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注杜的三种整理本考察

宋代杜诗学极盛,有“千家注杜”之誉。宋人对于杜诗的注释,是杜诗学史上的开创和奠基之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三种宋人杜诗注释的整理本,分别代表了古籍整理的三种类型:《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是在原本散佚较多的情况下辑佚而成的整理著作;《新定杜工部草堂诗笺斠证》,是在原本基础上进行了正本清源、斠证发微、订讹掘隐工作,而与原本相较,成为了一种融合较多整理者见解的新著;《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则是恪守古籍整理规范,重在校点勘误、旨在恢复原貌的精审著作。

“了解之同情”之后:赵翼《瓯北诗话》论杜甫内容辨析

赵翼《瓯北诗话》卷二论杜诗的内容历来受到学界高度评价,然其中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在辨析杜诗系年时,赵翼在文献上未能充分把握“王洙本”和《钱注杜诗》的渊源,其推理逻辑亦有破绽,存在未通会杜诗便作结论的嫌疑;在对杜诗的具体分析中又受到“诗史”和“无一字无来处”论的束缚。古人论杜的诸多方式与结论对今人影响甚巨。在“了解之同情”之后明了古人的疏失,不仅可以更深刻领会古代杜诗学的面貌,也能纠正杜甫研究中常见的“是古”现象,使今人更加警醒,推动杜诗学深入发展。

五四时期陈独秀与李大钊马克思主义经典翻译赞助研究

五四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史上极具开拓意义且获得空前成功的历史时期。陈独秀和李大钊在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扮演了最为关键的角色,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的翻译赞助是陈独秀与李大钊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最重要武器之一。陈独秀和李大钊通过为马克思主义经典的译文和译作的刊载与发行提供极具时代影响力的平台,直接赞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的译本生成,积极介绍与评论作品,散发、赠送、助销译作等举措,有力助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信仰的确立和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李商隐《河清与赵氏昆季宴集得拟杜工部》学杜释证

《河清与赵氏昆季宴集得拟杜工部》一诗是李商隐前期以学杜为主要目的的作品,此诗应酬唱和写景,主题、风格与多首杜诗颇为相似。其对仗句的结构安排、章法结构与情景关系的处理、明丽的意象等语言与形式技巧方面,明显师承杜诗。对比思维与反省意识,出处、仕隐的矛盾纠结与生活的悲剧感受,则是对杜诗感知世界方式的深刻继承。此诗带有明显模拟、学习性质,属于诗人前期的作品,诗人的思想情感表现得并不充分,思想艺术成就并不高,却具有一定的批评史价值,反映出杜诗影响的扩大,表明杜诗及其特点已被准确认知。

赵翼对杜诗的接受及其意义

赵翼推重性灵诗学,其崇杜诗学观念的形成,有一个曲折变化的历程。相隔千载的两位诗家在创作心态和个性特征上表现出较大的差距,但赵翼有着与杜甫几近相同的人生遭际,因而能对杜诗产生跨越时空的共鸣,这集中体现在赵翼对杜诗的诗学思考和创作摹拟上。对此进行探索,不仅可以推动对赵翼的相关研究,展示杜诗的经典魅力,而且能有效推动清代诗学的继承与创新研究。

鲁訔《编注杜少陵诗》考论

杜集编次是考察杜集版本源流的一个重要依据,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文章以《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后简称《百家注》)、《杜工部草堂诗笺》(后简称《草堂诗笺》)及《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后简称《先后并解》)的编次对比为线索,并以鲁訔《年谱》与《先后并解》诗歌系年对勘,为鲁訔本杜诗编次参考赵次公本杜诗编次找到了新的线索。辑录并考察各本宋代杜集中的鲁訔注,发现现存宋代杜诗集注本中的鲁訔注的源头正是《百家注》,但《草堂诗笺》与《百家注》中的鲁訔注仍有很大的差异。鲁訔自称摘取了他家注解,据此推测鲁訔原书具有集注本的性质。

“词人解撰《河清颂》”——杜甫对鲍照的接受

杜甫在文学史上第一次将鲍照与当时著名诗人谢灵运、江淹相提并论,重新估价了鲍照诗歌的成就,并以“俊逸”一词,准确地概括了鲍照诗歌的主要精神特质。在创作中,从诗歌风格到构思立意,从词句的选用到诗歌意象的选取,都有对鲍照的承袭。在六朝诗人中,鲍照对杜甫的影响仅次于庾信。

无线通信技术在智慧医疗管理系统中的应用

在阐述无限通信技术优势的基础上,详细介绍无线通信技术在智慧医疗管理系统中的应用,包括无线查房、无线护理、RFID无线识别、无线移动通信等。

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十月革命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从克利姆林宫传出来的马克思主义 ,对亚、非、拉人民是一个有力的号召。李大钊、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 ,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给予高度重视和热情宣传 ,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出了巨大贡献。

赵子栎未尝注杜考

赵子栎是北宋的一个杜诗学者 ,曾编过《杜工部草堂诗年谱》。关于他是否注杜 ,历代均无文献记载。但南宋蔡梦弼的《草堂诗笺》却引有赵子栎注 1 9条。我们通过认真地比对、辨析 ,发现所有的“赵子栎注”均为北宋另一著名杜诗学者赵次公的注。清人惠栋《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所引“赵子栎注” ,乃从蔡本转引 。

