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以左拾遗参与朝会之始日及其相关问题——《至日遣兴奉寄北省旧阁老两院故人二首》探析

杜甫《至日遣兴奉寄北省旧阁老两院故人二首》不仅在艺术上有独到之处,而且对其生平研究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二诗,能了解杜甫以左拾遗身份始列朝会的经历及其表现。杜甫任左拾遗地点有两处,一在凤翔,一在长安,而参与朝会则是在至德二载冬至日的长安。杜甫与张镐关联度极高,张镐救杜甫,可以在张镐“赍符告谕”中找到因果关系。有学者认为第一首是伪作,这是没有认识到这首诗的写作背景及其意义。二诗互补,去年至日与今年至日形成对比,庄谐并存,富有戏剧性,别具风神。

清代杜集文献出版与杜诗的经典化

文学经典地位的确立是作品本身的文化增殖能力与各种外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清代杜诗经典化进程中,印刷术的进步与出版发行业的兴盛对杜诗经典的形成和建构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印刷工艺的完善及出版发行的成熟使得杜诗文本越来越具有可获得性,扩大了杜诗文本传播和接受的范围,有力地推动着杜诗经典化进程。从经典“发现人”的角度考量清代杜集文献的编著与出版的特点,可发现其在空间归属上存在着显著的“江南现象”。杜集文献的生产与传播是“江南”士林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传播形态,成为杜诗经典化的题中之义以及重要推动力量。

杜甫对林寿图诗歌创作的影响

林寿图是晚清时期的政治家、文学家,也是少陵原杜甫祠堂重修的出资人。在林寿图学诗的过程中,杜甫一直是他诗歌中重要的取法对象,又由于他与杜甫拥有相似的经历,使之与杜甫产生了精神上的共鸣。杜甫对林寿图诗歌创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题材与主题、语词和艺术手法三方面,林寿图还会在诗歌中直接使用杜甫的相关典故,以表达对杜甫的追思。

民国时代大学杜诗课——作为讲义的高步瀛《杜诗》

20世纪30年代高步瀛于北平师范大学开设杜诗课,编纂《杜诗》讲义。其书前列杜甫年谱,且对所选每首诗考证年代,并按时代顺序编排,将诗人的经历与诗歌的创作紧密结合,发挥“知人论世”的功能。在情感价值上,选取杜诗中控诉战争的诗篇,展现战争给百姓及诗人带来的灾难,以此激发学生的反战情绪。授课者与诗人有着相近的人格情操,故对诗作情感体会深切。在艺术成就上,高氏继承桐城派的为文路径,以为杜诗“至情至性”的“生气”是转折、顿挫、腾挪、掉转等文法为之的结果,其“沉郁顿挫”的诗风,是“断”法所造就。这与其时盛行的以白话文为主的诗风相对立,彰显出在大学课堂进行传统诗学教育的良苦用心。

杨度诗学主张与诗歌艺术特征探析

杨度是清末民初声名颇著的政治人物,遗憾的是其诗人身份、诗歌创作较少受学界关注。在湖湘地域文化的熏陶和其老师王闿运的影响下,杨度推崇盛唐诗歌,追求诗歌意境之美与音律和谐,推崇雄放、自然、明丽的诗风。杨度诗境阔大、诗格颇高;意象壮美、情感充沛;刺世疾邪、悲壮慷慨,这是他对其诗学主张的充分实践。杨度带有佛学之思的诗作也独具特色,其除了自度还欲救世,带有佛学的入世色彩。

论杜甫退朝后的曲江饮酒诗及其醉中史笔

杜甫长安为官期间因被疏远而内心苦闷,退朝之后常在曲江饮酒,写下了许多醉饮的诗歌。其中《曲江二首》中的“朝回日日典春衣”“苑边高冢卧麒麟”“人生七十古来稀”等诗句,是杜甫生平少有的狂言醉语,因而也形成了杜甫诗风的别调。然而,“朝回日日典春衣”并非实写,是杜甫“懒朝”情感的夸张表达;“苑边高冢卧麒麟”是基于汉武帝故事而对玄宗皇帝晚年处境的悲叹;“人生七十古来稀”则是表达自己不能做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无奈。杜甫的狂态虚中有实,醉中有真,形象地再现了唐王朝的盛衰之变对其人生的影响。虽为杜诗之别调,实为杜甫独特的诗史笔法。

