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形机器人身体构造的法哲学审思

人形机器人不仅要求具备人类的智力,还必须拥有类似人类的身体,从而塑造出具有实体形态的通用人工智能。人的身体不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肉体形态,也是人的全部感知和内在精神生发的重要场域,更是社会关系形成的基本节点。身体和精神是人的主体性生成的核心基础。人的身体通过发挥感知能力和运动经验参与认知活动,通过完成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行为来进行社会活动。人的身体、与身体相关的非精神要素、人的精神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人形机器人的本质就是对人类身体的仿造和对人类行为的模仿。通过技术手段仿造经过数百万年自然发展而来的“人”的形态与功能,将会导致“人”这一概念的异化。这一过程割裂了身体与精神的统一关系,存在消解人对于他人的认知统一性、技术滥用、人权危机等一系列风险。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必须摒弃技术中立的观念,重视“人的形式”在法治中的价值。

轻罪化时代下可罚的违法性理论的溯源思考和本土进路

“轻罪化时代”亟需建构限制轻罪入罪的机制。“但书”规定是现成的实体法方式,但其在轻罪治理实践中陷入瓶颈。可罚的违法性在我国有天然的法规范土壤,为畅通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条款奠定理论基础。可罚的违法性是指,行为既符合构成要件,又不存在阻却事由,若没有达到可罚的违法性,不成立犯罪。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创设之初是用于轻微罪的出罪,其中缓和的违法一元论最契合我国轻罪治理。发展至今,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在我国已经异化,不但将刑罚反向融入犯罪成立的判断,而且进一步加深了刑法对前置法的从属性。应当将可罚的违法性单独置于第四阶层,宏观把握轻罪行为的入罪与否,并将可罚的违法性理论贯穿于“但书”规定的司法适用,充分激活“但书”条款在轻罪治理中的潜力。

论网络时代著作权保护的刑民衔接

《刑法修正案(十一)》在侵犯著作权罪中新增了信息网络传播的行为类型,然而《著作权法》和《刑法》对该行为的违法性评价不一致,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民刑倒挂”的异常现象。为了更好地实现网络时代著作权保护的刑民衔接,应当采取缓和的违法一元论作为违法性评价的判断立场。在此基础上具体认定信息网络传播型侵犯著作权罪:其一,在传播形式上,侵犯著作权罪仅包含交互式传播而不包含非交互式传播,深度链接行为具有可罚性;其二,在传播范围上,侵犯著作权罪仅包含直接传播行为,提供网络技术服务的间接传播行为不能构成侵犯著作权罪。

“法定犯”视角下著作权犯罪民刑衔接的限度

在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的时代背景下,为了实现对著作权的周延保护,《著作权法》与《刑法》相关条款纷纷修改。条文的修改亟需阐释,两法之冲突亦应梳理。因此,有必要探讨著作权犯罪的民刑衔接问题,以既符合法秩序统一的要求,又最大程度满足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需要。然而,主张著作权犯罪的民刑衔接不具有限度的“否定立场”,将使刑法产生处罚漏洞,与罪刑法定原则发生逻辑背离,致《刑法修正案(十一)》的修法效果大打折扣。考察其立论基础,分析“法定犯”属性对犯罪成立的影响,可知侵犯著作权罪应当坚持缓和的违法一元论,但没有根基对相关概念作出含义统一的要求,没有理由对“附属刑事责任条款”施加限制入罪的效力,刑法可以独立解释“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行为的内涵。因此,需要确立以“违反前置法”为前提,旨在“实现刑法目的”的民刑衔接之限度的教义学方案。第一,在通过“违反前置法”实现衔接这一环节,应当严格依据《著作权法》确定作品是否享有特定著作权,以及犯罪嫌疑人是否侵犯著作权。倘若在这一步骤作出了否定的回答,则侵犯著作权罪必然不能成立。第二,在通过“实现刑法目的”确立限度这一环节,则应当遵循刑法的目的,考虑构成要件的文字范围与处罚必要性的大小,最终决定犯罪是否成立。具体而言,其一,合理解释“复制发行”的含义,包括复制、发行或者既复制又发行的行为。其中,单独的复制行为不应被排除在处罚范围之外,“发行”应当限制为“首次发行”和“总发行”,且发表与出租行为也属于发行行为的一种,但是出租书籍与复制发行违法演绎作品之行为因未侵犯著作权而不能入罪。其二,探讨“《著作权法》第52条”规定行为的入罪可能,肯定处罚“剽窃他人作品”“以注释方式使用作品”“未经许可从现场直播或者公开传送其现场表演”等行为,排斥惩罚“未经合作作者许可,将与他人合作创作的作品当作自己单独创作的作品发表”“录制表演”“以改编、翻译方式使用作品”等行为。其三,证成“网播”与“深度链接”行为被“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所涵摄的观点。

