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复古士人诗学思想管窥

宋初复古士人如柳开、田锡、释智圆、王禹偁等人的诗学思想普遍体现出对现实的关注。他们赞赏豪健的诗风,这在他们对李白的推崇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们也推崇杜甫,这显然与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怀有密切的关系,但杜诗在宋初的地位并不十分突出。作为宋初诗歌三体(白体、晚唐体、西昆体)之一,晚唐体特别受到复古士人的喜爱与接受,这与晚唐体诗人大多为方外之士、具有"古"气及"平淡"的精神气质有关。宋初复古士人的诗学思想不仅在当时独具特色,而且对北宋中后期诗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杜诗引《诗》考

“引用”是我国古诗文创作中常用的一种修辞手法。杜诗引用《诗经》经文共约708处。本文对杜诗引《诗》所涉及的篇目、各篇引用的次数,及其在形式和内容上的特点作了较全面的考察和分析。

杜甫“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新考——兼论唐代禅宗七祖之争

杜甫诗中“双峰寺”为潭州南岳双峰寺,“七祖”为南岳怀让,本文由此对杜甫与唐代禅宗关系做出了新的阐释。这也有助于理解宋代以后江西诗派奉杜甫为“初祖”的原因。而唐代禅宗“祖统”观念则来自于中国传统宗法制度,“七祖”之争是宗法派别之争, 禅宗“五家七宗”的产生正是“七祖”之争的必然结果。

五句体与连章诗——杜甫《曲江三章章五句》体式发微

杜甫对曲江充满感情,作于天宝十一载的《曲江三章章五句》是杜甫第一次以“曲江”为题赋诗抒情。此诗七言成句、五句成章、三章成篇,前三句逐句用韵,后二句仅一韵,其命题及章句格式颇为独特。其命题格式脱胎于《诗小序》,章句格式则源自《诗经》以及《前溪歌》《白纹歌》等南朝乐府民歌,尤其是《乐府诗集》卷55所载张率《白纹歌》等作品。今天仍然流行于鄂、湘、渝、陕、豫、皖、赣等地,包括豫西南地区的“五句体”山歌,亦是七言五句,称为“赶五句”或“排歌”,与杜诗一脉相承。杜甫自觉运用其髙超的结构艺术,通过奇偶变化,以表面的不平衡达到深层的平衡,《曲江三章章五句》堪称典型。此诗是杜诗题目中唯一称章者,也是杜诗中惟一名副其实的连章体诗。后人对此诗的评说和拟学,帮助其实现了经典化。学界使用连章体诗概念多有泛化和误解,有待辨正。

论北宋诗学典范的选择及其得失——以杜甫为例

在北宋诗坛,杨亿选择李商隐为西昆派的诗学典范;晏殊则"取少陵多";欧阳修谓韩愈为绝伦,不甚喜杜诗;而江西派又以杜甫为"诗祖"。通过杜甫由"村夫子"到"诗祖"的地位逆转,可以看到北宋诗坛诗学典范选择的利弊得失。典范选择在诗歌创作和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但又难免一偏,可谓利弊并存,得失兼具。

明人对杜甫律诗的选编与批评

明人对杜甫律诗的选编与批评是明代杜诗学的主要内容，是明人杜诗研究的主要成果。现存杜律选本四十余种，编刻贯穿于整个明朝，以嘉靖、万历间刊刻选本为多，是杜诗在明代传播与接受的具体反映，与当时的文艺思潮、审美趣味及批评标准密切相关。明人对杜律的选评与解说，可以窥见明代治杜的主要方法、观点和特征。明人对杜律的批评方法多样，主要有以意逆志、以史证诗、以杜解杜、结构论诗、比兴论诗等，并尽可能相互运用，全方位诠释杜律的艺术特征。明代选编的杜律注本虽存在种种不足，但对清代杜诗学影响很大，具有多种学术史和诗学史意义。

杜甫诗法论探微

本文首先考察杜诗中“法”及与’“法”内涵相近一系列概念的理论 价值，从而明确杜甫诗法论理论上的丰富性和实践上的一贯性。尤其是对他所 用的’“诗律”“徽”等概念提出新的解释，认为它们在杜甫那里是一种诗法论。“ 而非简单的声律论。文章还探讨了杜甫诗法论的美学意蕴，认为杜甫的“法” 不是指导初学的门径之法，而是达到最完善的艺术创造状态的一种自觉意识。 最后追溯了杜甫诗法论的渊源及对后世诗学的巨大影响。

论杜甫律诗中情感表达效果与用韵技巧之关系

通过精妙的用韵技巧增强诗歌的情感表达效果,是杜甫在律诗创作中取得的重要成就:在充分认识各韵部音韵特点的基础上,巧妙选择恰当的韵部与特定的情感相配合,从而创造出浑融的诗境;在诗篇内部和联章组诗中,结合情感变化的脉络,通过开合、等呼等音韵要素和韵部的变化,形成与之相对应的韵律线索,全面增强诗歌的表现力。这些都是杜甫在律诗用韵技巧上的独到之处,是将律诗创作成就推向新高峰的重要体现。

从五七古短篇看杜诗“宪章汉魏”的创变

尽管盛唐诗人普遍"言气骨则建安为传",但历代不少诗家独推杜甫"宪章汉魏"。其原因,除了杜甫新题乐府和长篇五古咏怀诗的突出成就及其与盛唐诸家学习"建安体"的差异以外,还可以从他的五七古短篇中寻找。其短篇五古没有沿袭陈子昂《感遇》和李白《古风》以组诗咏怀的传统,而是在多种题材中活用汉乐府、古杂诗和古谣谚的创作原理;其短篇七古歌行也融入了汉魏五古中的兴寄和杂言汉乐府的遗韵,这就使其短篇五七古的体调更接近早期汉诗。但汉乐府古诗在篇制和表现艺术上的局限性,以及盛唐长篇五古"间杂律体"的状况,则是杜甫较少写作短篇,而致力于在长篇五古中恢复古调的原因。

从陶诗的“率尔”论杜诗的“漫与”

草堂时期,杜诗大量流露出陶诗的旨趣。试以陶渊明《游斜川》一诗并序(401)与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761)对勘,即可发现两者关联度极高:同样是岁值“辛丑”、年开“五十”,同样起“老去”之感、“同游”之兴,且同为“率尔”与“漫与”之作,说明陶诗极有可能直接触发了杜诗。但对于杜甫而言,“老去诗篇浑漫与”乃一时兴到语,而“晚节渐于诗律细”为一生致力处,两者并不构成事实上的矛盾。

论夏承焘《杜诗札丛·儒学与文学》的学术意义

夏承焘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对杜诗有过较为集中的研究,《杜诗札丛·儒学与文学》是其成果之一。他强调要区别对待杜诗中提到的"儒"这个词的含义,不能都抽象地理解为指儒家思想,更不能据此来断定杜甫有儒家思想。夏承焘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以及整个杜诗研究工作的进行,都受到当时特定的学术时潮的影响,反映出他在努力适应并合理调整自己的学术研究,但仍很好地秉持着严谨的学术方法,保持了纯正的学术品格,虽预时潮,而不失其正。这使得他的杜诗研究不但在具体看法上,而且在研究方法与品格上都给后人以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