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述评

2011年9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现正在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它是《刑事诉讼法》自1996年修改后,时隔15年后的再次修改,直接新增条文62条,删除2条,修改58条,条文总数从现行法的225条增加到285条。就净增的60个条文所涉及侦查、起诉、审判、执行各个诉讼阶段以及辩护制度、证据制度等基本诉讼制度修正的亮点与不足,逐一进行评述,以期对《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进一步完善建言献策。

论《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证据部分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对证据部分作了较大修改,虽有进步,但缺陷也很明显。将证据的定义由"事实说"改为"材料说",这一修改实无必要;增加了证据种类,但对证据的分类不合理;明确了举证责任的承担,但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的情形需相关法律进一步完善;关于非法取证方法的规定过于笼统,应尽可能详尽地列举非法取证方法;虽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得以进一步完善,但该规则在实体和程序方面仍然存在不足;在增加"反对强迫自证其罪"规定的同时保留了"如实供述义务",这种相互矛盾的规定显属不当;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证据衔接方面,证据核实主体应包括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建议更换办案人可能导致规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证人和鉴定人出庭不应作出不同的规定。

司法化:中国刑事诉讼修改的当下与未来走向

1979年以来,中国刑事诉讼立法的发展贯穿了一条主线——程序司法化。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在改变单方、双方结构,建立并完善三方结构方面做出了努力,进一步增强了刑事诉讼诸阶段的司法化要素。但应当看到,当下的程序司法化努力还主要局限在审判阶段(尤其是一审)的实体性裁判方面,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所实施的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诉讼行为,大都仍未纳入司法化的范围。未来的改革应立足中国司法实际,坚决而渐进地推进程序的司法化。

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研究——从2018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2款切入

长期以来,机动侦查权被视为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一项重要手段。2018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仍然保留了检察机关的此项权力。从既往的司法实践看,检察机关采用机动侦查权办理的案件数量不多,但不能据此简单地认为该项权力没有发挥实际作用。刑事诉讼法对机动侦查权的功能定位是适时监督,寻求个案正义,而非主动行权,对所有特殊案件大包大揽。机动侦查权未来的发展方向不是单纯地通过修法扩大案件的适用范围,而是在规范层面上针对机动侦查权的案件适用范围、审查程序、权力配置等办案中存在的瓶颈问题作出技术性破解,最终使该项权力发挥应有的作用。

刑事发回重审制度论纲——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八十三条为样本的分析

新草案对二审中的发回重审仅仅提到了一点,即限制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发回重审的次数。通过比较分析草案前后对发回重审的不同规定,并结合草案和现行刑诉法关于二审中发回重审的规定分析了发回重审存在的矛盾,最后提出了自己关于二审中发回重审的修改意见:科学规定发回重审的原因,严格限定发回重审的次数,明确提出对发回重审的要求。

沉默权入法之证成与自愿供述制度之构建——关于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一百一十七条的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四十九条、一百一十七条引发了"如实回答"的存废与沉默权是否入法的争论。由于既无法确定具体内容,也无保证履行的措施,更无不履行的法律责任,作为一项义务"如实回答"将形同虚设,应予废除。相反,无罪推定下的言论自由、不得自证其罪的逻辑推论、辩论原则的当然解释,都证成了沉默权。同时,司法实践表明,沉默权并不妨碍案件事实的查明。与沉默权相配合,将"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改造为"自愿供述,从轻处理"的司法制度,既有利于人权保障,也有利于查明犯罪事实。

我国程序性辩护的现状和完善

在对抗式司法理念的指导下,加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强化其辩护权以及实现控辩双方平等武装成为刑事诉讼立法的焦点。伴随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程序公正在刑事诉讼法中地位的提高,程序性辩护逐渐进入立法者的视野。《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确认了程序性辩护制度,并构建了相应的配套机制,但是依然存在一定的缺陷,应当从构建司法审查制度和优化程序性制裁机制两个方面进一步予以完善。

《民事刑事诉讼暂行章程》考略

学界一般认为,清末修律过程中,修订法律馆一共起草了三部诉讼法草案。但通过有关档案资料的梳理,可以断定还有另一部诉讼法草案存在,这就是《民事刑事诉讼暂行章程》。清廷起草这部章程,是为了应付《法院编制法》颁布之后、两部诉讼律颁布之前的即时之需;但是由于时局的发展,这部草案却最终没有被奏进。

论《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对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新贡献

法律有稳定性,但是适应时代发展进行修改也十分重要。我国刑事诉讼法自1997年实施以来已经过了15个年头,一些制度、程序已经无法适用当今司法实践的需要。2011年8月30日,全国人大公布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草案。草案在维护公平正义、保障人权、维护程序正义三方面对我国民主法制建设有着新的贡献。

论反对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在我国的确立与完善——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14条

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则不仅为西方国家普遍承认,也是联合国人权宪章所确立的一项刑事司法国际准则。为此,此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引入了该规则,从而使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更加民主、文明。但目前该规则引发的争议仍然较多、立法矛盾尚存、相关配套制度也仍然欠缺,因此,应以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为指导,进一步完善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则。

