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与“理”的叛逆——兼论崔莺莺与杜丽娘的抗争形象

《西厢记》中的崔莺莺与《牡丹亭》中的杜丽娘都是冲破封建束缚,追求自由爱情的抗争形象。但二者的反抗对象有所不同:崔莺莺的反叛行为是对封建礼教的抗争,而杜丽娘更多的是对扭曲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之叛逆。这种差异昭显出杜丽娘形象所体现出的人性解放与觉醒之时代精神。

说《牡丹亭》中的“情”

《牡丹亭》是一曲“情”的颂歌,它所礼赞的“至情”、“梦情”是对礼教社会的决绝反抗。作者没有给杜丽娘所体现的“情”设置具体的对立面,她的青春觉醒也并非是自觉地以情抗理,惟其如此,更说明礼教统治的严酷。杜宝、柳梦梅等人以对情的无知为代价所换来的只是微不足道的功名事业而已。

反叛高歌三人奏——崔莺莺、杜丽娘、林黛玉形象分析

本文主要通过分析崔莺莺、杜丽娘、林黛玉在追求爱情和反叛封建礼教的相似之处来剖析她们的性格特点和各自形象的异同。

整合理论与《牡丹亭·惊梦》的隐喻分析

基于整合理论,探讨《牡丹亭·惊梦》中的隐喻的运作机制。《惊梦》可分为游园前、游园时、游园后及入梦三个阶段,从文本建构两个输入空间的对应关系,分析三个阶段的合成空间所产生的意义及其联系,从而清晰显示杜丽娘从春情觉醒到情欲实现的情感历程。

《牡丹亭》:生态审美理想的浪漫高歌

生态美学关注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审美关系,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平衡与和谐是生态审美发生的基础,也是中国传统儒、道哲学蕴含的思想。《牡丹亭》通过杜丽娘与自然生态关系的紧张,展现出生态审美的不和谐,通过杜丽娘生死两世对情的执著,表现出其对个体生态审美完善的强烈追求。《牡丹亭》谱写的是一曲人类对生态审美理想追求的浪漫高歌。

论杜丽娘形象的独特性与价值

汤显祖笔下的杜丽娘是个性意识、情感意识的自我觉醒者。肯定人的欲望、人的情感存在的合理性正是其形象的独特性与价值意义之所在。

通俗小说的标出性悖论——《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符号学分析

标出性是符号学概念,指符号文本对立项中不常用的一项,是一种不同于一般的品质。话本小说存在明显的标出性悖论,即文本形式与价值观念是"非标出性"的,这用来适应作为非主流文类的生存策略;而故事则采取"标出性"策略以迎合读者大众的审美趣味和市场化需要,话本小说的这种标出性悖论是通俗小说文本的基本特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三言"名篇,历来脍炙人口,其集中表现了话本小说作为通俗文本的标出性悖论。

物化命运下的悲剧——杜十娘形象的女性主义分析

杜十娘是冯梦龙塑造的经受苦难和屈辱磨砺后觉醒的女性形象,为争得做人的权利、爱情的幸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她的悲剧是男权社会和文化下女性物化命运的悲剧。同时也反映了冯梦龙“情教思想”的双重性,以及存在于作家脑海中的男权意识。

“礼”与“理”的叛逆——兼论崔莺莺与杜丽娘的抗争形象

《西厢记》中的崔莺莺与《牡丹亭》中的杜丽娘都是冲破封建束缚,追求自由爱情的抗争形象。但二者的反抗对象有所不同:崔莺莺的反叛行为是对封建礼教的抗争,而杜丽娘更多的是对扭曲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之叛逆。这种差异昭显出杜丽娘形象所体现出的人性解放与觉醒之时代精神。

从精神分析角度比较《牡丹亭·惊梦》与《源氏物语·葵姬》的女性人物心理

本文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方法的"自我、本我与超我"的人格理论角度出发,阐释明代传奇《牡丹亭·惊梦》一出中杜丽娘"梦中幽会"与日本平安时代长篇小说《源氏物语·葵姬》一章中六条妃子"生魂出窍"的原因,探讨两部作品中两位女性的心理过程。

杜丽娘的爱情观

《牡丹亭》在中国爱情戏的老套子中注入了新鲜而 且是深刻的思想内容，体现出那个历史阶段中中国古典戏曲新 的审美取向，而这种取向又是通过杜丽娘独特而新颖的爱情 观来表现的。她要求女人应当得到自己的权力，即对男性的需 要，质言之，就是认为女人天生要有性爱的权利。这中间， 体现着人性或者说人的本能的复苏，这在当时，无异是一种石 破天惊的呐喊与追求。

