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人对杜甫的诗意建构与文化接受——以“杜甫游春”题画诗为中心

“杜甫游春”是明代绘画的重要主题,画虽亡佚,但尚存诸多题诗。结合杜诗阅读和现场观画的审美体验,明人对这一艺术主题展开了诗意的想象与书写,塑造了杜甫忧时愁苦与逸乐闲适的二重形象。他们一方面极力捕捉杜甫的肢体动作,通过多组动作主题的演绎,勾连杜甫行走的地域空间,表现“游”之主题;另一方面借由对自然意象的描摹,构建“春”之场景,在揭示时间属性的同时,映射杜甫内在的情感世界。“杜甫游春”题画诗在一定程度上映示了明人对杜诗创作的普遍印象与典型认知。同时,它与杜甫戏曲的发展密切相关,生动反映出明代杜甫接受的趋俗面向。虽未有艺术上的突破,但这类程式化的书写客观上推进了杜甫形象的承袭与流播,并在无形的层累中不断巩固杜甫的地位,后人对于杜甫的精神认同与文化崇奉亦由此得以延续。

论明清正变诗学观对王维、杜甫五七言律诗接受的影响

在唐代二百八十余年中,唐人将律诗创作推向了一个高峰。在众多创作五七言律诗的唐人中,明清以前,人们普遍认为杜甫高于众家,位列第一。然而从明清开始,有一批学者提出五七言律诗应以王维为第一,由此引发明清时期王维与杜甫五七言律诗高下的激烈争论。这一争论的出现,与明清正变诗学观的影响有关。正变诗学观最早出自《毛诗序》,之后内涵不断地发生变化,到明清时期演变为“伸正拙变”与“正变皆正”的激烈交锋。正是在这种诗学观的影响下,持“伸正拙变”者主张王维五七言律诗胜于杜甫,而持“正变皆正”者则主张杜甫五七言律诗高于王维。

明代莆田林兆珂及其杜诗学文献考

通过探寻林兆珂生平与家学渊源,考察其《杜诗钞述注》中诸多文献学问题,发现《杜诗钞述注》是林兆珂糅合前人研杜成果基础上的“混成式”作品。

宋代题画诗中杜甫骑驴形象的文化记忆

驴与诗人的结合使其在作为动物本身之外而被赋予了更多文化上的内涵。杜甫笔下的骑驴是对自我形象以及内心情感体验的直接刻画,而宋代在直接面对浩如烟海的唐诗中进一步发现了杜甫,用更加直观的图像画作的方式记录并塑造着他们构想中的杜甫。在宋代推崇杜甫的氛围中,关于杜甫形象的题画诗是宋人了解杜甫之后的一种带有重塑功能的记忆,而其中对杜甫骑驴的描写,不是单纯的形象刻画,更多地包含了在宋代文人视野下一种诗人骑驴觅诗范式的文化符号。

论傅山的杜诗研究

傅山对杜诗非常喜爱,其存佚杜诗研究著作即有五种之多。他反对元明以来过分拘泥于诗法而产生的学杜流弊,主张通过妙悟和反复涵咏学习杜诗的精髓。在具体解读过程中,熟稔佛经道藏的傅山往往联系禅法对杜诗进行譬喻,并经常以诗画同论,其论杜倾向在清初诸家中可谓独具特色。傅山的诗歌创作继承杜甫的"诗史"精神,却并不蹈袭模仿,他特别欣赏杜诗雄奇豪放的风格,这正是其独特审美趣向的反映。

王维诗歌中“盛唐气象”的境象表征

王维的诗歌可谓"盛唐气象"的最精妙诠释。深度考察王维与李杜诗歌的差异,揭示出一个被芜杂现象掩盖着的事实:"盛唐气象"不是特指一种或多种风格,也不是唐人的一种艺术活力或生命精神,而是大唐特定历史时空里的社会本质与时代精神在唐诗中的艺术反映。因此,"盛唐气象"必须具备两个重要的要素:一是内容,即要深刻反映盛世社会的本质,客观再现历史进程的真实,生动表现时代情绪的主旋律;二是形式,境界光朗而不纤弱,格调健康而不猥琐,意象明丽而不枯病,语言清淳而不晦涩。盛唐气象,表现在具体的诗歌中,就是盛唐的那种盛大富丽的时代风貌,和谐宁靖的社会愿景,蓬勃豪上的盛世精神,就是"人和世界间稳定的和谐关系"。王维诗与李杜诗都是盛唐的社会反映,李杜反映的是盛唐的下降"气象",王维反映的则是盛唐的上升"气象"。