《御选唐宋诗醇》与清代的杜诗接受

《御选唐宋诗醇》体现出强烈的“崇杜”倾向,杜诗不仅入选数量为六家之最,更是成为衡量其他五家诗歌的标准。究其原因,固然与杜诗的崇高地位有关,也是此书深受乾隆以“忠孝”论诗观念的影响所致。随着《诗醇》的广泛传播,尤其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科举考试重新加入试律诗以后,它几乎成为各种考试场合的“考试大纲”,杜诗亦因之出现了社会性的接受趋势。主要表现为:一、乡试诗题得句出自杜诗者高居历科之最。二、《诗醇》成为上至翰林院、下至府州县学的必备书目。士子们在考场上和日常备考过程中都在不停地模拟、敷演杜诗,使得清代中后期的杜诗接受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盛况。

论杜甫古体诗的讽刺艺术

杜甫的讽刺诗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他诗歌艺术的一个突出特点。政治黑暗、社会动乱、权贵骄奢是杜甫创作讽刺诗的外在原因,有志难申、报国无门、颠沛游离是其创作讽刺诗的内在原因。根据创作手法的不同,杜甫古体诗中的讽刺类别大致可分为借事讽时、托物寓讽、以谀为讽和借古讽今四种。多种手法的运用使得杜甫古体讽刺诗的情感表达更加含蓄委婉,语言文字更加幽默辛辣,艺术技巧更为纯熟老到,从而使其具有更强的文学表现力和不朽的艺术魅力。

论傅若金对杜甫诗歌的推崇与学习

受元朝社会风气以及个人经历的影响,傅若金对杜甫产生了跨越时空的共鸣,这集中体现在他对杜甫诗学理论的推崇和模拟写作上。傅若金理论上学习杜甫“转益多师”和“别裁伪体亲风雅”的诗歌主张;诗歌创作上模拟杜甫诗歌的主题、内容、风格等。傅若金诗歌深得杜诗精髓,不仅具有史学价值,而且对元代诗坛具有一定的补正作用。

论杜诗援引谣谚的史官意识

杜甫深受史官文化影响自觉担负起“采诗官”的职责,在诗歌创作中大量援引民间谣谚,这些引谣诗的主题主要聚焦在军事战争的书写、民生农事的关注和时政讽刺等方面。杜甫引谣谚入诗的做法同时也体现出了对先秦史官采诗的有意效仿,展现了史官秉笔直书的求实精神、惩恶劝善的是非意识和鉴往察今的致用意识。有唐一代,杜甫率先在诗歌中提出“采诗”观,其在诗歌中体现出的以诗补政、以诗记史的政教目的,实为中唐“以俟采诗者”之先导。

立体的懂:杜甫《江村》细读

根据文献校勘的基本原则,结合近体诗声律以及杜诗早期流传的情况来看,《杜诗详注》和萧涤非《杜甫诗选注》对《江村》第七句的校改均不可取。“事事幽”三字是题旨也是总括,“幽”字是韵脚也是诗眼,“深重的感叹”之类的解释刻意求深,并不妥当。《江村》因其日常化书写、散文化句式、理性精神的滋长诸特征,被目为“开宋”之作,但这只能算作后世的追认,尊重历史的表述应是“学陶”;而尝试用近体七律来表现陶诗《和郭主簿》一类之题材风格,才是杜甫开拓诗世界的不懈努力。遵循立体化的阐释策略,可以披文入情,和作者意图郢质相逢,进而窥知《江村》阐释空间的堂庑之大,嵩华之高。

