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集东渡考:兼谈10—13世纪日本文人对杜诗的利用

正如诸多学者所指出的一样,杜甫文集最早以完整的书卷形式东渐日本,极有可能就是圆仁于日本承和十四年(847·唐大中元年)归国时带回的二卷本《杜员外集》。10—13世纪的东亚,白居易风潮全盛,结合这一时代背景钩沉史料可知,圆仁历尽千辛万苦抄来的这部《杜员外集》之所以未被著录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当与承和遣唐使节团中正副使之激烈冲突不无关系;同时,也与以天皇为首的贵族文人对白居易诗歌有狂热的爱好以及慧萼抄入南禅院本白居易集有着密切联系。不过,到了平安后期乃至镰仓幕府中期,王洙注《杜工部集》与郭知达《集注杜诗》相继传入日本,终于为杜甫诗文在日本文坛乃至政界争得了一席之地,也为之后兴起的五山禅林尊杜风潮起到了承上启下的渲染作用。

源流、派别、正变:《杜诗镜铨》对“杜甫诗学”的建构

“杜甫诗学”是郭绍虞先生提出的一个概念,包括文学史和批评史两方面的含义。在古代杜甫诗集注本中,清代学者杨伦所著《杜诗镜铨》一书最能体现“杜甫诗学”思想。《杜诗镜铨》从文学史出发,通过对历代诗歌文本句法、章法、用典以及诗体风格的具体分析,细致地梳理出杜诗的“源流所出”和“派别所开”,全面彰显了杜诗“集大成”的文学史地位。从批评史出发,以传统诗论中的“正变”思想作为批评视角,以“变化而不失其正”的杜诗作为评判尺度,通过诠释“别裁伪体”和“清词丽句”,探索出以杜诗为核心的古代诗学史“正”与“变”的发展规律。研究“杜甫诗学”不仅可以进一步认清杜诗“集大成”的文学史意义,对于当前构建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体系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民族文学内地化探究——以师范为中心

清代白族诗人师范的杜诗接受活动是众多白族诗人向中华文化学习的个案之一,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作为滇西文献大家,师范读书广博,其诗作能明显看出取法杜诗的痕迹。汉文化的强大影响力、清诗在云南的发展演变的规律、云南诗学的复古风气以及与杜甫相似的人生遭际都促成了师范学杜的动因。对于师范本人来说,杜甫的人格魅力和诗学成就影响了其诗歌的创作,其诗作中艺术成就最高的诗歌就是模仿杜甫的现实主义之作。在师范的人品和诗品的影响下,形成了以其为核心的清代白族师氏作家群以及白族作家圈。可以说,以师范为代表的清代白族诗人,在苍洱之境的熏陶下,民族气质与中华文化碰撞间,开辟了白族文化内地化的又一新的格局。

胡震亨《杜诗通》的评注特色与得失

胡震亨《杜诗通》是现仅存的明代三部杜诗全集注本之一,在明代末期反复古的文艺思潮下,形成了侧重审美风貌的评注特色,其评语简短精当,多贬义性语言,许多卓见被后人广为征引,影响甚大。但由于时代环境的限制,又不可避免地存在“划分四品,标准不一”“立论标新,有失严谨”的弊端。总之,《杜诗通》完成了评注杜诗从政教中心向审美中心的转向,在整个杜诗学史上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试论苏词《望江南·超然台作》对杜诗《清明二首》的承扬

苏轼宦游密州期间所作《望江南·超然台作》与杜甫晚年漂流潭州所作《清明二首》,同为表现清明、寒食“双节”意涵的节令诗词,在形式方面,有着联章体、以乐写哀等诸多共同的艺术呈现,从中可看出苏轼对于杜诗艺术的推重与承扬,亦使二作并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清明诗词之杰出典范。

苏轼《望江南·超然台作》与杜牧《清明》诗比较论

清明节作为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相关的诗词数量巨大,其中传播面最广的当属杜牧的《清明》诗。随着苏轼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其清明词《望江南·超然台作》逐渐被更多的人认识和喜爱。从创作背景、内容的丰富性、画面的容量与优美程度、感情的充沛度与积极性、哲理的包含度等方面来看,后者都超过前者。《望江南·超然台作》才是最美的清明诗词作品。

