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之出位”与诗、画会通——论杜甫题画诗对“文人画”生成之影响

有唐一代,文学、艺术全面繁荣并互相影响,题画诗创作兴盛,爱好绘画艺术的诗人杜甫,被公认为唐代题画诗创作的“第一人”。从盛唐到中唐,政治与社会、文化都经历重大转折,绘画艺术精神也同步发生重大变革。杜甫身处这一时期,高度关注绘画,以“诗人之眼”赏画、论画,其题画诗体现诗、画会通的美学思想:以“神”“气”论画,追求“传神”,强调“立意”;以画“遣兴”,在题画诗中表达山水隐逸的趣味与立意。杜甫的绘画艺术理念,体现出诗歌思想的影响,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绘画实践变革的动向。杜甫题画诗及其绘画观念入宋以后深得推崇,不仅影响了唐代画史的建构,也对“文人画”理念的生成与绘画创作实践作出重大贡献。

论李杜交谊及其意义

李白杜甫交谊是重要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其意义绝不限于普通的人际关系,二人的友谊是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伟大的情谊,是儒家倡导的以义相交的典范。具体而言,李白对杜甫很关心,但与杜甫对李白的盛情相比,李白对杜甫的情谊不够“对等”:在李白交游圈中,杜甫只是他的普通朋友;在杜甫的交友圈中,李白是他一见倾心的人物。杜甫推崇李白的才华和气质,理解李白为诗为人,同情李白的遭遇,甚至为李白申冤,这充分证明李白飘逸人格与绝世才华的巨大魅力。杜甫对李白的推崇、关怀、同情、理解,也反映出杜甫独特的思想素质和精神需求,在杜甫成长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思想史和诗史意义。

杜甫诗歌善用“细”字的语言艺术

杜甫在炼字遣词方面对“细”字甚为钟情。诗中的“细”景建构起杜诗自然之维中独特的意象语言;同时,杜甫也擅长以“细”为标志语词缀织寻常事象,把羁旅生涯中的琐细情事与场景通过凸显细节的方式化入诗中,汇成了笔法细微而情意浓厚的艺术特征。杜诗因“细”而生的描写语言在诗性语言成熟的背景下呈现出个性魅力,深悉物情、体物活泼的笔法独具姿彩,而其宏微互映、大小兼涵的层叠意象结构也显示出更富表现张力及情感底蕴的诗体意境。

论江苏古代杜集刊刻的文化特征

从宋代至清代,江苏刻书家紧密结合杜诗学的发展特征,刊刻了多种杜集,无论数量还是质量皆领全国之先,创造了多个杜集版本史上的“第一”。江苏古代杜集刊刻体现出博大的人文情怀,奠定了江苏古代杜诗学研究重镇的学术地位。

论杜甫退朝后的曲江饮酒诗及其醉中史笔

杜甫长安为官期间因被疏远而内心苦闷,退朝之后常在曲江饮酒,写下了许多醉饮的诗歌。其中《曲江二首》中的“朝回日日典春衣”“苑边高冢卧麒麟”“人生七十古来稀”等诗句,是杜甫生平少有的狂言醉语,因而也形成了杜甫诗风的别调。然而,“朝回日日典春衣”并非实写,是杜甫“懒朝”情感的夸张表达;“苑边高冢卧麒麟”是基于汉武帝故事而对玄宗皇帝晚年处境的悲叹;“人生七十古来稀”则是表达自己不能做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无奈。杜甫的狂态虚中有实,醉中有真,形象地再现了唐王朝的盛衰之变对其人生的影响。虽为杜诗之别调,实为杜甫独特的诗史笔法。

叙事性与杜甫咏物诗的辨体意识

叙事性是杜甫咏物诗体物艺术的重要特性,通过研究杜甫咏物诗对叙事性因素的调度与重组,可以看出其诗创作的辨体意识:古体咏物诗和近体咏物诗分别依托词句形式和章法结构选择不同的叙事策略,形成了不同的叙事节奏与风貌;物的客体属性会影响诗歌体式和叙事策略的选择,并最终使物呈现出不同的神韵风度;咏物组诗则构建了内在的逻辑线路,在文本复加的结构中完成组合叙事。杜甫在充分发掘诗歌体式特质和功能的过程中以“事”写“物”,从而实现了传形入神、神形兼备的艺术效果。

