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物探在新兴都斛铜矿床勘查中的应用

由于单一物探方法具有多解性,在当前深部找矿中,综合物探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新兴都斛斑岩型铜矿区的地质勘查中,综合使用了高精度磁法和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测深等地球物理方法,推测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测深的中低阻异常和高精度磁法的低缓异常的组合是找矿的重要标志,异常查证取得较好的效果。在1000 m钻孔中,累积发现178.2 m铜、钼、银、金矿化体,铜的最高品位1.45%。综合物探方法的使用,在粤西斑岩型铜矿床的矿产勘查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安东都护府别议

唐灭高句丽后,在今辽宁桓仁、宽甸、凤城一线以南的高句丽故地共设9都督府、42州、100县,在此以北的辽东地区设辽东州都督府(下辖州县);在百济故地设熊津都督府,在新罗设鸡林州大都督府,皆隶属于安东都护府。但由于高句丽故地的叛乱,此都护领兵镇守下的羁縻都督府州体制未能完全贯彻;叛乱平定后,安东都护府内迁,辖区实与辽东州都督府重合,形成直属城傍羁縻州并监管辽东州都督府的局面。营州之乱后,大祚荣东奔建国,高句丽故都国内城附近地区皆为其控制,唐朝因而裁撤安东都护府和辽东州都督府,另设安东都督府,并以高句丽王室后裔任安东都督,转行羁縻都督府体制。此后虽然恢复安东都护府建置,但迁徙至平州、营州境内,已成为领兵押领契丹、奚的机构,性质、职能皆与此前大相径庭。

隋代安西都护蠡测

近年来出土的几方墓志文献反映出隋代曾有"安西都护"之设。隋代"安西都护"的出现与隋炀帝、裴矩等人企图"掩吞秦汉"的西域经略有密切的联系。它的设立可能正是为了弥补裴矩离开西域之后此区域的高层权力真空,其职能也应当继承了裴矩时代的接引、招待、互市、涉外,甚至军事管控等。隋代"安西都护"与此区域内扮演重要角色的粟特人有直接的关联,这可能也为其从幕后推动高昌"义和政变"提供了有利条件。

浅谈高骈收复安南的背景及对安南的经略

高骈是唐末历史上一位颇有名气的大将,享有较高的声望。公元853年,李涿任安南都护。他为政贪暴,安南人多为不满,地方酋长遂与南诏军合势攻陷了安南。咸通五年(864),高骈调任安南都护。高骈至安南后,聚集五管之兵,击溃了南诏军队,收复了交州郡邑。高骈在安南时,广施善政,他派人疏通了从广州到交州的海路,加强了交广之间的联系;他又重修大罗城,恢复了当地的社会生产秩序。他在任期间对安南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被当地人尊为“高王”。

杜湖水库渗流监测系统设计

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设计与实施在各类土石坝安全的防范与预警等方面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本文通过对杜湖水库工程安全监测系统设计做了全面的介绍,明确设计目的,突出工程监测项目,另外对整个大坝安全监测系统的布设做了一个详细说明.监测工程还利用了基于虚拟仪器开发平台开发的信息管理软件系统,以期达到更好的安全监测效果.

唐安东都护府的几个问题

安东都护府是唐代六大都护府之一 ,本文通过对史料的研究 ,探索了安东都护府在不同时期的辖境及其沿革 ,同时对历任都护作了翔实的考证 ,并通过选任都护的条件总结了唐朝政府对边疆地区统治的原则。

新见唐安西张都护墓志考释——兼补一任安西都护

根据新见唐安西都护张某墓志可知,张都护出身于唐代中下层士族家庭。墓志简单的叙述了其家族事迹,并且对张都护的宦历有所涉及。通过对墓志的考释,可增补不见于史书记载的一任安西都护张某,在开元十九年(731)到开元二十一年(733)之间担任安西都护的事迹。

关于唐代安东都护府行政级别的变化问题

安东都护府是唐代前期设立的六个主要都护府之一。安东都护府在设立之初为上都护府,治所在平壤,其长官安东都护为正三品。开元十五年(727)由颍王李璬遥领安东都护、平卢军节度大使后,其重要性日益凸显。在《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史料中均出现过有关安东副大都护的记载。其行政级别的变化是一个值得探讨和思索的问题。