从巴蜀诗接受看白居易学杜重心的转变——以擢任忠州刺史后的创作为中心

白居易入蜀后的诗歌创作深受杜甫巴蜀诗影响,在宏大广阔的博物视野和缘情体物的爱物精神上深得杜诗要义,但学杜重心已由政治讽谕的精神内核和关心民瘼的仁者情怀转移到了博物本身及表现个人生活上,这与白居易此期的仕宦体验、身份意识、处世思想息息相关。白居易巴蜀诗学杜重心的转变,表面是对杜甫巴蜀诗中浓厚生活情趣的进一步放大,实质则是擢任忠州刺史这段特殊的人生经历带给他一系列影响后的必然结果。

论诗圣杜甫:超凡入圣的原因与历程

杜甫被称为“诗圣”。他不同于飘逸的“诗仙”李白,也不同于如同静寺古刹的“诗佛”王维。他在诗歌领域里,俨然如同哲学伦理界之孔丘、孟子。杜甫经历了漫长岁月的人生磨砺,由其个人的苦难磨砺,到盛唐帝国的国家民族苦难磨砺,再到安史之乱的战争磨砺,从而使得原本淹没在盛唐时代多如满天繁星的诗人行列之中的一员,脱颖而出,成为了盛唐时代最为杰出的代言人。杜甫接受和融化原本枯燥的儒家思想,将原本消解个人的集体主义国家哲学,通过水乳交融的人生经历,从而实现了物我无间、大我与小我一体、道学与文学一体的诗歌表达。

“杖藜”事象的形成与书写——宋代杜诗接受的一个侧面

“杖藜”成为诗歌用语,始于唐代,杜甫是其主要的使用者。经过杜甫诗歌的反复书写,“杖藜”具有了诗歌事象的功能,杜诗也为“杖藜”事象提供了基本的情境内涵。“杖藜”事象的凝定,则要经历宋人接受杜诗的过程才能完成,宋人诗歌中的“杖藜”事象承自杜诗,但又通过持续的书写沉淀下新的诗歌意蕴,构建出更具宋诗风貌的诗意世界。

杜甫题画诗的自我观照

题画诗至杜甫开始才大量创作,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杜甫的题画诗不仅仅是对画面内容的再现,还体现了诗人积极入世的热情、壮志难酬的感伤以及因现实不遇产生的归隐之意。通过描绘画面,诗人也在描绘自己心中的图景,即借图画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通过对题画马诗的写作时间及地点的考察,发现偏向瘦硬传神是杜甫一贯的审美标准。

苏轼《望江南·超然台作》与杜牧《清明》诗比较论

清明节作为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相关的诗词数量巨大,其中传播面最广的当属杜牧的《清明》诗。随着苏轼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其清明词《望江南·超然台作》逐渐被更多的人认识和喜爱。从创作背景、内容的丰富性、画面的容量与优美程度、感情的充沛度与积极性、哲理的包含度等方面来看,后者都超过前者。《望江南·超然台作》才是最美的清明诗词作品。

家国之慨前后同归:清代台湾文人陈肇兴的杜诗接受

清代台湾文人陈肇兴的杜诗接受是杜甫诗歌在中国台湾传播的重要标志,他模仿杜甫前后出塞体诗、集杜诗及次韵《北征》诗,继承了杜甫以诗纪史的传统,表现出忠君爱国的思想情感。陈肇兴杜诗接受是清代杜诗学盛行的主要表征之一,是清代中期以来杜诗接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纳入清代杜诗接受史乃至于清代文学史予以考察。

“欧公不喜杜诗”再辨

“欧公不喜杜诗”是宋代刘攽《中山诗话》和邵博《邵氏闻见后录》中的经典看法。但对欧阳修《六一诗话》及相关诗文作品的分析表明,欧阳修对杜诗相当推崇。“欧公不喜杜诗”最初是受刘攽个人性格以及宋初诗话嘲谑之风影响得出的结论,实际上,这种看法是对欧阳修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