《文苑英华》选录杜诗底本溯源--以异文为中心

宋初官修总集《文苑英华》所选录的杜诗与通行杜集间存在诸多异文,包括字序调换、语词改易、诗句变更等。大量异文显映出其所据杜诗底本的独特性。经比勘可知,《文苑英华》与九家本、分门本、百家本等北宋诸种杜集非出同源,而二王本较特殊,王洙搜罗的文献中可能存在与《文苑英华》底本相同或近似的杜集。同时可排除蜀本杜集、樊晃《杜工部小集》、孙仅《杜甫集》、杂编杜集以及吴若本所参杜集为《文苑英华》底本的可能。若从文献编纂的过程来看,《文苑英华》编修时曾采辑前代类书,顾陶《唐诗类选》可能为其重要参本之一。《文苑英华》成书早于杜集祖本二王本,在杜诗结集过程中占据关键地位,对其底本的追索有助于寻绎早期杜集文本的原貌。

吴闿生说杜与桐城派杜诗学在民国时期的传衍——以《古今诗范》为中心

吴闿生是清季民国时期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所编《古今诗范》选录精审,评点详赡,在桐城派诗歌选本系列中尤具典型性。是选选评杜诗细密周全,涉及五七言古律诸体,所评涵括杜诗性情论、笔法论、章法论、风格论诸多方面:推崇阐扬杜诗流露之至性至情,细致评析“生龙活虎”“凌空倒影”“穷神尽相”等杜诗用笔之法,揭橥杜甫七律连章体的体式特色,聚焦探析杜诗“沉”“雄”风格。吴氏杜诗学既继承了传统杜诗学思想的精髓,又赓续发扬了桐城派诗学的批评传统,堪为民国时期桐城派杜诗学的集成典范。

家国之慨前后同归:清代台湾文人陈肇兴的杜诗接受

清代台湾文人陈肇兴的杜诗接受是杜甫诗歌在中国台湾传播的重要标志,他模仿杜甫前后出塞体诗、集杜诗及次韵《北征》诗,继承了杜甫以诗纪史的传统,表现出忠君爱国的思想情感。陈肇兴杜诗接受是清代杜诗学盛行的主要表征之一,是清代中期以来杜诗接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纳入清代杜诗接受史乃至于清代文学史予以考察。

《中庸》“莫[不]见乎隐,莫[不]显乎微”校勘与“慎独”新诠

《中庸》“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当校勘为“莫[不]见乎隐,莫[不]显乎微”。《大学》“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当校勘为“(十)[二]目所视,十手所指”。“可离,非道也”提出“非道”问题,承接其后的“戒慎恐惧”指向“非道”。“莫[不]见乎隐,莫[不]显乎微”点明“非道”隐、微的特点,进而指出认识“非道”的方法——“慎独”。“慎独”语义维度指向方法论,而不是空间方位、伦理观念。“独”的训诂支持这样理解。《大学》《五行》“慎独”的寓意与《中庸》一致。《五行》“慎独”的阐述最丰富,提出思辨过程中的“轻”“形”的概念具有开创性,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流行“慎独”释读,忽略了校勘、语句贯通关系等语言形态,缺乏对方法论应有的敏感和自觉,忽略了《中庸》《大学》的诚的概念。貌似有理,但不啻郢书燕说。

对元都实考察河源几个问题的新认识

该文对元代初期都实考察黄河源活动一事作了进一步的探讨，从而对“处字图书”、现传几幅元代黄河图的关系以及某些地名的地理位置等得到了新的认识。通过对有关史料的分析和考察，指出元人关于黄河上游及河源地区地理情况的各种记载和描述均来源于都实。

附势与媚俗:唐代诗人人格的另一面——以李白、杜甫、高适为中心

在唐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层面中,附势与媚俗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人格现象。一方面,它是集权制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封建知识分子功利思想的反映。这种人格现象集中地反映在投献、干谒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相关文学作品中。以李白、杜甫、高适为代表的盛唐文人几乎都有着从附势、媚俗到愤世嫉俗的人格变化的经历。

宋太祖朝节度使类别及其转型述论

宋太祖一朝,节度使作为以往的旧制得以延续,不过在厉行中央集权方针政策的不断推动下,节度使群体逐渐分化为多种类别,与中央的关系亲疏不同,彼此的利益也存在差异。其中开国功臣背景者受到礼遇,积极效忠的宿将一度得到笼络,新兴战功出身与潜邸、外戚出身者得到重用,其余的老藩镇则被视为异己力量而受到打压、撤销,此外的降臣等类别者仅属于形式上的点缀。随着各种削藩制度的推行,当时的节度使在分化中进而由实职向虚职过渡、转型,逐渐脱离了与地方的关系,"藩镇割据"的现象遂开始淡出历史的舞台。

