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成武先生的杜甫研究述论

韩成武先生是国内著名杜甫研究专家,数十年来在杜甫研究领域辛勤耕耘,取得了极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他通过系列学术著作《杜甫诗全译》《少陵体诗选》《诗圣:忧患世界中的杜甫》《杜诗艺谭》《杜甫新论》《杜诗诗体学研究》,构建起了一个博大精深的杜甫研究体系。其洞幽烛微的杜诗艺术研究、雅俗共赏的杜甫传记、深入细致的杜诗诗体研究,对认识和理解杜甫的思想境界与艺术成就均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有力地推进了新时期杜甫研究的深入发展。韩先生的杜甫研究往往将扎实的文献考据与细致的艺术分析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不事空谈、严谨精审、浑厚细腻的研究特色,为当代杜诗学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值得进行深入总结。

杜甫之任侠尚义品格探究——以其与李白、房琯交往为中心

侠者,重诺尚信,重义轻生。唐代崇尚任侠精神,通过杜甫与李白、房琯的交往可知,杜甫重情重义,对二人的不幸遭遇深为同情,用诗文为他们鸣不平,通过多种方式上疏分辩,几陷不测,充分体现了其任侠尚义的品格,是“侠之大者”。探寻杜甫任侠尚义品格对于深入了解杜甫其人,理解其诗歌具有重要意义。

“诗之出位”与诗、画会通——论杜甫题画诗对“文人画”生成之影响

有唐一代,文学、艺术全面繁荣并互相影响,题画诗创作兴盛,爱好绘画艺术的诗人杜甫,被公认为唐代题画诗创作的“第一人”。从盛唐到中唐,政治与社会、文化都经历重大转折,绘画艺术精神也同步发生重大变革。杜甫身处这一时期,高度关注绘画,以“诗人之眼”赏画、论画,其题画诗体现诗、画会通的美学思想:以“神”“气”论画,追求“传神”,强调“立意”;以画“遣兴”,在题画诗中表达山水隐逸的趣味与立意。杜甫的绘画艺术理念,体现出诗歌思想的影响,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绘画实践变革的动向。杜甫题画诗及其绘画观念入宋以后深得推崇,不仅影响了唐代画史的建构,也对“文人画”理念的生成与绘画创作实践作出重大贡献。

源流、派别、正变:《杜诗镜铨》对“杜甫诗学”的建构

“杜甫诗学”是郭绍虞先生提出的一个概念,包括文学史和批评史两方面的含义。在古代杜甫诗集注本中,清代学者杨伦所著《杜诗镜铨》一书最能体现“杜甫诗学”思想。《杜诗镜铨》从文学史出发,通过对历代诗歌文本句法、章法、用典以及诗体风格的具体分析,细致地梳理出杜诗的“源流所出”和“派别所开”,全面彰显了杜诗“集大成”的文学史地位。从批评史出发,以传统诗论中的“正变”思想作为批评视角,以“变化而不失其正”的杜诗作为评判尺度,通过诠释“别裁伪体”和“清词丽句”,探索出以杜诗为核心的古代诗学史“正”与“变”的发展规律。研究“杜甫诗学”不仅可以进一步认清杜诗“集大成”的文学史意义,对于当前构建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体系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杜甫召补京兆功曹事新考——兼论《奉寄别马巴州》之作年

杜甫在《奉寄别马巴州》的诗注中称其在东川除京兆功曹,然诗中对功曹一职却表现出鄙弃的态度,学界遂误以为杜甫并未接受此职。实际上京兆功曹是杜甫官职序列中的重要节点,其品阶恰好位于华州司功参军与检校工部员外郎之间,是检校工部员外郎的前资官。《奉寄别马巴州》应作于广德元年(763)春,是年正月严武代刘晏为京兆尹,遂表奏杜甫为京兆功曹参军。黄鹤将此诗系于上元二年(761)乃是沿袭了新旧《唐书·杜甫传》之误,而仇兆鳌将此诗与《奉待严大夫》的作年进行联动,同系于广德二年(764)春,乃是出于对诗意的误解,其实杜甫召补京兆功曹与严武再次镇蜀并无密切的联系,故二诗的作年并没有联动之必要。

杜甫以左拾遗参与朝会之始日及其相关问题——《至日遣兴奉寄北省旧阁老两院故人二首》探析

杜甫《至日遣兴奉寄北省旧阁老两院故人二首》不仅在艺术上有独到之处,而且对其生平研究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二诗,能了解杜甫以左拾遗身份始列朝会的经历及其表现。杜甫任左拾遗地点有两处,一在凤翔,一在长安,而参与朝会则是在至德二载冬至日的长安。杜甫与张镐关联度极高,张镐救杜甫,可以在张镐“赍符告谕”中找到因果关系。有学者认为第一首是伪作,这是没有认识到这首诗的写作背景及其意义。二诗互补,去年至日与今年至日形成对比,庄谐并存,富有戏剧性,别具风神。

