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双重市场均衡与扩张

本文利用统计信息和微观数据探究了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市场的特征,并基于这些特征构建了包含本地非农就业和外出就业两个市场的搜寻匹配模型。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的结果展示了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双重市场均衡状况,并为非农就业市场的扩张提供了机制解释。在两个非农就业市场上,不同的市场环境变量影响着岗位创造,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就业成本降低共同促进了非农就业规模的扩大;当前,生产率发展的推动作用更加显著,而农业专业化在未来可能推动非农就业向单一市场演变。

灵活就业对健康状况的影响及其户籍差异

伴随着灵活就业的全球扩散,灵活就业者的健康状况成为社会学者研究的热点。然而,鲜有研究关注中国户籍制度背景下灵活就业者的健康状况。基于CGSS2012-2017数据,本研究检验了灵活就业对劳动者健康状况的负面影响以及这种负面影响的户籍差异。研究表明,灵活就业会通过降低工作质量和影响心理状况的方式损耗健康。同时,本地与非农户籍身份会对灵活就业者的健康产生保护效应。在就业不稳定与户籍分割的双重影响下,灵活就业的外来农民工群体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劣势人群。

二元劳工市场、解雇保护与劳动合同法

本文基于中国二元劳工市场,构建理论模型分析《劳动合同法》的影响,整合学界、业界和社会公众对《劳动合同法》加强解雇保护的不同意见。研究表明,相对于《劳动法》,《劳动合同法》通过加强解雇保护,能提高知识型员工的努力程度,增加知识型员工和企业的收益;但却会降低体力型员工的努力程度,减少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收益。虽然《劳动合同法》能提高在职体力型员工的收益,但却由于企业主缩减体力岗位,使得更多体力提供者丧失就业机会。简而言之,对于高端劳工市场,《劳动合同法》是促进三赢的;而对于低端劳工市场,则可能导致三输。

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特殊结构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吸收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基本假设和对制度变量的讨论,建立了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二元市场与二元劳动力"模型,并用以解释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点。本文认为,政府的强制性制度障碍导致"S型的人力资本投资曲线"的产生,从而使城市居民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具有政策和人力资本优势;作为对福利制度缺失的替代,"隐形补贴"等诱致性制度创新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具有成本优势。这一模型对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中的特殊现象有较好的解释力,对于我国城市化战略和我国一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二元劳动力市场、社会排斥与户籍分层——对进城农民工的研究

针对我国城市社会日益明显的户籍分层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以户籍制度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及其对农民工的诸多社会排斥,是城市户籍分层得以形成的重要机制和过程。认为这种以先赋性的户籍身份为标准的分层不符合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必须采取措施积极消解户籍分层,建立一种以自致性因素为基础的、开放的、流动的社会分层体系。

二元劳动力市场下的人口流动模型及其政策含义

以托达罗模型为基础,通过对劳动力价格歧视、劳动力进入的制度成本、城乡福利差异等劳动力流动规模影响因素的分析,建立了二元劳动力市场下的人口流动模型,并由此得出,歧视性的二元劳动力市场无助于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城市的就业压力,反而造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容量损失,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述评

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是劳动经济研究领域的重要问题,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于解决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贫困、工资差异、劳动力流动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文章梳理、概括和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对于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的研究成果,并进行了简要评述。

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视角下高校实验人员歧视性聘用误区与对策探析

高校内部存在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实验人员被滞留于二级市场受到歧视性聘用,这对实验教学、实验人员敬业度和岗位承诺度、队伍建设造成消极影响。其原因在于歧视性偏见、人员流动隔离体制、人力资本转移障碍、实验人员素质不高。为此,应当提高对实验岗位价值的认识、提升优秀实验人员至一级市场、改革人事行政隔离体制、完善职业发展通道、提高实验人员素质。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及其就业效应

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既有经济转型时期的非规范性,又有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和二元社会结构的特征,存在二元四级分割的情况。运用哈里斯—托达罗模型及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可以考察我国二元四级市场上的劳动力流动状况及其就业效应。

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意义——基于人口流动和劳动力市场的分析

本文首先辨析了人口流动模型中的刘易斯模式和托达罗模式的关键分歧 ,即农业劳动者在城市的工资是如何决定的 ;在此基础上 ,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没有显著提高农民的收入 ,以及巨大的城乡差距为什么没有导致农业劳动者在城市中的大量失业。城市中存在着结构失衡的二元劳动力市场 ,农业劳动者主要就业于低层次市场 ,要加快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就要大力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缓解这种失衡。

人力资本、政府管制与中国大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职业配置——以上海市卢湾区为例

中国大城市劳动力市场已经演变成具有"二元"特征的劳动力市场,其中本地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的职业构成差异不能仅仅用劳动者自身的人力资本来解释,它还与城市政府的选择性管制有关。虽然中央政府已经逐渐取消针对外来劳动力的歧视性限制,但地方政府借助户籍制度实行的隐性、间接管制在城市劳动力市场职业配置中仍然起着重要作用,是外来劳动力在职业选择中处于不利地位的重要原因。

