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之任侠尚义品格探究——以其与李白、房琯交往为中心

侠者,重诺尚信,重义轻生。唐代崇尚任侠精神,通过杜甫与李白、房琯的交往可知,杜甫重情重义,对二人的不幸遭遇深为同情,用诗文为他们鸣不平,通过多种方式上疏分辩,几陷不测,充分体现了其任侠尚义的品格,是“侠之大者”。探寻杜甫任侠尚义品格对于深入了解杜甫其人,理解其诗歌具有重要意义。

“诗之出位”与诗、画会通——论杜甫题画诗对“文人画”生成之影响

有唐一代,文学、艺术全面繁荣并互相影响,题画诗创作兴盛,爱好绘画艺术的诗人杜甫,被公认为唐代题画诗创作的“第一人”。从盛唐到中唐,政治与社会、文化都经历重大转折,绘画艺术精神也同步发生重大变革。杜甫身处这一时期,高度关注绘画,以“诗人之眼”赏画、论画,其题画诗体现诗、画会通的美学思想:以“神”“气”论画,追求“传神”,强调“立意”;以画“遣兴”,在题画诗中表达山水隐逸的趣味与立意。杜甫的绘画艺术理念,体现出诗歌思想的影响,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绘画实践变革的动向。杜甫题画诗及其绘画观念入宋以后深得推崇,不仅影响了唐代画史的建构,也对“文人画”理念的生成与绘画创作实践作出重大贡献。

源流、派别、正变:《杜诗镜铨》对“杜甫诗学”的建构

“杜甫诗学”是郭绍虞先生提出的一个概念,包括文学史和批评史两方面的含义。在古代杜甫诗集注本中,清代学者杨伦所著《杜诗镜铨》一书最能体现“杜甫诗学”思想。《杜诗镜铨》从文学史出发,通过对历代诗歌文本句法、章法、用典以及诗体风格的具体分析,细致地梳理出杜诗的“源流所出”和“派别所开”,全面彰显了杜诗“集大成”的文学史地位。从批评史出发,以传统诗论中的“正变”思想作为批评视角,以“变化而不失其正”的杜诗作为评判尺度,通过诠释“别裁伪体”和“清词丽句”,探索出以杜诗为核心的古代诗学史“正”与“变”的发展规律。研究“杜甫诗学”不仅可以进一步认清杜诗“集大成”的文学史意义,对于当前构建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体系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杜甫以左拾遗参与朝会之始日及其相关问题——《至日遣兴奉寄北省旧阁老两院故人二首》探析

杜甫《至日遣兴奉寄北省旧阁老两院故人二首》不仅在艺术上有独到之处,而且对其生平研究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二诗,能了解杜甫以左拾遗身份始列朝会的经历及其表现。杜甫任左拾遗地点有两处,一在凤翔,一在长安,而参与朝会则是在至德二载冬至日的长安。杜甫与张镐关联度极高,张镐救杜甫,可以在张镐“赍符告谕”中找到因果关系。有学者认为第一首是伪作,这是没有认识到这首诗的写作背景及其意义。二诗互补,去年至日与今年至日形成对比,庄谐并存,富有戏剧性,别具风神。

杜甫诗歌善用“细”字的语言艺术

杜甫在炼字遣词方面对“细”字甚为钟情。诗中的“细”景建构起杜诗自然之维中独特的意象语言;同时,杜甫也擅长以“细”为标志语词缀织寻常事象,把羁旅生涯中的琐细情事与场景通过凸显细节的方式化入诗中,汇成了笔法细微而情意浓厚的艺术特征。杜诗因“细”而生的描写语言在诗性语言成熟的背景下呈现出个性魅力,深悉物情、体物活泼的笔法独具姿彩,而其宏微互映、大小兼涵的层叠意象结构也显示出更富表现张力及情感底蕴的诗体意境。

论杜甫参政实践及其文学影响

杜甫入仕之路坎坷,疏救房琯失败,表明其实际政治能力不足。儒家“学而优则仕”为杜甫参政提供了社会基础,“致君尧舜”的儒家政治理想促使杜甫一生积极参政,从而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杜甫参政的失败,与盛唐时期“吏治与文学之争”有关,而文学的浪漫与现实政治的冷峻功利的天然矛盾是杜甫参政失败的根本原因。杜甫的参政理想和政治理想代表着人类伟大而宝贵的良知。参政的经历乃至参政的失败,激发了杜甫文学创作的激情,并形成其独特的文学面貌。

