率运转,统治者对皇宫宿卫军士的组织管理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注意各兵种的合理搭配;二是强化军队基层组织的严密性和规范性;三是注重宿卫军士的训练与考核;四是强调分散管理与统一管理相结合。这些组织管理措施是为确保皇宫宿卫军充分发挥其宿卫职能的同时,最终实现集宿卫军权于皇帝个人的目的而设的,是专制主义集权政治在皇宫宿卫方面的反映。

启文述源

启文于东汉出现 ,作为奏议文字长期存在于传统公文之中 ,齐梁时文体论者即在此一职能上认识启文体。而刘宋时启文内容发生显著变化 ,使之渐近于应用文之书牍类。启文的衍变过程 ,是其文学化的进程 ,也是文体蜕变和融生的过程。

陪都文学精神的形成与演变

作为中国文学版图的重要一支,陪都文学随着历史演变和城市轴心的迁移,形成了独特的文学精神。本文选取东汉长安、唐代洛阳、北宋洛阳、明代南京等四大陪都文学作重点分析,在梳理其前后承继的文学脉络中,进行各自多重色彩的具体辨析,分别为东汉陪都长安夸饰中的自豪、怀恋与失落,唐代陪都洛阳闲适中的忧惧、苦闷与解脱,北宋陪都洛阳韬晦中的内敛、执著与理趣,明代陪都南京凄艳中的风情、诤骨与感伤。

古典遗韵与时代新声——论东汉文学的审美趣味

东汉"以经立义"的文学创作思想,带来了文学创作中以儒家古典美为主的风格,以及文学表现形式的尊古色彩。但东汉文人既崇尚古典又创新求异,他们结合时代特征阐发经典之新义,并注重个体情感的抒发和挖掘文学的娱乐、游戏功能,创制出不同于传统雅正文学的异曲新声,使得文学生发出多样性的审美特征。东汉文人审美趣味的求变创新,开启了文学自觉时代之先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东韩油区长2储层特征

根据压汞曲线、铸体薄片等分析资料及试采、录井等测试结果,对长2储层特征进行研究和综合评价。同时应用实验技术,对东韩油田长2储层岩心样品进行测试,研究其储层特征。

我国农家乐入境旅游产品现状和可持续发展策略研究——以西安户县东韩村为例

本文通过访谈法调查了东韩村农家乐入境旅游发展中的问题,继而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策略。文章指出营销渠道单一、服务设施有待完善、乡土气息不浓厚,接待户英语水平和文化素质低等问题制约了东韩村农家乐入境旅游发展的发展。文章提出了以下可持续发展策略:政府加大扶持和营销的力度,邀请专业人士参与语言服务和提高旅游产品的广度和深度,对接待户进行专业培训。

论汉代岭南贪官现象

自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到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平静了210年的岭南地区发生了变化:"前后刺史率多无清行","先时宰守并多贪秽",县令们"贪暴无度"。产生岭南贪官现象的历史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利益驱动,人性贪腐使然;二是制度缺失,政治黑暗使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论东汉《古诗十九首》之过渡性

《古诗十九首》属于东汉末年中下层宦游文人的作品,它上承汉乐府、下启建安文学,从主题、形式、表现手法等方面都显现了其过渡性所在。《古诗十九首》是社会动荡、价值观念体系崩溃的文人心声的抒情载体,特殊的情感心理开拓了后代的"寒士悲秋"、"闺妇伤春"的文学典型范式。哲理性的加强以及更加关注自我、人生的特点,与后来的"建安风骨"相应和;抒情性的加强和五言诗模式的形成是它形式与表现的过渡性特征。因此《古诗十九首》具有不同于此前、此后的诗歌而又与之相关联的过渡性特点。

东汉抒情赋的情理世界

情与理可以说是文学作品的脉搏和经络,是文学作品生命之所在。遭际无常,悲士不遇;关注国事,批判现实;避祸自适,与世逶迤;世俗情感,趣味浓厚,这些构成了东汉抒情赋作家丰富多彩的情理世界。

汉代藏书及其影响浅析

两汉藏书各有千秋 ,无论从藏书的数量和质量 ,还是从藏书的途经和手段来说都有各自的特色 ,然而在其对文化传播的影响 ,对图书馆的产生与发展 。

周谷城与中外历史比较研究

周谷城是我国著名史学家。他率先倡导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同时,在多年的史学研究实践中,他又比较自觉地运用比较方法,且成绩卓著。对周谷城比较思想及其实践进行研究,对于了解我国比较史学的发展以及推进史学比较研究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