“了解之同情”之后:赵翼《瓯北诗话》论杜甫内容辨析

赵翼《瓯北诗话》卷二论杜诗的内容历来受到学界高度评价,然其中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在辨析杜诗系年时,赵翼在文献上未能充分把握“王洙本”和《钱注杜诗》的渊源,其推理逻辑亦有破绽,存在未通会杜诗便作结论的嫌疑;在对杜诗的具体分析中又受到“诗史”和“无一字无来处”论的束缚。古人论杜的诸多方式与结论对今人影响甚巨。在“了解之同情”之后明了古人的疏失,不仅可以更深刻领会古代杜诗学的面貌,也能纠正杜甫研究中常见的“是古”现象,使今人更加警醒,推动杜诗学深入发展。

高楚芳家世、交友与生平考论

宋末元初,高楚芳聚集贤才佳士编纂宋旧集注《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此本历代翻刻不断,文本文献价值颇高,故其人其书值得关注。通过对现有史料的详细考订,可知其家族自河南迁徙而来,高楚芳一支,经历了“归仙里-泰溪-嘉林-橘山”并落脚。橘山公所结交者朱南山、文天祥、刘辰翁皆爱国名士,鸿儒乡贤;高楚芳所结交者晏镐民、刘自昭、刘将孙,品行亦然。高楚芳耳濡目染,潜心从学,待人处世彰显着厚重的庐陵文化精神。高楚芳虽生不逢时,但其少时学诗,良善执义,后刻书为田,编纂《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有功于时,元明文人继以为学。

杜甫杂诗的开拓——以《秦州杂诗二十首》为例

杂事发展到唐代有所新变,《秦州杂诗二十首》改变了杂诗以个人情怀为主的写作传统,转向社会现实。底层百姓及其生活成为杂诗的审美对象,拓宽了杂诗表现范围;从平民立场为百姓发声、批判现实,提高了杂诗的思想性;其杂诗手法随着写实增加而转变,展现杂诗艺术形式的适应性,丰富了杂诗乃至诗歌的表现手段,影响了后世诗歌发展。

杜诗“细柳新蒲”意象创造对古代诗歌的影响

杜甫在至德二载春写的著名诗歌《哀江头》中,用“细柳新蒲”这一意象表达对国家的兴亡之感,抒发哀伤愁苦之情,这一意象的使用及内涵表达是杜甫首创,影响了后世的诸多诗人。宋人在杜诗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意象内涵,在描写自然景观、抒发兴亡之感方面,使其成为典故使用流传下来;而明诗人在描写自然景观与表达个人哀伤内涵方面使用这一意象较为集中。至集大成的清代,清诗人开拓了这一意象在咏史怀古方面的运用,且在国家兴亡、个人哀伤、自然景观内涵方面,都对这一意象的使用有所延伸和拓展。

徐昂发杜诗批点两种考论

徐昂发作为清初“江左十五子”的重要成员,是清代康熙年间江南地区较为著名的诗人。徐昂发曾经批点杜诗,但未见历代书目记载。湖南省图书馆和中国台湾图书馆藏有徐昂发杜诗批点的过录本两种,是清代稀见的杜诗手批本。徐昂发批点杜诗具有鲜明的批评特征:或辨析杜诗的渊源流变,或剖释杜诗的律法之妙,或重视对杜诗的审字析句。作为清代以“评”为主的杜诗手批本之一,徐昂发的杜诗批点具有杜诗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的双重价值。

从吐鲁番文献到杜诗

杜诗与吐鲁番出土文献处于同一个时空语境下,从史学角度讲,作为唐代珍稀史料的吐鲁番文献,与作为诗史的杜诗,都忠实地记录了唐帝国由盛转衰时期西域边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风貌,吐鲁番出土文献与杜诗都是那个时代的“同时资料”,是“原始资料”,因而两者完全具有可“比”性。本文拈出杜诗中16个疑难词语“关河”“健儿”“过”“官”“行人”“云烟”“浮云”“行官”“加餐”“努力”“东西”“征夫”“附书”“取别”“草草”“兵马”,将其与吐鲁番出土文献进行相互比较,以求其真义。文章认为,新时代对杜诗的研究,完全可以拓展视野,尤其是将广袤的中华大地上不断出土的地下文献与之进行比较,这样就更能使杜诗研究更具有立体感和穿透力。