《甲寅杂志》(月刊):孕育《青年杂志》的母体

《甲寅杂志》(月刊)不仅是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的动因,而且,在办刊宗旨、栏目设置、新文学运动的倡导、撰稿人及读者群体等方面,《甲寅杂志》(月刊)都是《青年杂志》模仿、参照或移植的样本。明确这一事实,对纠正历史的舛误及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的责任意识与责任能力

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关意识的理论,参考相关文献,阐述了责任意识和责任能力的涵义及二者的关系,并结合责任编辑这一特定工作,给出了提高责任编辑的责任意识与责任能力的相关建议。

从理论到实践——21世纪中国美育研究代表人物、观点及形态述评

21世纪的中国美育研究承继了上世纪所形成的基本格局与态势,同时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与背景下实现了新的发展,但仍存在一般理论研究不清楚、实践理论研究不深入、理论与实践不平衡等问题。通过对曾繁仁、杜卫、赵伶俐三位美育研究代表人物及其观点以及对生态美育、生活美育、身体美育三种美育理论新形态的描述性回顾,以期对21世纪美育研究的重点及成果形成一个整体把握。同时,文章针对当前研究美育存在的问题,从理论研究与具体实践两条路径探索相应对策,以有助于美育理论与实践形成一个良性互动的圈子,并能逐渐向一个更深且广的向度发展。

论“金士巨擘”赵秉文对李白杜甫的接受与传播

赵秉文对李白、杜甫都有极高的评价,诗至李杜,堪为千古绝唱,不应优劣抑扬于其间。同时,赵秉文对李白、杜甫诗歌的个性特点或曰瑕疵也有客观点评,如称李白"词胜于理",称杜甫"未知不诗之为诗"等。其对李白杜甫的接受也颇有意味,如称李白、杜甫为词人之文,他仅师其词,不师其意等。作为金代颇有影响的文宗巨擘,赵秉文对李白、杜甫的接受与传播,在李白、杜甫的研究史、传播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值得认真思辨体认。

《九家集注杜诗》“吴体”考

对于杜诗中"吴体"的内涵,一千多年来一直未有定谳。通过对《九家集注杜诗》中标注"吴体"的四首诗的格律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吴体诗"是一种平仄相对自由,即允许失粘、失对存在的律诗。它的平仄、用韵、粘对、拗救、对仗、字句等,与律诗相同。"吴体诗"与"拗体诗"无关。两者的区别是:"吴体诗"的失对、失粘,并不需要用任何平仄来进行补救。而"拗体诗"是有"拗"有"救"的律诗,它在律诗规范的范围之内。"吴体诗"来源于吴地"俚俗"之诗,杜甫推而广之。北宋晚期赵次公尚能准确分析,清代仇兆鳌、黄生已不能正确解读。

论杜诗赵次公注引小说

杜诗赵次公注保存了约60种、340余条宋代以前的小说,不仅在杜诗研究中独具特色,更为重要的是赵注保存了一些小说的佚文,可以修正今天小说研究中的一些讹误。关注杜诗赵次公注引小说,可以开拓新的学术研究空间,促进小说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赵嘏、杜牧卒年与《唐诗类选后序》作年考论

有学者认为《唐诗类选后序》撰于"咸通元、二年间"或"咸通三年前后",并据此和其他"根据"考订赵嘏卒于大中十二三年,否定杜牧卒于大中六年。经过分析考证,张祜卒于大中八年,杜牧则卒于大中六年底,且顾陶前后两序之撰写时间极为接近,均是大中十年先后所撰,因此赵嘏即约卒于大中八年。

栗亭杜少陵祠考述

栗亭是杜甫发秦州前的理想卜居之所,但由于种种原因,杜甫却在同谷结茅以居。乾元二年(759)岁末,杜甫取道入蜀"首路栗亭",并作《栗亭十韵》诗。北宋元祐八年(1093),栗亭令赵洋取杜甫"栗亭名更佳"句建"名嘉亭",约请贺铸作诗以志,此为栗亭杜少陵祠雏形。明正德初,御史潘仿创建杜少陵祠,此后明清宦游学人多次修葺,规模渐增。今栗亭南五里元观峡有"少陵钓台"遗迹,祠宇故址遗存三通碑刻是栗亭杜少陵祠兴衰的历史见证。

仇注杜诗疑误举隅

自清朝施鸿保至当代学者徐仁甫、谭芝萍等,对于仇注杜诗中的不当之处,多有探讨。但是,对于仇注杜诗中引文与杜诗原意的贴合关系,还没引起学界的重视。由这一点切入,会发现仇兆鳌在注解杜诗时,经常用与杜诗原意差距甚远的引文,定会造成读者理解杜诗的障碍,或曲解杜诗。

陈独秀何以当选“一大”中央总书记——兼论李大钊未能进入“一大”中央局之原因

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参加党的“一大”,李大钊未能进入中央局,党内地位甚至一直低于他的学生张国焘,而陈独秀却能够当选为中央局书记。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宣传重于组织建党的主观原因和“一大”前北方党组织未能大发展的客观状况决定了他不可能进入“一大”中央局。“一大”前陈独秀重视组织建党并取得巨大成就是其没有参加“一大”却能够当选为中央局书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