明代叙事诗批评研究

明代古典叙事诗诗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乐府诗的批评与对"诗史"的认识。在复古主义思潮下的乐府诗创作的批评,其以复古求创新,使对乐府诗创作的理念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对杜甫"诗史"称谓的审视,多方位、多角度的探讨,深化和拓宽了"诗史"这一观念,客观上推进了古典叙事诗的发展。

王嗣奭“诗圣”说与晚明士人对杜甫诗歌伦理内涵的开掘

王嗣奭自觉以儒学价值观来审视和重估杜甫的地位,重塑其典范形象。在国势飘摇、世风日下的现实面前,王氏推崇杜甫,抉发、张扬"诗圣"的稷契之志、仁者情怀,实则是在表露一种道德伦理倾向,一种政治与人格追求,在为宣扬自己的经世之志做理论上、精神上的铺垫。事实上,王氏杜诗学思想的出现并非偶然。综观晚明时期的杜诗批评,承继宋代诗学批评取向,重道德伦理内涵的开掘蔚为气候。将杜诗放在现实需要下予以观照,将杜甫的经世精神推广于他人和整个社会群体,进而解决现实中面临的种种危机,这是晚明诗学者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也是该时期杜诗学中较为普遍的现象。

杨慎反宋人“诗史”说的阐释探幽——明人对宋代诗学话语的突破口

宋代文人确立了杜甫诗"诗史"的地位,但这种说法到明代中叶遇到责难。名儒杨慎首先提出了反对意见,并引起明代文人的争论。杨慎反"诗史"之说,其论固偏,然其阐释意向却值得重视,他并非质疑"诗史"说本身,他的真实目的在于突破宋人诗学的限制。它造成了明代诗学的两大突破,一是对"诗史"的全新理解诠释,二是不再以"诗史"作为杜诗的最高评价。其说间接推进了明代诗学的自立,这表现在对宋人释杜的否定评价,乃至对整个宋人诗学否定。

书影心声:论明末清初的杜诗书写——以八大山人、王铎的书杜为例

劫后馀生的明遗各类人等以种种方式表达着自己的生存状态,“以字画寄趣”即成为他们对其所处时代的反应、反省乃至批判的一种借径,而这一借径常常不约而同地回向了杜诗。宋元以来文人即有的借书杜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的行为,到了这时,以更加扩展的规模和更其激昂多变的形态构筑出了更丰饶多样的感性空间,这是杜诗在新时期新的历史情境中融入的新的生命形式。

谢省《杜诗长古注解》考述

明初台州学者谢省所著的《杜诗长古注解》是明代第一部对杜诗长古进行注解的著作。谢省对杜诗的注解既能充分吸收前人的成果,也有独立思考的怀疑精神。谢省继承了浙东学术注重德行和问学并重、经世致用的传统,以儒家的教义学说作为毕生的践行之道,将杜甫看作具有治世之才却不被重用的儒家代表人物,在注杜诗时贯注了强烈的个人情感。谢省在诗歌创作上积极追模杜诗,是明代较早从诗歌创作和学术研究上对杜诗进行学习和注解之人。

明代杜诗学研究失误述评

明人对杜诗学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出现种种失误,主要表现在文献与批评两方面。明代的杜诗全集注本和杜诗选本,在底本选择、文献引用、篇目考订等方面都不够谨严,存在较多的疏忽与破绽。明人对杜诗的注释与解说,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产生较多失误,主要是曲解和误解杜诗,对杜诗的解说往往陷于穿凿附会之中。明人对杜诗的批评很多是错误的,形成这些错误的原因有多种。总结这些失误及其形成的原因,对全面探讨明代杜诗学的总体风貌与学术价值当不无意义。

明末清初杜诗学的演进三形态

着眼于杜诗学的历史流变,从明末清初杜诗学者的注杜论述与实践中,归纳出最能体现该时期杜诗辑注进程的三个发展阶段(三种形态):明末清初的杜诗评解开始走出元明杜诗学的"刘辰翁时代";清初杜诗注解的经典模式则有"回向宋代"的趋势;康熙以来的"后起之秀",又使杜诗注解在新形势下得以强力推进。这三个阶段,是明末清初杜诗学者从三条路径对宋元以来的杜诗学进行的反省与转换。