论杜诗中连贯句的运用艺术

杜诗在连贯句的运用上有许多创造。杜诗善于运用连贯句充分地表达和展开复杂情感的抒发、叙事、议论与描写等诗意;其连贯句凝练紧凑,有独立诗句的节奏感而又不失散文化;其诗句节奏与诗意节奏融为一体,让诗情表现得更富于节奏变化。在句式的选择上,杜诗多为对仗的散句,也有部分对仗的连贯句,还有各种连贯句的巧妙组合。杜诗中的连贯句常在开篇之处为全诗抒情定下基调;或在结尾之处,以舒展的笔调结束全篇,留下咏叹余韵。杜诗在连贯句的运用上体现出了高超的艺术技巧,研究杜诗连贯句的运用情况,可为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杜诗艺术提供帮助。

论魏禧纪游诗“清”的风格特征

魏禧中晚年纪游诗呈现出“清”的风格特征,具体表现为记述闻见“清奇新颖”、模山范水“清峻超拔”、凭吊思怀“清凉沉郁”。魏禧纪游诗多用“清”这一字眼,叙事清奇生动,感慨清新脱俗,呈现出清奇新颖的风格。其纪游诗善于刻画人与自然的斗争场面以及人的心理斗争情形,喜用军事意象和怪奇意象,且常常选用高悬的视点描摹广远的空间,跌宕出清峻超拔的气质。魏禧主动向杜甫学习,或是直接借用、化用杜甫诗句,或是整首诗风格的凝练沉郁很像杜诗,是其纪游诗呈现出清凉沉郁神韵的重要原因。魏禧清闲自在的出游心态,以及与杜甫相似的人生体验和光辉人格,是其纪游诗形成“清”的风格特征的主要外因。

宋代学者薛梦符杜诗注考论

薛梦符注是著名的郭知达“九家注”中所收录的重要一家,是比较重要的早期杜诗注。据不完全统计,现存薛梦符注有315条,内容涉及名物考释、历史典故、诗文化用、诗义辨析等。从文献学角度辑录并研究薛注的内容及其特点、手法,发现薛梦符注包含考释名物、发掘典故、明确诗文化用、分析杜甫意图四个部分,通过赵次公对薛注的评论判断其对错并分析其致误之由,发现薛注虽然整体质量不高,但亦不乏精妙之处,不仅有助于理解杜诗,也有助于推进对北宋末年杜诗注的研究。

从鄜州诗歌看杜甫的仁者情怀

鄜州之行的这三年杜甫经历了流亡、陷贼、做官、遭贬,虽饱尝痛苦,但也是他情感体验最丰富的时期。以鄜州之行所作诗歌为考察对象,不难发现杜甫不仅是“诗圣”,更是一位“情圣”,诗歌处处彰显着他深厚的仁者情怀,具体表现为深挚的人伦情、淳朴的邻里情和博大的爱国情。

杜甫七律修辞的创新性成就论析

杜甫七律,特色鲜明,成就突出,在中国诗歌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与这些密不可分的是其在修辞方面的创新性成就。论文立足于对杜甫七律代表性文本的修辞批评,分析、梳理其修辞表现,从抒情能效的发掘、审美世界的创造、篇章内涵的扩容、诗体惯例的突破四个主要方面,探讨杜甫七律修辞的创新性成就,及其对杜甫七律带来“巨大发展”和影响的贡献。

论杜甫诗中的“人”意象及其文化内涵

杜诗中有着大量“人”意象,既有属于个体的“无人”“故人”等意象,也有着集体的众人和群体意象,这些“人”意象的使用充分体现了杜甫儒学思想和“仁人”精神,且是对知、情、意三者合一的有力实践,以此展现出中国文学哲思和诗意的交融,带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

20世纪以来杜诗评点研究述论

20世纪以来杜诗评点研究发展迅猛,在推进基础研究的文献整理、杜诗学建构体系的主要形态、新拓展的辑佚辨伪、新材料的域外杜集研究诸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就。然研究中的系列不平衡问题亦显露出来,如何在杜诗评点已有研究基础上破解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