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程或者部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合同公约》对条约冲突的应对

致力于国际货物运输法统一的《全程或者部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合同公约》必须面对业已生效的各类货物运输条约,公约与众条约在内容上的多处不同以及适用范围上的竞合决定了条约冲突产生的必然性。该冲突表现为三类:公约与单式货物运输条约的冲突、公约与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的冲突、公约与调整国际货物运输特定事项的条约的冲突。公约对上述条约冲突作出了应对,但存在诸多不足。应从灵活确定损害发生区段,拓宽其他公约得以适用的事项,部分借鉴《条约法公约》的规定,同时虑及未来产生的新公约等多方面予以完善。

从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公约的变革看船货双方利益的博弈

船货双方的利益之争随着国际货物运输的产生而产生,影响着并反映在有关的国际海事公约中。从目前已经生效的相关国际公约中可以看出,船方在这场利益纷争中一直占据着优势,但是货方的力量也在不断增强。随着运输法公约草案的起草、制订以及货方力量的不断增强,可以预见船货利益之争将出现新的格局。通过对有关国际公约变革轨迹的叙述,对船货双方利益之争进行详细分析,希望能对将来完善中国《海商法》有所裨益。

水尺计量误差综述

此文对水尺计量中产生误差的原因和影响计量结果的因素进行了分析与总结,并从原理上计算了误差的大小,对于避免或减少航运生产实践中的计量误差、解决贸易争议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对货物控制权制度若干法律问题的解读

以合同法理论为指导,结合《运输公约草案》,论述货物控制权的性质和行使控制权的限制条件等法律问题,并针对中国海商立法的现状,提出在中国构建和整合货物控制权制度的建议。

海上货物运输法的历史发展及其启示

在过去的百年中,曾产生过若干个重要的海上货物运输立法,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值得深思。文章从海上货物运输法的历史沿革出发,对制约海运公约效力的因素加以详细剖析,总结海上货物运输法的基本特征,对《鹿特丹规则》的发展趋势做出了预测并提出中国的应对策略。

论"一带一路"倡议下以铁路运输为中心的国际货运规则重构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货物运输中,铁路运输将发挥重要作用。目前亚欧大陆以铁路运输为中心的国际货物运输存在的主要法律障碍是运输规则不统一,因此,应当改革当前以《国际货协》和《国际货约》为核心的铁路运输规则体系,制定统一的以铁路运输为中心的国际货运规则,以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我国《海商法》承运人迟延交付确定标准之不足

分析国际公约、国外立法例和中国法律关于迟延交付的规定,指出中国《海商法》关于承运人迟延交付仅规定"约定时间"标准之不足,提出在《海商法》迟延交付中引入"合理时间"标准的修改建议。

论海运条约冲突的解决模式——以联合国货物运输法草案为中心

针对联合国货物运输法草案诞生后海运条约冲突存在的必然性,分析草案制定历程中先后公布的6份文本所呈现出的三种海运条约冲突解决模式:回避模式、优先模式和退约模式。认为回避模式太消极,应首先予以排除;优先模式和退约模式,均只能解决部分条约冲突,同时没有虑及未来新的条约。提出改进之途在于应一并考虑后法优于前法原则、善意履约原则、条约相对效力原则,同时适当运用条约优先地位条款。

对国际货物运输法统一化努力的思考

《联合国全程或者部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合同公约》是国际社会为推进国际货物运输法的统一而作的又一次努力。结合这一统一化运动,分析国际货物运输法统一化的动因、悖论、成果的局限性以及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对国际货物运输法统一化给予客观的评价。

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的识别

承运人的识别,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国际海运公约给承运人下了定义,但没有完全解决承运人的识别问题。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在解决承运人识别问题上的做法大相径庭。在不能形成统一解决方案的情形下,承运人识别问题只能留待国内法解决。中国需要完善《海商法》的规定,通过国内法,解决承运人识别问题。

论国际货物运输公约的冲突:以《鹿特丹规则》“上岸”为背景

2008年底通过的《鹿特丹规则》的创新之一是在统一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的基础上部分统一国际货物多式联运法。《鹿特丹规则》的"上岸"扩大了国际货物运输法公约间的冲突,具体表现为加剧了海运公约间的冲突和引发了单一运输方式公约间的冲突。《鹿特丹规则》与相关货物运输公约间的冲突表面为条约冲突,其实质是不同运输方式承运人责任制度的互不妥协和国际统一私法运动的超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