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实践中股权代持协议效力的认定问题研究——以《司法解释三》出台后最高法股权代持案例为视角

商事交易的日益发展催生了股权代持的兴起,作为股权归属的安排手段,股权代持能够最大化体现商事自由和利益的最大化,因而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适用。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出台,更进一步地促进了代持的兴起。然而司解三否定实际出资人的股东权利,使得基于利益的安排代持协议出现了异化,这种异化极大地增加了司法裁判的难度,亦造成了司法判决的不确定性,代持协议的效力认定不仅需要考虑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还需要考虑委托出资关系的合意及协议内容的实质判断,这导致许多代持安排未能实现其代持目的而引发巨大纠纷。基于此,在司解三和高层级案例研究基础上,笔者对代持基于其外部条件进行了类型化契约安排,同时初步引入股权信托以完善契约本身的局限性,力图实现股权代持关系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安排合法和可预期。

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法律形式及立法路径探讨

如何以最小的制度代价建立有利于业务持续健康发展的规则体系,是交易所市场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REITs)试点面临的关键问题。参考海外市场的实践经验,结合我国现行法律制度,本文认为,公募产品可供选择的法律形式分为契约型与公司型两类。本文比较分析了这两类法律形式及可供选择的立法路径,并对其可行性作出了初步评估。

论隐名出资——对《公司法解释(三)》相关规定的批判与发展

隐名出资在我国远未形成系统理论,《公司法解释(三)》(法释[2011]3号)的相关规定不乏矛盾甚至错误之处。对隐名出资现象,本文尝试进行类型化归纳,探讨隐名出资合同构造自由的边界,尤其与现行公司法制度间的协调,主张隐名出资的法律性质是实际出资人的间接参股,其背后的合同有信托型与合伙型两种形式,进而在此前提下,分析隐名出资所牵涉的各方面关系的具体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