《菅家后集》所见杜甫逸诗真伪考——兼谈九世纪杜诗东瀛初渐时之传播形态

被日本古人尊为“天神”的平安时期大儒菅原道真《菅家后集》卷头收有一首《自咏》诗,此诗在江户时期就已被林罗山等人相继指出为杜甫逸诗。然而时至今日,日本古典文学、史学研究者仍将其视作菅原道真最重要作品之一,未对此诗之真伪予以必要的存疑与考辨。本文拟从贞享四年刊本《菅家后草》之《自咏》题下注入手,勾稽古文献,指出林罗山等人所说不谬。同时从菅原道真曾手书杜诗这一新史实出发,厘清杜诗初传东瀛之时间点,对唐抄杜诗在九世纪日本的传播形态作出一些新的考证。

杜甫诗歌善用“细”字的语言艺术

杜甫在炼字遣词方面对“细”字甚为钟情。诗中的“细”景建构起杜诗自然之维中独特的意象语言;同时,杜甫也擅长以“细”为标志语词缀织寻常事象,把羁旅生涯中的琐细情事与场景通过凸显细节的方式化入诗中,汇成了笔法细微而情意浓厚的艺术特征。杜诗因“细”而生的描写语言在诗性语言成熟的背景下呈现出个性魅力,深悉物情、体物活泼的笔法独具姿彩,而其宏微互映、大小兼涵的层叠意象结构也显示出更富表现张力及情感底蕴的诗体意境。

“三维转换”视角下的杜甫诗歌两译本对比研究

选取许渊冲及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杜甫诗歌英译本为研究语料,采用自建语料库,结合量性与质性研究方法,根据生态翻译学中的“整合适应选择度”这一概念,从“三维转换”视角对比分析两译本,一方面展现了两位译者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所作的适应性选择的异同,另一方面映现出其译本背后的翻译思想。研究旨在通过两译本的对比分析为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策略的选择提供借鉴与参考,探索出一条适于中国诗歌对外传播的路径。

论杜甫参政实践及其文学影响

杜甫入仕之路坎坷,疏救房琯失败,表明其实际政治能力不足。儒家“学而优则仕”为杜甫参政提供了社会基础,“致君尧舜”的儒家政治理想促使杜甫一生积极参政,从而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杜甫参政的失败,与盛唐时期“吏治与文学之争”有关,而文学的浪漫与现实政治的冷峻功利的天然矛盾是杜甫参政失败的根本原因。杜甫的参政理想和政治理想代表着人类伟大而宝贵的良知。参政的经历乃至参政的失败,激发了杜甫文学创作的激情,并形成其独特的文学面貌。

杜甫“江州妹”小考及其它

杜甫诗“长葛书难得,江州涕不禁”之“江州”乃指其妹,旧注以为这个“江州妹”即《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其四中提到的“韦氏妹”。然“韦氏妹”所嫁之地钟离(今安徽凤阳)距江州遥远,其《五盘》曰:“故乡有弟妹,流落随丘墟。”这个故乡的妹妹与“韦氏妹”显然并非一人,令杜甫“涕不禁”的“江州妹”应是另有其人。明确杜甫有个“江州妹”之后,便需要重新解读杜诗中的“九江”“庐山”“柴桑”等语词之涵义。杜诗旧注中此类失误不止一处。

论阿来《回首锦城一茫茫:杜甫成都诗传》的写作模式与成就

阿来新作《回首锦城一茫茫:杜甫成都诗传》是一部高质量的“学术散文”。从文学性看,本书不仅把复杂的人物活动、历史过程处理得简洁明了,结构清晰,文字疏朗大气,语言流丽,而且描写成都之美,赞美杜甫之善,具有很强的审美感染力。从学术性看,本书所述内容知识准确、科学,将学术内容进行大众化、通俗化解读,具有一定的学术品质。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并非水火不容,此书属于非虚构写作,内容上追求科学与准确,表达上追求文学感染力,此种学术的通俗化写作模式值得推广。

由组诗写作看魏燮均对杜甫的继承

清代辽东地区著名诗人魏燮均在诗歌创作上转益多师,杜甫是其师法对象之一。在感时伤乱主题的创作上,魏燮均有意效法杜甫,以组诗形式写作了大量诗歌,其中拟杜甫《秋兴》八首而作的《拟杜少陵秋兴八首即用原韵》最具代表性。拟作用原韵且做到了主旨与原作基本一致,虽然在艺术成就上与原作尚有差距,但也自成一体,颇见功力。由于具有诗史性质,魏燮均的组诗不仅有助于研究当时辽东地区的文学状况,也有助于了解清朝末年辽东的历史和百姓生活。

《李白与杜甫》研究的历史回溯与展望

《李白与杜甫》是郭沫若生前最后一部著作,书中持“扬李抑杜”的鲜明观点,大胆批判了杜甫。学界在当时虽有不同意见,却都撰文而不发或隐而不写。1976年起,该书受到公开质疑和批评。1983年以来,出现多角度分析该书的研究,旨在从新视角探寻郭沫若撰写该书的线索。2008年以后,学界对郭沫若的研究逐渐升温,但是有关该书的研究出现明显落差。对于今后研究者来说,首要的是从学术角度来把握和深思,用全面、发展的眼光看待该书的学术史价值和意义,同时在整体研究郭沫若学术成果的系统下予以全面综观的审视。