论诗纬

诗纬为汉代三家诗及毛诗之外的一种《诗经》解释学 ,其基本性格以天人感应为核心 ,具有浓厚的神学色彩。诗纬虽已残佚 ,但其中也不乏一些可取的见解 ,包括对《诗经》的整体理解和对篇义及章句的解释。另外 ,诗纬中也保存了一些有价值的文献 ,以及富含文学性的精警文字。古代因其与经义相悖谬而予排斥 ,近代则以其语涉荒诞多说祥瑞而予否定 ,此皆无助于认识其《诗经》

论唐代“岭南五府”建制的创置与演替——兼论唐后期岭南地域节度使司建制

唐代岭南地域的都督府建制单位具有地方高层管理组织与行政区划的典型性。武德四年(621),唐朝平定岭南地域,遂在南疆建置行政管理机构,分划管治区域。所谓"岭南五府"是对置于岭南大陆地区五个都督府与都护府的通称;而"岭南五管"则是对五个都督府及都护府管治区域的总称。与此同时,还有置于海南岛的崖州都督府。武德中,岭南地域相继出现11个都督府(初名总管府),管87州。"岭南五管"格局形成于天授中(690—692)容州都督府组建后。先天至天宝十五年间(712—756),岭南地域仍有六都督府,属州增至73个州。至唐后期,在"岭南五府"的基础上次第建立五个方镇,仍称"岭南五管"。

略论《宣室志》中的佛教故事

《宣室志》是唐代小说家张读的代表作,记写了大量关于神仙鬼怪妖狐的故事。不少故事与佛教相关,主要有宣扬佛教报应观、表现佛教神通和反映唐代佛教兴衰等。《宣室志》的这种佛教痕迹,主要原因:一是作者对自魏晋以来佛教影响中土小说创作传统的继承,二是深受唐懿宗尊佛的时代影响,三是受"小说世家"的家族的影响。

论“绪”的诗学生成及其现代意义——以方拱乾手批《杜诗论文》为例

本文以方拱乾手批《杜诗论文》为例,阐释了"绪"作为诗文评术语的产生、衍化和发展历程,并结合方拱乾手批《杜诗论文》的具体操作,揭橥出"绪"这一术语的基本特征和现代意义,弥补了传统诗学对"绪"这一诗评术语研究的不足。

董养性《选注杜诗》与仇兆鳌《杜诗详注》异文考释

董养性《选注杜诗》是元代重要的注杜选本,是现存元代注杜诗数量最多、水平极高的一部杜诗学著作。由于国内失传,一直无人对其进行研究。仇兆鳌《杜诗详注》详实赅博,对前人研究成果多有吸收,前人版本多有参照,但董养性《选注杜诗》却与仇之《杜诗详注》有许多异文,研究这部分异文,可以解决杜诗解读中的一部分困惑。

清代武进蒋氏家族杜诗学传承论略

清代中前期武进蒋氏家族杜诗学可称繁盛,从蒋金式、蒋鸿翮到杨伦,杜诗家学绵延百余年不衰,且贡献出《杜诗镜铨》这样影响巨大的杜诗注本。勾勒出蒋氏家族杜诗学的传承链条,厘清其继承和发展情况,可以例证清代杜诗学传承的一个重要途径:家族传承。

苏轼眼中的杜甫——两个伟大灵魂之间的对话

苏轼对杜甫的理解与解释,可视为两位伟大诗人之间的对话。苏轼如何回应杜甫遗留下来的会话材料,既透视着杜诗作用于苏轼思想、行动的痕迹,同时也塑造着杜甫的形象和杜诗的品格。苏轼眼中的杜甫,与时论保有一定距离,不论推崇、调侃或微议,其主要从自身的个性、观念、体验等出发,更注重的是杜诗在自己心中引起的共鸣。苏轼以自己为杜甫的异代知音,而将杜甫作为自己的代言人。杜诗浸透在苏轼生活的各个方面,实际上已化作苏轼生命的一部分,超越文本本身,成为一种生命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