杜十娘与卡门之比较

杜十娘和卡门都是具有民主、平等、自由思想的女性。她们是生命意识觉醒的新女性,她们都有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抗争精神,在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时,都以死向那个压迫她们的社会做了最坚决的反抗。

杜丽娘的情梦与明清女性情爱教育

明清时期,戏曲艺术教化移情的效果非常突出。《牡丹亭》中杜丽娘的情梦具有显著的情爱教育效果。杜丽娘的情梦具有生理层面和幻想层面的双重意义,成为促发杜丽娘主动追求情爱实现的教育载体。杜丽娘情梦的情爱教育内涵,表现为明清女性借情梦倾诉内心对意中人的梦想,充分肯定杜丽娘以梦承载情爱理想的情爱实现方式,从形而上的意义上倡扬两性情爱之梦的真实性,成为明清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和自我存在的标志,赋予了女性精神解放的历史意义。

试论公孙大娘剑器舞的道具、套路及其在舞蹈史上的地位

利用历史文献资料,结合体育舞蹈教学的专业技术,对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中所谓"公孙大娘剑器舞"的道具、套路及其在中国舞蹈史上的地位作初步探讨。认为公孙大娘剑器舞是一种女子戎装持剑表演的健舞,公孙大娘表演的剑器舞至少有四个套路,即剑器浑脱、西河剑器、邻里曲与裴将军满堂势,并从她成就了"草圣"张旭的书法艺术及其在中国舞蹈历史上的崇高地位来肯定公孙大娘剑器舞的深远影响。

杜丽娘与奥菲利娅比较研究

《牡丹亭》与《哈姆莱特》在中西方戏剧史上分别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两位年轻美丽的女子杜丽娘与奥菲利娅深得后人的喜爱,在了解之同情的原则下,从她们的性格特征、爱情现和所处的时代等入手,比较她们的异同,并深入探讨促使她们不同命运走向的原因。

至“情”的化身——析《牡丹亭》中杜丽娘的艺术形象

汤显祖在其名剧《牡丹亭》中以遒劲的笔墨塑造出一个生动独特而又丰满的“至情者”的形象———杜丽娘。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在审美领域里把“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至情激扬到超越传统意识的高度。表现了人类对爱情幸福的渴望与追求。

社会与性格的二重奏——杜十娘爱情悲剧原因之我见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短篇小说之一。关于杜十娘爱情悲剧的原因有多种说法。本文将从外因,即当时的社会环境,包括封建礼教和门第制度的政治环境,资本主义萌芽状态下的经济环境;内因,即杜十娘的人物性格原因,包括她的爱情选择和理想追求这两方面来进行探讨。

吴亡后“西施从范蠡作五湖之游”考辨——兼评《辞源》、《辞海》等关于西施之注

关于我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的西施,历来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一说历史上本无此人,而《辞源》、《辞海》以及《汉语大词典》均认定有此人。不过西施却有两种不同的结局:一为吴亡后西施归范蠡,从游五湖而去;一说西施助越灭吴后,被越人沉于水而惨死。经查阅各辞典上所举证据,前一说法实为无稽之谈。至于越沉西施于水之事,却在《墨子·亲士第一》中得到证实,更在《东周列国志》中得到合情合理的演绎。

崔莺莺与杜丽娘形象比较

崔莺莺和杜丽娘分别是《西厢记》、《牡丹亭》中的主角,她们都出身于名门宦族,从小就受着严格正统的封建教育。由于她们所处的时代不同,她们追求爱情幸福的方式各异。本文分析、比较了崔莺莺和杜丽娘在反抗礼教、追求自由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不同的时代特征。如果说《西厢记》表达的是封建的婚姻制度如何对幸福的恋人设置障碍并加以迫害,那么《牡丹亭》是写杜丽娘在现实生活中找到爱情根本不可能。

浅析杜丽娘性格中矛盾的合理性

“自我”和“本我”相互渗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杜丽娘,二者的此消彼长促成其行为的前后矛盾。杜丽娘身上体现着难得的叛逆精神,虽然这种反抗带有明显的不彻底性,但是应该看到,对于处于那个时代的她来说,已经是难能可贵的。这种矛盾符合“二律背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