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艾黎与杜甫

新西兰人路易.艾黎(Rewi Alley)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为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奉献了一生。他热爱中国文化,深入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并且不断向外介绍中国优秀文化,将大量的中国古典诗歌翻译成英文,介绍给英语世界。他尤其喜爱杜甫诗歌,尊崇杜甫精神,他创作诗歌怀念诗圣,寻访诗圣遗迹,将杜甫诗歌翻译成英文,他的《杜甫诗选》是向英语世界读者专门介绍诗圣诗歌和诗圣伟大精神的翻译著作。与他之前的其他杜诗译者相比,艾黎是位特别的杜诗翻译者,他长期居住在中国,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对中国人民充满感情。他推重杜甫,认同诗圣精神,并且身体力行,他在中国学习和工作的过程也是他实践诗圣精神的过程。

安史之乱前后杜甫的交游对杜诗创作的影响

天宝后期至乾元年间,杜甫和许多思想上推崇儒学,创作上以古体诗反映现实民生疾苦的诗人交往,如和他共游慈恩寺且相互唱和的储光羲、薛据、高适、岑参,还有《箧中集》诗人张彪、孟云卿、王季友,可能还有《箧中集》的编选者元结以及苏源明、郑虔等。杜甫和他们进行过诗歌创作的讨论,杜诗中留下了学习他们的痕迹。杜甫此时一改前期的创作风格,用大量的古体诗反映时局动荡和民生疾苦,杜诗这一变化的原因之一是受到这些诗人创作风气的影响。

跨文本阅读:《以赛亚书》2章1-4节与杜甫诗篇

通过对《以赛亚书》2:1-4和杜甫诗篇这两个不同文本的"跨越"解读,探讨了"和平"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问题。"和谐"不仅包含了人与人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国与国之间的"止息战争"的"和平"层面,还包括了人与自然之间敌对状态的结束,个体的心灵、灵魂层面的升华。跨文本阅读《以赛亚书》和杜甫诗篇,会帮助我们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人类追求和平与"和谐观"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多层面性。

杜甫的婚姻及其婚姻诗

通过对杜甫婚姻诗及有关史料的综合考察,对杜甫的婚姻进行了相关考证。

豪斯翻译质量评估模式的应用——以杜甫诗《赠卫八处士》的两个英译本为例

对翻译的理解不同将会产生不同的翻译标准,同时判断译文质量的方法也不同。德国学者朱莉安.豪斯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为评估译文质量提供了方法。笔者借用这一理论,以杜甫诗《赠卫八处士》的许渊冲译文和辜鸿铭译文为例,在语场、语旨和语式上分析译文与原文在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方面的偏离程度,判断译文质量的高低。

刘濬《杜诗集评》资料来源、编纂体例及评语选录特点考论

作为清代杜诗评点领域之集大成者,刘濬《杜诗集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据考索,刘濬编撰《杜诗集评》主要依据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同时还参考了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等宋本杜集。深入其中,不难发现《杜诗集评》大体采用先分体再编年的纂辑方式,使阅者开卷了然。通过精读全本,可以知道刘濬采择15家评论的工作主要从辨证异文、追溯渊源、叙述背景、归纳诗意、探讨诗法、阐发影响六个层面展开,堪称特色鲜明突出。

论明代诗学中辨体与集大成的矛盾——以七子派对待杜甫诗的态度为例

由于诗歌创作发展的自身逻辑以及政治与经济上的原因,明人的诗歌创造能力下降了。以优秀作品为师法对象,集众典范作品之优创造出集大成的作品,是明人尤其是七子派的明确主张。但同时,作为批评家的七子派成员的"辨体意识"日益增强,创作上的集大成要求与批评家的辨体意识相遭遇时,矛盾就产生了。在对待杜诗的问题上,这一矛盾集中表现了出来。

杜甫诗未入选《河岳英灵集》原因探析

《河岳英灵集》作为我国盛唐的诗歌选集,这个时期的主要诗人如李白、王维、孟浩然、王昌龄、高适、岑参、李颀、崔颢等人的优秀诗篇都得以入选,从整体上反映了盛唐诗歌的面貌。然而书中却独独没有著名诗人杜甫的诗作。这一直为文艺界所关注和争论。笔者以为中国古典文学史有其自身的复杂性,在不能还原当时情形下,我们只能根据现有的相关史料大致推测历史曾经的可能性。由于《河岳英灵集》遴选诗歌的标准比较客观、正确,通过对《河岳英灵集》和杜甫生平及诗作的分析,可推测杜诗未入选《河岳英灵集》大致有两种可能:一、杜甫在殷选编《河岳英灵集》时尚未蜚声诗坛;二、杜诗风格与编选者的主张及当时诗歌审美的主流相悖。

吟到安时殊细腻,体当拗处更风骚——浅析杜甫诗律求变的创作技法

文章从结构、对仗、音韵三个方面,对杜甫律诗中的创作技法作了系统分析,突出了杜律稳中求变的创作特点。结构上看,杜甫不仅擅长谋篇布局,而且善于通过倒装以及词语异置的方式来达到语言陌生化的效果;对仗上看,杜诗采用无情对、流水对、扇面对与当句对等多种对仗技法,灵活严整;音韵上看,杜甫对细节讲究活和严,善于在毫微之处精雕细琢。