杜甫“江州妹”小考及其它

杜甫诗“长葛书难得,江州涕不禁”之“江州”乃指其妹,旧注以为这个“江州妹”即《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其四中提到的“韦氏妹”。然“韦氏妹”所嫁之地钟离(今安徽凤阳)距江州遥远,其《五盘》曰:“故乡有弟妹,流落随丘墟。”这个故乡的妹妹与“韦氏妹”显然并非一人,令杜甫“涕不禁”的“江州妹”应是另有其人。明确杜甫有个“江州妹”之后,便需要重新解读杜诗中的“九江”“庐山”“柴桑”等语词之涵义。杜诗旧注中此类失误不止一处。

论阿来《回首锦城一茫茫:杜甫成都诗传》的写作模式与成就

阿来新作《回首锦城一茫茫:杜甫成都诗传》是一部高质量的“学术散文”。从文学性看,本书不仅把复杂的人物活动、历史过程处理得简洁明了,结构清晰,文字疏朗大气,语言流丽,而且描写成都之美,赞美杜甫之善,具有很强的审美感染力。从学术性看,本书所述内容知识准确、科学,将学术内容进行大众化、通俗化解读,具有一定的学术品质。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并非水火不容,此书属于非虚构写作,内容上追求科学与准确,表达上追求文学感染力,此种学术的通俗化写作模式值得推广。

由组诗写作看魏燮均对杜甫的继承

清代辽东地区著名诗人魏燮均在诗歌创作上转益多师,杜甫是其师法对象之一。在感时伤乱主题的创作上,魏燮均有意效法杜甫,以组诗形式写作了大量诗歌,其中拟杜甫《秋兴》八首而作的《拟杜少陵秋兴八首即用原韵》最具代表性。拟作用原韵且做到了主旨与原作基本一致,虽然在艺术成就上与原作尚有差距,但也自成一体,颇见功力。由于具有诗史性质,魏燮均的组诗不仅有助于研究当时辽东地区的文学状况,也有助于了解清朝末年辽东的历史和百姓生活。

杜甫对林寿图诗歌创作的影响

林寿图是晚清时期的政治家、文学家,也是少陵原杜甫祠堂重修的出资人。在林寿图学诗的过程中,杜甫一直是他诗歌中重要的取法对象,又由于他与杜甫拥有相似的经历,使之与杜甫产生了精神上的共鸣。杜甫对林寿图诗歌创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题材与主题、语词和艺术手法三方面,林寿图还会在诗歌中直接使用杜甫的相关典故,以表达对杜甫的追思。

仪式剧视阈下的杜甫“三大礼赋”

天宝九载(750),杜甫预献“三大礼赋”,包括《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这些作品以浪漫的文学想象描述了唐玄宗祭祀老子、祖先和天地神的活动,实际是唐代祭祀仪式的文学呈现。在“三大礼”祭祀中,鬼神信仰、仪轨流程、礼乐教化等元素共同作用于整个祭典过程,明显展现出后世戏剧的种种特质。“三大礼”祭祀的目的在于祈福于天和宣扬正统,其表演以庄严的动作流程感召观看者,相当于一场官方仪式剧,展现出古代礼乐文化的教化作用。

杜甫涉胡诗的情感意蕴与艺术特色

研究杜甫涉胡诗是窥探杜诗总体风貌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杜甫涉胡诗对胡人的态度饱含着诗人的家国之思、君臣之义和悲悯苍生的深情。杜甫善于以第一人称叙事方式讲述诗人亲历安史之乱的悲喜之情,用第三者视角描写抗胡将士的情思,综合运用描写、叙事、抒情、议论追忆诗人的涉胡经历。尚奇好异是杜甫涉胡诗创作的一大特色,不仅展现出杜甫超强的想象力,也为文化多元性的维护提供了思想支持。

论傅若金对杜甫诗歌的推崇与学习

受元朝社会风气以及个人经历的影响,傅若金对杜甫产生了跨越时空的共鸣,这集中体现在他对杜甫诗学理论的推崇和模拟写作上。傅若金理论上学习杜甫“转益多师”和“别裁伪体亲风雅”的诗歌主张;诗歌创作上模拟杜甫诗歌的主题、内容、风格等。傅若金诗歌深得杜诗精髓,不仅具有史学价值,而且对元代诗坛具有一定的补正作用。

论杜甫退朝后的曲江饮酒诗及其醉中史笔

杜甫长安为官期间因被疏远而内心苦闷,退朝之后常在曲江饮酒,写下了许多醉饮的诗歌。其中《曲江二首》中的“朝回日日典春衣”“苑边高冢卧麒麟”“人生七十古来稀”等诗句,是杜甫生平少有的狂言醉语,因而也形成了杜甫诗风的别调。然而,“朝回日日典春衣”并非实写,是杜甫“懒朝”情感的夸张表达;“苑边高冢卧麒麟”是基于汉武帝故事而对玄宗皇帝晚年处境的悲叹;“人生七十古来稀”则是表达自己不能做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无奈。杜甫的狂态虚中有实,醉中有真,形象地再现了唐王朝的盛衰之变对其人生的影响。虽为杜诗之别调,实为杜甫独特的诗史笔法。

