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经熊的法学家身份对其翻译的影响

吴经熊作为20世纪中国杰出的法学家、翻译家,积极对外译介中国法制思想与古典文化,旨在让西方真正了解中国。其在中国法制进程及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此,从吴经熊的法学家身份出发,通过分析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翻译策略,探究其法学家身份对翻译行为的影响。

论弥尔顿《咏失明》及其早期中国因缘

通过细读文本,反驳了约翰逊博士对弥尔顿十四行诗不公正的评价,指出《咏失明》中的有机统一足以使它成为十四行诗中的杰作,形式与内容之间丰富而微妙的互动表现出巧夺天工的精湛技艺。在诗中,言说者内心的两个侧面,自然人和基督徒,彼此对话。二者的矛盾在审美化的过程中,即以十四行诗的形式对这一经历的艺术升华中得以统一。文章还追溯了《咏失明》在中国的早期因缘,主要是传教士杂志《遐迩贯珍》中的译诗和吴宓的译写、教学。

吴经熊:超越东西方的法学家

在中国法学史上,吴经熊占有一个特殊和引人注目的位置。吴氏早年游学欧美,精研西学,试图建构超越东西方的法律哲学,达到"恒常"与"无常"、"守经"与"达变"之间的圆融与会通。面对内忧外患的国难当口,吴氏中年皈依天主教,沉浸灵修,提出"在进化中的自然法",期许实现法律真、善、美三者相和谐的艺术。时隔半个世纪,作为法律学人重新回味吴氏其人其学其思想,检讨其中的得失,以期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带来些许思考。

吴经熊法律哲学思想研究

本文主要研究了吴经熊的法律哲学思想。从总体上讲,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即早期阶段与后期成熟阶段。其早期阶段的思想主要由三对矛盾贯穿而成:法律资源论上的本土资源与外来资源之间的矛盾;法律方法论上的经验式观察与理性推理之间的矛盾;法律思想上的理想主义与现实状况之间的矛盾。后期的思想则主要围绕着法律、宗教、哲学三者之间的关系而展开。通过研究作者揭示出了吴氏思想的核心部分:即超越东西方的法律文化。而这样的法律思想将构成对当今法律全球化时代挑战的一种积极的回应。

吴经熊研究综述

吴经熊被称为20世纪中国最享有世界性声誉的法学大家,目前学术界对他的研究仍相对薄弱。通过对国外及台湾地区、大陆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可知对他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但在整体上还存在诸多不足,在以下几个方面亟待加强:要加大资料的建设力度,加强史料的整理与翻译;要加强理论建设,拓展研究思路;要开掘研究深度,拓宽研究领域。

论吴经熊法律思想的浪漫因素

吴经熊毕业于东吴大学法科,系法科改制后首任东吴法学院院长。他法学根底深厚,学贯中西,融合儒、道、禅哲学,以中华文化的玄妙精髓参悟唐诗的意境,并进而体会法律的艺术有其动人因素及美感经验,坚信均衡利益之冲突有赖法律人的智思心觉和直觉与耐心。他认为法之本质需通观整体,概观与个观兼备,法学研究应融贯理性与经验,实践可印证学理。浪漫因素是不断突破与创新的动力,从浪漫主义注重人的生命力与感受力,以及自由与丰富生活,获得方法论研究态度之启发。终其一生,吴经熊的法律思想几经转折,最后依归宗教,其动因与过程,浪漫因素有以致之。视吴氏为浪漫的人本法学家,不亦可乎!

以诗歌重塑民族心灵——1930年代吴经熊的双语写作与诗学观念

吴经熊在民国时期不但是著名的法学家,而且也是享有声誉的文学家。他既参与创办英文期刊,发表大量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作品,同时也热衷于写作汉语旧体诗。本文通过梳理英文期刊的资料,还原当时文学氛围的疏离与语言环境的分裂,考察吴经熊向英语世界译介中国古典诗歌的策略与动机;并可得出结论,他的双语实践不仅以"唐诗四季"诗学观念回应"感时忧国"的抒情传统,而且主张以诗歌重塑中国人的民族心灵,期待可以克服现代性危机,超越东西方文化的权力等级。

吴经熊与近代中国法学学术

吴经熊的法学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理论建树,即考察中国传统法律思想,评介西方法律思想,创见法律哲学思想,研究中国法制进程;二是文献编纂,即汇编和校对法学论著,编撰和校勘法学工具书;三是传媒平台搭建,即主编《法令周刊》,主持上海法学编译社,支持《法学季刊》建设。吴经熊作为法学大家对近代中国法制进程的最大贡献体现在法学学术方面。