从《杜诗详注》看杜甫七律之病

《杜诗详注》中有大量对杜甫七言律诗的批判,认为杜甫七律在格律上失粘、重复,语言拙俗,章法上缺少开阖之致。这些不足,与七律这种体式正在从草创走向成熟的这一历史过程等原因相关。历来对杜甫批判声音极少,这些批判应受到重视。

论杜甫诗歌中的反常表现

杜甫诗歌较多地运用了反常表现手法,从形式、内容等方面增强了诗歌的思想内涵、艺术价值和更为广大的时代意义。这与反常时代和社会环境的严重影响,诗人人生态度及其高度责任感、使命感和诗人的自觉追求是分不开的。

论杜甫诗歌的人民性

不同时期,毛泽东对杜甫、杜诗有着不同的认识。学生时代的毛泽东认为,杜诗之所以无用而存,在于其精,在于其内涵丰富、形式精致,有精神价值。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认为杜甫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人民诗人。这是毛泽东对杜诗所具有的人民性的充分肯定,也是杜诗的最大价值之所在。毛泽东对杜诗非常熟悉,常常借用、化用、引用杜诗,描景状物,写情书怀,说明问题。

顾炎武的杜诗学

顾炎武在创作上能踵武少陵的“诗史”精神,并能在艺术风格上主动效法杜甫,风格沉郁顿挫。作为乾嘉学风的开创者,顾炎武在清初确立了一种严谨求实的学风,对整个清代杜诗学的发展亦影响深远。在《日知录》中他还辟有专章对注杜进行研讨,其杜诗学的考证体现出“引据浩繁”的特点,但其中也存在许多疏失与舛误。

杜诗释词六例

本文就杜甫诗中的“数”、“破”、“休无赖”、“恰恰”、“料理”、“好在”六个词语进行考释 ,旨在说明杜诗有俗语 ,读杜诗宜参以俗语解之。

韩愈诗文之效体现象与“杜诗韩笔”再论

文学作品中的"效体"除了效仿古人之外,还有一类效体是专门效仿同时代作家,尤其是与所写作品直接相关的友辈之文体与风格。唐代文人中,韩愈是善用"效体"的代表,他有意识地效仿孟郊、樊宗师、柳宗元、卢仝等人的文学风格,其效体不仅在诗歌中多有出现,还在散文尤其是墓志铭与赠序文中多有运用。这种因人设辞与善于虚构的手段也造成颇富戏剧化、情境化的文学效果。效体现象在唐代并不是个例,杜甫在唱和、酬赠诗中也善用效体,其效体与韩愈一样,明显具有因人设辞的特点,也均是效友辈之作。"杜诗韩笔"能够极诗文之正变,成为经典中的经典。分析杜甫诗与韩愈文中的相似现象,或可从新的角度佐证"杜诗韩笔"的特殊性。

南京图书馆藏《方南堂先生手批杜诗》考论

南京图书馆所藏《方南堂先生手批杜诗》,保存了清初诗人方贞观对于杜诗的批点。其中评语近两万字,总体倾向是贬多于褒,可以纳入明末清初"贬杜论"谱系之中。其圈点形式也很丰富。最有特点的是诗题上所加的数量不等的朱圈,这体现出方氏对杜诗的甄选,相当于一部杜诗选本。综合其圈选、评语看,方氏的观点是对明代格调派杜诗评价的继承和发展。

人际传播:杜诗未刊评点的传播方式

杜诗未刊评点是杜诗学史上具有独特批评形态且文学批评色彩较浓的珍稀文献。与小说、戏曲评点着意于文学传播之商业价值的多向性、大众化传播方式不同,单向性、私人化的人际传播是杜诗未刊评点传播的唯一方式。在其版本流传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父子传播、友朋传播和师生传播等三种主要的传播形态。杜诗未刊评点这种单向性的人际传播具有强化杜诗经典地位、激起学界和收藏界对杜诗未刊评点不断珍视的现实功能。

杜诗修辞格的超常运用

作为一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伟大诗人,杜甫在运用某些修辞格时,根据思想及艺术表达的需要,突破了人们对这些修辞格传统意义的理解,真正达到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对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形成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些修辞格主要有求同对比、求异用典、当句对仗、错位比喻、句内顶真等。

“天阙”应为“天窥”之误

杜甫《游龙门奉先寺》诗,有"天阙"、"天窥"两种版本之别,孰是孰非,学界迄今仍存争议。对杜甫诗集中共12首五言八行仄韵体诗进行声律、韵律、对仗三个方面的考察,可以发现杜甫创作时有着把律诗的格局引入仄韵古体诗的心思,即尽量使用律句,尽力在中间两联使用对仗,尽力不用邻韵。按照这种心思,就应该把这首诗的颈联视为对仗,根据对仗的要求,从字的声调和词性上来权衡,应该是"天窥"而非"天阙"。

杜诗引《易》辨证

杜甫的诗千四百余篇,范围广大,凡所征引,及于经史子集,融化其间,了然无痕。如古人所言"不读万卷书,不行万里路,不可与言杜诗"。杜诗中所引"六经",俯拾即是,仅《周易》一经,所引近百处之多,及于经、传,旁涉《易林》。考察杜诗对"六经"之一《易经》的征引,对于研究杜甫的儒家思想及科举考试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