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经济理论与政策——统筹城乡发展的洛伦兹分析

经典的二元经济理论和模型为研究发展中国家城乡劳动力二元市场提供了分析基础和工具。基于Harris-Todaro模型的思想,可以建立一个更为简化的二元经济模型,使农民工进城、城市失业、城乡收入差距、社会不平等(基尼系数)等问题能够综合起来加以分析讨论。利用洛伦兹分析方法,政府统筹城乡发展的各种政策选择和政策效应都可以得到清楚的阐述,特别是可以清楚地揭示"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科学逻辑。

环境规制对城镇二元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基于劳动力市场分割视角

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决定了环境规制对二元劳动力就业影响存在差异性。基于环境规制对城镇二元劳动力就业影响理论分析,本文首先利用1998—2014年30省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城镇二元劳动力就业影响的差异性,进一步采用面板门限模型,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城镇农民工就业影响的劳动力市场分割门槛效应。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对城镇农民工就业负面冲击大于对城镇本地劳动力就业冲击;(2)环境规制对农民工城镇就业存在显著的劳动力市场分割门槛效应,当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高于2.002时,环境规制对农民工城镇就业抑制效应为-0.116;当劳动力市场分割介于1.199到2.002之间时,抑制效应较大程度下降,为-0.042;而当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小于1.199时,抑制效应转变为正向促进效应,为0.106。未来应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加强技能培训,提高人力资本积累,降低环境规制对农民工城镇就业抑制效应,进一步提高城镇化水平,有效发挥城镇化经济增长效应。

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视野下的文科知识失业分析

大学生就业随着高等教育扩招日趋严峻,而大学生知识失业现象在文科中更加突出。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把劳动力市场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运用该理论可以更清晰地分析我国文科大学生知识失业现状和紧迫性,提出加强文科专业壁垒以增强文科生就业竞争力。

双重二元分割:单位制变革中的城市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市场分割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是对于劳动力市场非完全竞争的另一种表述。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是在“单位制”变革的背景下形成的,在宏观上表现为体制内劳动力市场与体制外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其中体制内劳动力市场与体制外劳动力市场又分别存在着二元分割,因此呈现出双重二元分割的状态。劳动力市场的双重二元分割在现实当中表现为我国劳动力市场中独特的就业模式和收入分配模式。这种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态会随着“单位制”持续变革发生动态的调整和演变,其目标取向是规范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二元劳动力市场供给的拐折模型分析

在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结构中,基于主次两类市场劳动力的质异性和市场选择,使得劳动力的供给呈弯曲向上的拐折曲线。一方面,在拐点以下的次要劳动力市场主体就业要优势于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另一方面表明"刘易斯拐点"并没有提前出现,"民工荒"只不过是农村劳动力供给在该拐折曲线上的正常波动。

中日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比较——一个劳动力市场的视角

中日劳动力市场的诸多相似是中日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特征及变革颇具共性的重要来源,两者的差异又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重要依据。我国可以借鉴日本经验与教训,建立城乡居民分别享有基础养老金,不同职业群体分别拥有补充养老金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同时,依据社会互助与公平原则设定城乡基础养老金标准,并合理调节社会养老保障财政支出结构,加快养老金全国统筹,最终建成覆盖城乡的多元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进城务工人员在二元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与工会的维权思路

在我国社会双重转型时期,劳动力资源配置方面呈现两大特征:一是农村人口城镇化速度加快;二是在城镇形成二元劳动力市场。大量进城务工人员滞留在下层的“次属劳动力市场”,成为“新型工资劳动者”,其合法权益不断受到严重侵犯。其后果是,在全社会劳动力职业结构趋于高级化的同时,城镇底层劳动力群体扩张并构成“沉淀”的劳动力供给群。为促进建立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工会要站在促进城乡整体协调发展、维护职工长远利益的高度积极推动政府加快配套改革,稳步有序地消除进城务工人员融入城镇、公平就业竞争的制度性制约因素。

德国职业教育的想象、现实与启示——再论德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原因

中国职业教育研究与实践者在对德国职业教育的一些认识上存在偏差。德国的职业教育不止局限于双元制职业培训,且完成职业教育的人群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属于社会中等水平,德国的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并不只是出于社会责任,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成本利益的考量。德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几项重要的社会基础:界限明晰但差距有限的社会阶层结构,职业性原则作为德国职业教育的组织原则,产业界的自治及其对职业教育的权限。有鉴于此,中国职业教育建设存在的几点困惑和问题如下:现代学徒制是制度还是模式?学徒制与学校形式的职业教育的关系是怎样的?如何进一步提高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意愿与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