南京国民政府的立法活动与社会法学思潮——以吴经熊为中心的考察

在1928年至1936年期间,国民政府进行大规模立法活动,所立诸法具有浓厚的社会本位特点。学界通常注重孙中山思想对社会本位立法的影响,本文则注重社会本位立法的西学渊源。吴经熊引领中国社会法学思潮,积极参与立法活动,使国民政府的立法方针、民法制定、宪法起草等诸方面都具有明显的社会本位特点。本文通过考查吴经熊的学术活动和政治活动,探讨国民政府的立法活动与社会法学思潮的密切联系。

中国物理教育从无到有并达到国际水平的历程

本文分为上、中、下3篇。上篇叙述了前清时期从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拳匪之乱、庚子之变、废科举,直到普遍建立新式学堂的历史过程。此阶段我国的物理教育处在萌芽状态。中篇叙述了从辛亥革命到抗战爆发前民国时期中国物理教育发展的历史过程。在此期间一批优秀的大学建立起来,物理教育初具规模,且有很大的发展。大批毕业生出国留学,归来后成为我国物理学界的领军人物。一批物理学家献身于科学救国、实业救国事业,做出很大的努力,甚至牺牲。下篇叙述了抗日战争和战后复员时期的中国物理教育发展。多难兴邦,抗战时期条件极端困苦,却激发出西南联大这朵教育史上的奇葩。中国近代教育,从教育理念到办学体制,从课程设置到图书仪器制备,都是从西方引进的。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完全靠到西方国家留学。截止到20世纪40年代末,一批本土培养的高水平科学家出土了。

近代中国法界知识分子的学术与政治命运——以吴经熊为个案

吴经熊是少数几位能够从容游走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近代历史人物之一。他的学术与政治命运最终结局是:半是成功、半是失败。可以说,吴经熊作为一位法学家是成功的,而作为一位政治人物却是失败的。他个人的学术与政治命运反映了近代中国法界知识分子共同面临的社会最终命运——法律救国的道路在近代中国是走不通的。

吴经熊、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的《圣经》翻译——以《圣咏译义初稿》为例

抗日战争时期,吴经熊奉蒋介石之令重译《圣咏》。吴经熊稽考各类《圣经》版本和参考书籍,以中国古代诗歌的形式将其译为中文,计有四言、五言、七言,冶诗经、离骚、楚辞、唐诗于一炉,展现了吴氏深厚的旧学修养。蒋介石于军事倥偬之余,前后三校吴经熊所呈译稿,并提出了诸多有益的修改意见。《圣咏译义初稿》是基督教经典中国化的一次成功尝试,出版之后,备受学界关注,大有洛阳纸贵之势。但是,受制于当时国人的知识水平,此书难以进入普通大众的视野,也大大削弱了其在中国基督徒中的影响力。

吴经熊论法的艺术精神

作为一位学贯古今,纵横中西方文化的集大成者,吴经熊在二十世纪的世界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研究领域涉及哲学、法学、文学、宗教等多个领域。不管从哪个角度观察之,人们都能从中领略到吴经熊在那个特殊时代背景下所代表的一般志士仁人的治学治世的品性。本文以吴经熊前后期法哲学立场的转向为大背景对其法的艺术精神之论旨进行阐发。第一部分从吴经熊前期实证主义的法学立场来讨论法律中的艺术性,主要表现在利益的衡平以及秩序的对称、和谐之美;第二部分主要探讨在重归自然法哲学后,吴经熊从上承天性,下启人智的神性自然法思想中所体悟到的法之艺术的超验层面。一方面,法律追求公平正义的内在价值所体现的本质正是对于人性的关怀之美;另一方面,在吴经熊的自然法哲学中,正义根源于永恒法(神的智慧)的不变价值,上帝永恒之法通过自然法道成肉身(人定法)所映照出来的正是神性的光辉。最后一部分则指出吴经熊之所以有这一番不同于他人的领悟,除了得益于那段皈依天主教的信仰之旅外,更为关键的是他在各种知识文化背景中所锻造出来的认识方式——直觉,正是这种"直觉"不断引领着他逐渐走向超越与圆融的心性与人生。