2023年杜甫研究综述

2023年杜甫研究成果约640余种,其中期刊论文600余篇,学位论文近40篇。研究集中在杜甫其人研究、杜诗文学研究、杜诗文献研究、杜诗接受传播研究四个层面。研究者从符号学、文学地理学、艺术学、文章学、语言学、数字化技术等角度展开研究,手段丰富,视野宽广。数字化的技术手段为杜甫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注入新鲜活力。研究呈现出中国学者注重文献、重杜诗本体研究、杜诗的接受和传播研究,西方学者注重运用传播学、翻译学等角度研究杜诗的特点。

“了解之同情”之后:赵翼《瓯北诗话》论杜甫内容辨析

赵翼《瓯北诗话》卷二论杜诗的内容历来受到学界高度评价,然其中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在辨析杜诗系年时,赵翼在文献上未能充分把握“王洙本”和《钱注杜诗》的渊源,其推理逻辑亦有破绽,存在未通会杜诗便作结论的嫌疑;在对杜诗的具体分析中又受到“诗史”和“无一字无来处”论的束缚。古人论杜的诸多方式与结论对今人影响甚巨。在“了解之同情”之后明了古人的疏失,不仅可以更深刻领会古代杜诗学的面貌,也能纠正杜甫研究中常见的“是古”现象,使今人更加警醒,推动杜诗学深入发展。

论杜甫古体诗的讽刺艺术

杜甫的讽刺诗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他诗歌艺术的一个突出特点。政治黑暗、社会动乱、权贵骄奢是杜甫创作讽刺诗的外在原因,有志难申、报国无门、颠沛游离是其创作讽刺诗的内在原因。根据创作手法的不同,杜甫古体诗中的讽刺类别大致可分为借事讽时、托物寓讽、以谀为讽和借古讽今四种。多种手法的运用使得杜甫古体讽刺诗的情感表达更加含蓄委婉,语言文字更加幽默辛辣,艺术技巧更为纯熟老到,从而使其具有更强的文学表现力和不朽的艺术魅力。

杜甫《杜鹃》“四杜鹃”句式及其内涵研究评议

杜甫《杜鹃》诗开篇四句句式奇特,对这种“有—无—无—有”参错现象及其内容的解读一直是学者讨论的焦点。从句式上看,这四句属于“复沓句式”,来自前代诗歌经验而又有创变。从内容上看,诗中的“杜鹃”,既是杜甫辗转各地时所见的客观存在的杜鹃鸟,也是他尊崇的皇帝的化身或象征。此诗并非仅仅吟咏普通的杜鹃鸟,而是借咏杜鹃寄托对玄宗的怀念,既体现出他的忠君爱国,也体现出他对一个消逝的理想时代的缅怀。

叙事性与杜甫咏物诗的辨体意识

叙事性是杜甫咏物诗体物艺术的重要特性,通过研究杜甫咏物诗对叙事性因素的调度与重组,可以看出其诗创作的辨体意识:古体咏物诗和近体咏物诗分别依托词句形式和章法结构选择不同的叙事策略,形成了不同的叙事节奏与风貌;物的客体属性会影响诗歌体式和叙事策略的选择,并最终使物呈现出不同的神韵风度;咏物组诗则构建了内在的逻辑线路,在文本复加的结构中完成组合叙事。杜甫在充分发掘诗歌体式特质和功能的过程中以“事”写“物”,从而实现了传形入神、神形兼备的艺术效果。

立体的懂:杜甫《江村》细读

根据文献校勘的基本原则,结合近体诗声律以及杜诗早期流传的情况来看,《杜诗详注》和萧涤非《杜甫诗选注》对《江村》第七句的校改均不可取。“事事幽”三字是题旨也是总括,“幽”字是韵脚也是诗眼,“深重的感叹”之类的解释刻意求深,并不妥当。《江村》因其日常化书写、散文化句式、理性精神的滋长诸特征,被目为“开宋”之作,但这只能算作后世的追认,尊重历史的表述应是“学陶”;而尝试用近体七律来表现陶诗《和郭主簿》一类之题材风格,才是杜甫开拓诗世界的不懈努力。遵循立体化的阐释策略,可以披文入情,和作者意图郢质相逢,进而窥知《江村》阐释空间的堂庑之大,嵩华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