敦煌汉简中的卑爰疐及相关问题研究

敦煌悬泉置出土的汉简可证:乌孙归义侯卑爰疐遣子入侍汉朝的时间为元始二年(公元2年)二月;《汉书·西域传》中的都护孙建与王莽亲信左将军孙建是同一人;孙建袭杀卑爰疐的时间应是元始二年至元始五年之间,极可能为元始五年(公元5年),而非王莽天凤年间;《西域传》"至元始中,卑爰疐杀乌日领以自效,汉封为归义侯。两昆弥皆弱,卑爰疐侵陵,都护孙建袭杀之"的记载应当无误。

FecB基因与肉羊多羔繁殖生产的关联性研究

为了研究湖羊FecB基因多态性与产羔率之间的规律性、杜湖F1代的B基因导入情况及基因型、繁殖率、成活率之间的关联性,试验在伊州区牧缘养殖专业合作社和哈密市牧祥农业养殖专业合作社以湖羊、杜湖杂交羊F1为研究对象,采用PCR-RFLP方法对FecB基因进行检测。结果表明:湖羊B等位基因为优势等位基因,等位基因频率为0.526;杜湖杂交羊的+等位基因为优势等位基因,牧缘、牧祥两个合作社的杜湖杂交羊母羊等位基因频率分别为0.590,0.575;FecB基因在湖羊、杜湖杂交羊的多态信息含量(PIC)分别分别为0.374,0.369,均属于中度多态位点。以杜泊羊为父本、湖羊为母本杂交,BB基因型母羊产羔率为267%,B+基因型为233%,++基因型为136%,BB基因型母羊产羔率比B+型提高了34百分点(P<0.01),BB型、B+型母羊产羔率比++型母羊分别提高了131,97百分点(P<0.01)。哺乳期杜湖F1羔羊成活率为88.3%(295/334),其中BB基因型母羊羔羊成活率为84.2%,B+基因型为89.6%,++基因型为95.0%,BB基因型与B+基因型差异不显著(P>0.05),而BB基因型与++基因型差异显著(P<0.05)。说明过高的繁殖率会导致死亡率的增加。

论唐代安南都护府及其属州建制的演变

安南都护府是唐朝为了管理南部边疆而建置的地方高层行政机构。安南都护府管内有正规州县和羁縻州县。部分正州因环王国势力入侵而陷落,后被收复;羁縻州的变化,则以大中八年为界,分作两个时期,尤以后一时期羁縻州变化较大。安南都护府建制变化的原因,主要有政府的政令规定、都护的管理失当,以及南诏与环王国等势力的入侵等。

汉代西域都护研究的学术史考察

汉代西域都护府的设立开创了中央王朝有效管理西域的先河。自西域都护设置至今的两千多年里,倍受历代研究者关注,古今研究者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从不同角度以各种方式进行叙述、阐释和研究,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从学术史视角,在总结可觅见的史料和相关专著、论文的基础上,对两千年来西域都护研究的阶段性特点试加分析与总结,并围绕西域都护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加以评述。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时期,着重于对西域都护相关史料的校勘、考证与解释,为后来西域都护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伴随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演进,“使考古为历史服务”的学术主张以及逻辑推理论证等方法运用在了西域都护的研究中,开创了西域都护研究的新篇;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域都护研究进入全面发展阶段,多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新材料的发现与运用,推进了西域都护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也出现了大量西域都护的专题研究。当前亟须深入挖掘与整理西域都护府的设立对保障丝绸之路畅通,促进中原与西域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在西域都护府的管护下西域各族人民对西域都护的拥护等内容,这对今天新疆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根基具有重要意义。

自拟独活狗脊方联合西药治疗强直性脊柱炎临床研究

目的研究自拟独活狗脊方联合西药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的临床疗效。方法选择治疗的52例强直性脊柱炎(ankylosing spondylitis,AS)患者(2014年1月—2019年1月)进行前瞻性研究,分组方法为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划分患者为2组各26例,对照组给予西药柳氮磺吡啶治疗,观察组给予柳氮磺吡啶联合自拟独活狗脊方治疗,比较2组的临床疗效、红细胞沉降率(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ESR)、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症状评分、生活质量评分、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 2组临床疗效比较,观察组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 <0. 05)。治疗后,观察者的ESR、CRP均较对照组显著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 05)。治疗后,观察组的四肢关节疼痛、背腰骶部疼痛、晨僵等症状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 <0. 05),其胸廓活动度、枕墙距、指地距均较对照组更优(P <0. 05)。2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 05)。结论独活狗脊方与柳氮磺吡啶联合治疗可提高强直性脊柱炎患者的临床疗效,更加有效地缓解其症状,有利于提高其生活质量水平,且用药安全性良好。