吴经熊《道德经》译介的转喻视角分析

1939年,吴经熊在由其任主编的英文期刊《天下》上连载了自己的《道德经》译文,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本文拟以提莫志克所提出的"翻译是一种转喻"的理论为研究视角,考察吴经熊《道德经》翻译实践的特点,及其与时代的互动关系。提莫志克指出,译者能够通过选择性地突出原文本的一部分来转喻式指代文本本身的方式,来实现译者不同的翻译目的。聚焦吴经熊的《道德经》翻译实践,考察其译文和周边文字的转喻式构建特点,及其与社会文化语境的转喻式关联,可知:通过采用"执两用中"的译介策略——充分性和接受性兼顾,民族性和世界性并举,吴经熊尝试向西方解释中国文化,突出《道德经》不仅具有世界文学经典的语言特征,而且与西方文化相似相通,对西方现代文明中出现的问题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吴经熊的转喻式翻译实践为中国文学对外译介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参照模式,对其翻译实践的转喻视角分析,也有助于从一个新的视角理解翻译与文化传播的关系。

民国时期的法治思想览要——兼论吴经熊的法治思想

我国关于'法治'思想问题的认识,始终关联着我国古代'人治'与'法治'之争论,今天依然。从法理史学角度考察近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思想的肇始,与'法治'一词的大量使用,早先发端于民国时期。民国法律人吴经熊、蔡枢衡、林长民、梁启超、夏勤等人的著述与法律实践中,曾广泛运用近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回溯历史,实事求是地对这些问题进行历史唯物主义考察,方能真正解悟'法治'发展是在先前社会法律文化资源的基础上螺旋式上升的一个渐进过程。社会经历过的法治思想的历史洗礼,是法治现代化建设的播种机和可资参酌的有益资粮。

托马斯·默顿《庄子之道》的产生过程

本文主要研究托马斯·默顿的《庄子》译本即《庄子之道》是怎么产生的。首先论述了默顿在译介《庄子》之前对道家和中国文化的喜欢,这成了他译介《庄子》这本书时的文化预备,接着论述了天主教著名学者吴经熊在默顿翻译《庄子》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本文最后论述了作为文本的《庄子之道》的形成过程。

天主教华人圣经译本研究

19世纪末期,出现了天主教华人翻译的圣经译本,至今共有8种译本,即李问渔译本、萧静山译本、马相伯译本、吴经熊译本、萧舜华/李山甫译本、徐汇总修院译本、佘山修院译本、牧灵圣经译本,时间长达百余年。8种译本各具特色,李问渔译本、马相伯译本和吴经熊译本是文言译本,其它5种是白话译本。吴经熊译本是圣经中译史上唯一拥有罗马教宗序言和唯一政治领袖人物参与修订的圣经译本。萧静山译本是中国天主教第一本新经全集,也是改革开放后出版印刷的第一部圣经,其社会影响仅次于思高圣经译本。

朝向“人格主义”:论吴经熊法哲学思想的三次转向

吴经熊是学贯东西的民国法律哲学大家,他的法哲学思想了经历了三次转向:早期他转向法律认识论,综合了法律的个观与概观。中期他转向新分析法学,重点关注法律方法论,探讨了区分、类比、不得不逻辑、假设、直觉等科学方法。后期他转向天主教法哲学,重点关注法律目的论,探讨自然法、正义、美与爱等问题。吴经熊法哲学的三次转向与他个人的传奇经历,倾向于综合相反相成观点的心性,以及对法律目的与本源的追求有重大关系。从表面上,吴经熊法哲学的三次转向是断裂的,然其内在理路与进路是一脉相承的,乃朝向人格主义,最终都是为了人的完善。

论“吴氏宪草”

吴经熊是近代中国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起草的"吴氏宪草"也素有争议。"吴氏宪草"中规定了广泛的基本权利,但也同时规定,为了实现维护公共利益的目标,政府在必要时可以凌驾在这些权利之上。这种对待公民自由问题所采取的处理方式,既不是为了巩固蒋介石及其国民党业已掌握的专权,也不是机械移植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基本权利模式。在民国时期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深入了解吴经熊的人生经历和专业履历,"吴氏宪草"在公民自由问题上所采取的处理方式,反映了特定语境下的利益权衡,是在其他利益之上优先考虑某些国家利益的有意为之。吴经熊可能也对公民自由问题忧心如焚,但相比之下,加强国家安全和改造中国的法律文化更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