清末民事诉讼法的演进

八国联军侵华后,统治阶层意识到以旧有方式延续其统治成为不可能,遂推动例律的修订。此外,西方国家在华享有的领事裁判权,一方面维护了本国国民的利益,另一方面也使华人了解到文明国家的先进诉讼法制。英美日三国与清政府约定以修律换取其领事裁判权的废除,成为修律的直接动机。沈家本等修律大臣先后奏进《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民事诉讼律草案》,两份草案各有特色,其中《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尤其特别,兼具英美国家的诉讼特点,而《民事诉讼律草案》则具有浓厚的日本民事诉讼法色彩。

对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几点思考——兼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明确了证人在特定情形下出庭作证的义务、赋予了法院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权力,并从人身安全保障和经济利益补偿等方面完善了证人的相关权利,这对于缓解我国证人出庭作证难问题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草案》中的一些条文还存在着规定较为模糊、可操作性不强、不够科学合理等缺陷,因此在肯定其进步意义的同时,有必要结合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对其存在的不足之处展开探讨和思考。

论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发回重审制度之建构

刑事诉讼二审中的发回重审制度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课题。新草案对二审中的发回重审仅仅提到了一点,即限制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发回重审的次数。但这种蜻蜓点水式的修改依然不能令人满意,而且存在着理解上的歧义。文章比较分析了草案前后对发回重审的不同规定,并结合草案和现行刑诉法关于二审中发回重审的规定分析了发回重审存在的矛盾,最后借刑诉法修改之际提出了自己关于二审中发回重审的修改意见,希望新法能够对此进行明确合理地规定,让正义能够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刑事鉴定制度修改完善的几个关键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1年8月30日发布《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向社会公开征询意见。根据常委会初审的意见和征询意见将作必要的修改,其中对鉴定制度的修改,涉及几个关键性的问题,主要包括:鉴定结论的名称问题、鉴定人出庭作证问题、精神病鉴定及其强制医疗问题等。对这些问题的规定、完善都应当建立在对刑事鉴定制度模式的准确定位基础之上。然而,修正案对这些问题的规定虽有进步之处,但也存在不足,亟需在对刑诉法进行修改之时予以完善。

张之洞的法律思想(一)

张之洞论法律之提要:1)崇扬封建旧法,特别是《大清律例》,主张执法从严从重。2)要求变法修律、学习西法,但反对提倡民权、实行司法独立。3)批评新订的《大清新刑律草案》和《刑事民事诉讼法》,认为刑罚太轻,违背礼教,不适用于中国。4)重视办学,宣扬办学宗旨,制定学堂章程,特别是强调办专门的法律学堂。5)办理中外交涉有不亢不卑之处,但教案处理也有不当的地方。更有为了争取外国支持、为了支付赔款而出卖国土的思想。张之洞作为清末重臣,其法律思想既有保守的成分,即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也有新的创建,后者对后世法律建设颇有启发和影响。

张之洞的法律思想(二)

张之洞论法律之提要:1)崇仰封建旧法,特别是《大清律例》,主张执法从严从重。2)要求变法修律、学习西法,但反对提倡民权、实行司法独立。3)批评新订的《大清新刑律草案》和《刑事民事诉讼法》,认为刑罚太轻,违背礼教,不适用于中国。4)重视办学,宣扬办学宗旨,制定学堂章程,特别是强调办专门的法律学堂。5)办理中外交涉有不亢不卑之处,但教案处理也有不当的地方。更有为了争取外国支持、为了支付赔款而出卖国土的思想。张之洞作为清末重臣,其法律思想既有保守的成分,即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也有新的创建,后者对后世法律建设颇有启发和影响。

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研究

由于侦查阶段的特殊性和律师调查取证权的重要性,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的权利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从发展历程上看,律师由审判阶段进入侦查阶段是各法治国家刑事诉讼发展的历史趋势;从比较法上考察,两大法系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律师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从刑事诉讼构造的视角着眼,借鉴两大法系国家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规定,有助于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

国家监察立法中的法律协调问题探究

在监察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处理好《监察法(草案)》与其他法的协调问题。在与《宪法》的协调中,应先修改《宪法》为监察委员会的设立提供宪法依据;《监察法(草案)》对监察委员会调查权、留置权、辩护权的规定应与《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规定保持协调,处理好与《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委员会组织法》的关系。

董康与中日法制交流

董康,清末曾四渡东瀛日本考察法制,聘请法律顾问和法律学堂教习,参观裁判所与监狱,并编撰成《调查日本裁判监狱报告书》。在他具体主持及在法律顾问指导下,翻译日本法典八种,拟定《大清新刑律》等七部法律草案。董康在北洋政府初期曾到日本留学、访友、进修;回国后,刑律方面对日本顾问"签注"进行整理,讼诉法方面对日本"博士案"加以修正。后来,又从日本找回我国失落的法律、礼仪,获得日本丧仪、《和汉合律疏》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受邀赴日讲中国法学史,如《周礼》《春秋刑制考》等;参观日本刑具博物馆、控诉院、大审院等,并参加东京儒道大会,重获失传的祭孔仪式。总之,董康是清末向日本学习近代先进法制,形成最初"六法";而民国时期向日本介绍中国古代法律文明与近代法制改革情况的第一人。因而是中日法制交流的"巨擘"。

亲属拒证权的西方法渊源

刑事诉讼法二次修正草案关于亲属拒证权的规定,意味着我国强制出庭制度条款将不再适用于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亲属拒证权规定不仅是对中华传统法文化的继承,也是对西方相关法律的借鉴,反映了现代刑事诉讼理念的基本要求,体现了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权相兼顾的精神,标志着我国证据制度正在接近国际公约所规定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