郑善夫与弘、正诗风的新变

郑善夫是活动于明代弘治、正德年间的一位著名诗人。其诗以气格为主,以悲壮为宗,具有独特的审美风貌,当李梦阳、何景明倡导文学复古之时,诗人继承了杜诗的写实精神,创作了诸多反映现实,揭露矛盾,干预时政的优秀作品。这些诗歌成为前七子复古运动的积极成果。深入研究郑善夫的思想与创作状况,可以弥补明诗研究之不足。

明代关中文学士人对杜诗的传承——以晚明文学家王庭譔及其诗文为中心的考察

有明一代的关中文学士人对杜诗的学习呈现出了不绝如缕、代有人出的景象,这种情况显然并未出现在同时期明疆域内的其他地区。其原因不仅在于杜诗本身具有较高的文学地位,也在于明代关中学养与杜诗思想的契合度较高、明代关中文士所崇尚的文学复古运动对杜诗的推毂、明代关中文学家族中已经形成了学杜的文学传统等原因。同时,明代关中文学士人对杜诗的浸淫深刻影响到他们写诗时的措辞、架构、用韵,并且这种影响已经波及他们在文章写作中对语句的采用。

明代杜诗文献的传播概貌

明代出现的杜诗文献,在整个杜诗文献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从杜集刻印的数量到有关文献的形态上,明本都有一定的特色。以数据统计及比较的方式,主要就选本传播、注评传播及衍生形态等三个方面对明代杜诗文献的传播概貌进行全面梳理。

从“尔汝群物”的宇宙情怀看宋明儒学的生态之维

杜甫诗歌中"尔汝群物"的现象,体现了诗圣"民胞物与"的仁者胸怀。宋明理学家长于体认诗圣人格,在他们看来诗圣的"尔汝群物"情怀正是宋明理学尤其是心性中和哲学"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命题的生动注脚。同时,"尔汝群物"的宇宙情怀与现代生态伦理中的"我-你"关系也是相通的,面对今日严重的生态危机,儒家人文主义的这一思想尤其值得珍视。

王九思以杜诗入曲现象探微

在明中叶,王九思于官场失意后借散曲消磨壮志,其落寞失意之怀与杜甫长安困守时期有相同之处,故其散曲创作大量融杜诗入曲。其或直用杜诗成句,或化用其意境,或借用部分杜诗以疏放之笔写愤郁之怀的表达方式。王曲热衷用杜,既因与杜甫有同样遭际的情感共鸣,也因推崇杜诗,将其视为诗歌创作的最高典范。他总结杜诗的妙谛在于"情真语自佳",这种诗学观念影响到他的散曲创作:不重托体形式,而注重内容的"顺乎情性",忽略诗、曲的界限,进而拓展了散曲创作的题材领域,丰富了情感内涵,也提高了文学品位,为明中叶散曲文学的繁荣鼎盛做出了贡献。王九思在散曲创作中所看重的"兴激语谑",是在对李白、杜甫部分诗歌特质的把握基础上提出的,这恰好切合了曲体文学的审美特征,也为他卓越的散曲创作成就的取得奠定了坚实基础。

明代李杜集合刻现象及其文学史意义

明代首次出现李白、杜甫集合编与合刻现象,包括全集与选本,存世数量较多.明人编刻李杜集主要有三种类型:一种是汇刻宋元人编纂的李杜集;一种是汇刻本朝人编纂的李杜集;一种是明人注解李杜集.从书目著录与文献实物来看,这三种类型的李杜集合刻都有先后传承关系.明代还刊刻了不少李杜诗选本,包括白文本和注解本,这些注本各有特点,显示出明人对李杜的推崇与喜爱.合编、合刻李杜集是明人的创举,在评论李杜及其诗歌时明人也尽量做到公允,阐明各自的艺术特色,尽量避免抑李扬杜或抑杜扬李,这也是李杜双峰并峙的主要内容,具有多种文学史意义.

元代鎏金银瓶纹饰上的隐士杜甫形象探微

出土于江西德兴的元代鎏金錾刻人物花卉纹狮钮盖银瓶(缺盖)刻有四幅开光人物图饰,与出土瓷碗"杜甫游春"的图饰相仿,与同期"杜甫游春"题材诗词、戏曲、绘画互相印证,应为杜甫。其器物上的老杜图像与元代诗、词、曲共同建构出一个率性任真的"隐士杜甫",实是对杜甫形象的独特重构,反映了元人对于杜甫的认知与接受。这与元代文人普遍的隐逸情怀、元杂剧中杜甫形象的熏染、元人阐释杜诗的独特倾向有关。器物纹饰中的"隐士杜甫",作为杜甫文化接受与传播的生动缩影,可为杜甫形象研究提供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