唐代安南地方豪族与南疆区域形势

唐朝统一岭南以后,于南疆交通沿线设立州县,又对部落和地方豪族采取羁之治,并改交州都督府为安南都护府,作为管理南部边疆的最高军政机关。为了加强对南疆的控制,唐朝最终通过循序渐进的措施逐步将南部边疆纳入王朝国家整体性的统治秩序之中,始终在巩固统一和加强集权的双重协奏中不断调适着对南部边疆的管理政策,逐步推动着对南疆地方社会的整合。随着州县制度在南部边疆的日趋深入,土流矛盾亦在此消彼长的竞争博奔中演化为王朝国家权威与地方豪族之间的激烈冲突,并由此深刻影响着唐代安南都护府的治乱兴替。

南朝岭南三江督护的活动地域新探

三江督护是南朝在岭南地区设置的西江、南江、东江督护的总称,其最初参与平定叛乱,之后职责明确为专征俚僚。三江督护作为督护的一种,在南朝成为独立领军的正式职官,在军事上脱离了与刺史的统属关系;但是在行政关系上,三江督护大多由郡太守兼任,甚至有些州刺史也兼任督护一职,实现了领军与领民的统一。通过对南江督护活动地域的探讨可知三江督护的活动地域并非指具体的河流,而是以广州为中心划分活动地域,西江、南江、东江督护分别位于广州以西、以南、以东。三江督护的设置加强了中央王朝对岭南的控制,推动了岭南的开发与管理,中央王朝对岭南的治理进入了新阶段。

关于汉代西域都护的两个问题

本文综合文献和简牍材料 ,对西域都护的称谓和建置时间这两个问题作了探讨 ,提出 :西域都护设官于汉宣帝神爵二年 ,立府施政在神爵三年 ;它在建立初期为加官 ,属虚名 。

安西大都护府的伟大功绩和突厥对丝绸之路的贡献

本文论述了安西大都护府领导西北各民族在其存在的一百多年间为丝绸之路和丝路贸易繁荣发展建立的历史功绩.文章并不赞同过分夸大突厥对丝绸之路的危害,客观、公正地评价了突厥对于丝绸之路的贡献.

《史乔如墓志》与阿史那氏谱系诸问题考述

洛阳出土《史乔如墓志》所载史氏家族人物,学界一直将其视为粟特史氏族裔,但通过《元和姓纂》阿史那氏家族谱系和史传相关人物传记的梳理,可知史乔如家族出自西突厥阿史那弥射一族。通过《史乔如墓志》的佐证和阿史那氏家族谱系的重构,可推知阿史那弥射一支出自处罗可汗,而且处罗曾为隋安西都护,是隋与西域、西突厥关系的重要人物,对重新考察隋西域民族关系也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唐代单于都护府的几个问题

本文从唐朝单于都护府的兴衰过程、治所的变迁、辖境 ,及历任都护包括副都护的任职情况、都护的职责和选任制度等方面 ,对唐代单于都护府的有关情况进行了探讨 ,针对前人的一些认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

两晋南北朝督护制度考索

督护制度是两晋南北朝地方军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督护起源于西晋武帝时期,最初是由都督、校尉等地方军事长官在战时委派的、用以代表自己监督统率一支临时军队的差遣之职。两晋之际的战乱使地方藩镇坐大,差遣督护成为地方军事长官控制管内军事力量的重要方式。东晋时期的地方军事结构中,隐约存在着"中央—都督—督护"三级军事指挥体系。南朝地方军事长官自主权缩小,督护失去了存在的土壤,与参军等职结合,成为参军督护等军府闲散僚佐。广州地区的三江督护还保留着军事职能,但其除授权已收归中央,与两晋时期的督护性质不同。督护制度在北朝进一步发展,形成督护郡县制度,主要职能由军事转向行政。督护郡县制度与州—郡—县的行政结构并行,成为州郡长官支配下属郡县的有效手段。隋朝经过自上而下的改革,重塑了地方行政秩序,督护制度随之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