杜甫对林寿图诗歌创作的影响

林寿图是晚清时期的政治家、文学家,也是少陵原杜甫祠堂重修的出资人。在林寿图学诗的过程中,杜甫一直是他诗歌中重要的取法对象,又由于他与杜甫拥有相似的经历,使之与杜甫产生了精神上的共鸣。杜甫对林寿图诗歌创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题材与主题、语词和艺术手法三方面,林寿图还会在诗歌中直接使用杜甫的相关典故,以表达对杜甫的追思。

仪式剧视阈下的杜甫“三大礼赋”

天宝九载(750),杜甫预献“三大礼赋”,包括《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这些作品以浪漫的文学想象描述了唐玄宗祭祀老子、祖先和天地神的活动,实际是唐代祭祀仪式的文学呈现。在“三大礼”祭祀中,鬼神信仰、仪轨流程、礼乐教化等元素共同作用于整个祭典过程,明显展现出后世戏剧的种种特质。“三大礼”祭祀的目的在于祈福于天和宣扬正统,其表演以庄严的动作流程感召观看者,相当于一场官方仪式剧,展现出古代礼乐文化的教化作用。

杜甫困居长安初始时间新考——兼论天宝五至七载杜诗的重新系年

旧注将开元二十四年“忤下考功第”作为杜甫“快意八九年”的起点,由此后推九年,遂得出天宝五载入长安的结论,“困居长安十年”之说便由此衍生而来,实际上这一推算起点并不精准。另有学者主张将“快意八九年”的推算起点前移至开元十八年或二十年,其论亦难以成立。最新研究表明,杜甫未曾参加过天宝六载的“野无遗贤”考试。旧注将《饮中八仙歌》等诗系于天宝五载,是因受杜甫天宝五载入长安之成见的影响,今重新检视系于天宝五六载之诗,可以发现其系年依据均不能成立,需要重新加以厘定。通过《奉寄河南韦尹丈人》“青囊仍隐逸,章甫尚西东”可知,天宝七载以前杜甫还未定居长安,而是在偃师、洛阳附近隐居或漫游,其定居长安当在天宝七八载之交,则“快意八九年”的推算起点应为开元二十九年,因此学界相沿已久的“困居长安十年”之说并不能成立,相应地,过分强调杜甫思想性格中执着仕进一面的做法亦当引起反思。

杜甫涉胡诗的情感意蕴与艺术特色

研究杜甫涉胡诗是窥探杜诗总体风貌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杜甫涉胡诗对胡人的态度饱含着诗人的家国之思、君臣之义和悲悯苍生的深情。杜甫善于以第一人称叙事方式讲述诗人亲历安史之乱的悲喜之情,用第三者视角描写抗胡将士的情思,综合运用描写、叙事、抒情、议论追忆诗人的涉胡经历。尚奇好异是杜甫涉胡诗创作的一大特色,不仅展现出杜甫超强的想象力,也为文化多元性的维护提供了思想支持。

论明人对杜甫的诗意建构与文化接受——以“杜甫游春”题画诗为中心

“杜甫游春”是明代绘画的重要主题,画虽亡佚,但尚存诸多题诗。结合杜诗阅读和现场观画的审美体验,明人对这一艺术主题展开了诗意的想象与书写,塑造了杜甫忧时愁苦与逸乐闲适的二重形象。他们一方面极力捕捉杜甫的肢体动作,通过多组动作主题的演绎,勾连杜甫行走的地域空间,表现“游”之主题;另一方面借由对自然意象的描摹,构建“春”之场景,在揭示时间属性的同时,映射杜甫内在的情感世界。“杜甫游春”题画诗在一定程度上映示了明人对杜诗创作的普遍印象与典型认知。同时,它与杜甫戏曲的发展密切相关,生动反映出明代杜甫接受的趋俗面向。虽未有艺术上的突破,但这类程式化的书写客观上推进了杜甫形象的承袭与流播,并在无形的层累中不断巩固杜甫的地位,后人对于杜甫的精神认同与文化崇奉亦由此得以延续。

论杜甫退朝后的曲江饮酒诗及其醉中史笔

杜甫长安为官期间因被疏远而内心苦闷,退朝之后常在曲江饮酒,写下了许多醉饮的诗歌。其中《曲江二首》中的“朝回日日典春衣”“苑边高冢卧麒麟”“人生七十古来稀”等诗句,是杜甫生平少有的狂言醉语,因而也形成了杜甫诗风的别调。然而,“朝回日日典春衣”并非实写,是杜甫“懒朝”情感的夸张表达;“苑边高冢卧麒麟”是基于汉武帝故事而对玄宗皇帝晚年处境的悲叹;“人生七十古来稀”则是表达自己不能做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无奈。杜甫的狂态虚中有实,醉中有真,形象地再现了唐王朝的盛衰之变对其人生的影响。虽为杜诗之别调,实为杜甫独特的诗史笔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