存在一元论能否合理地解释空间的本质?——以布拉德雷、西田几多郎和不二论吠檀多为例

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哲学思辨当中,如何理解空间的本质都是一个重要话题,比如哲学家们往往会争论空间是否具有实在性、是否仅仅是对象间的关系等。而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立场,存在一元论有着其独特的理论魅力,却在解释空间等基础性概念时遇到了各种困难,因为空间所暗含的区分或差异很难与存在一元论所主张的唯一的存在者相调和。本文对三种相似却又不同的存在一元论——英国的布拉德雷哲学、日本的西田几多郎哲学、印度的不二论吠檀多哲学——分别做出考察,分析其在各自理论框架下给出的对空间本质的解释,并分别指出这些解释包含的困难:布拉德雷没有前后一致地使用“矛盾”概念,并且有循环论证的嫌疑;西田很难合理地说明绝对的“无”如何能产生“有”;不二论则未能融贯地解释“梵”与世界究竟是等同的还是不等同的。以此为基础,本文试图指出存在一元论本身的某种缺陷,即它从根本上无法调和“一”与“多”之间的矛盾。这样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超越文化和时代上的差异,更深入地理解不同哲学所面对的共同问题。

结合“年之所加”治疗重症肌无力经验

王晓燕教授在临床上善于应用气一元论思想。她认为重症肌无力的病机主要是元阳不足,肝气升发无力,脾胃亏虚,枢轴运转失常,气虚气陷。肝气不足,升发不及是其发生的起始环节。阳明不降,坎水不足是其发生的重要原因。在诊治过程中,结合辛丑年年运特点,考虑到五运六气对疾病的影响,肾失封藏,水不涵木,肝气失于和缓有序的升发,治疗以益气升提、阖降阳明为主,临证结合患者实际情况辨证施治,获效甚良。

一性或二性:朱熹人性论争议及其缘由

朱熹人性论属于一性还是二性,学界多有争议。如要把握此争议的关键点,首先,必须既立足“理气”关系论分析朱熹人性论内涵,又要立足宇宙论或本体论、事实或价值取向等角度,去梳理心学派、气论派以及理学后学对人性论的争议。其次,魏校人性论“两个路向”可作为一种分析视角,即“生之谓性”路向,将“性与习对”,从存在论、事实层面来界定人性,形成人性论发展史的第一传统;“天命之谓性”路向,则“以性与命对”“性与天道对”“性与人道对”,从实践论、价值层面来界定人性,从而形成人性论第二传统。在把握这两个关键点的基础上,再分析一性或二性观点分歧的缘由,并在“理气不离不杂”“性即理”语境下阐释朱熹人性论。阐释结论是:朱熹人性论兼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一而二二而一”观点,绝非“一性或二性”的机械划分。

“民族观拱卫国家观”的教材典范、文化范例与边疆范式--中华民族四大理念的理论化思考

国家民委统编民族高校教材《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具有教材典范、学术范式、文化润疆范例意义。该教材从中华民族整体视角出发,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的古代民族都统一称为“族群(ethnicity)”,与此同时,以“国家民族”对译nation,在界定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三个核心概念的基础上,阐发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理论与中华民族历史观,进而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起源、产生、扩大、发展、进步到最终形成牢不可破的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历程,亦即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共同性的历史主轴上,开启中华民族英雄谱系建设新尝试,为新时代文化润疆工作提供历史人物资源与文化范例,其不能包含的异例则为中国边疆史书写孕育新的学术范式。

天命与成人:王夫之人性论新探

《中庸》首句先验地揭橥人性源自天命,因人性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故人之超越维度由此可得确证。王夫之结合《周易》中的天人生生关系论,以天作为性的唯一原初所在,超越了理学的“天命—气质”二元化人性论。他又强调了现实中的时间性,融合形而上与形而下,将视阈朝向未来,提出了“日生日成”的人性一本生成论,即人之性本于天,继而还需通过后天不断上合天道的修习而成。先天后天一贯不可切断,体用相通,这给儒家以“天人合一”为目标的成人说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也是把握王夫之发展理学义理的一个关键所在。

左上肺腺癌合并左下肺鳞癌病例分析

肺癌在我国的发病率及死亡率位居前列。现代技术手段及治疗方式的不断进步使得肺癌的早期诊断及治疗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多原发性肺癌(multiple primary lung cancer,MPLC)是指同一患者一侧肺或双侧肺内先后或同时发生2处或2处以上原发性恶性肿瘤,并且相互独立。根据发病时间,以6个月为界,多原发性肺癌分为同时性多原发性肺癌与异时性多原发性肺癌。对于多原发性肺癌的诊断,可通过影像学方法进行初步筛查,组织病理学检查是诊断的金标准。目前对于多原发性肺癌的鉴别诊断及治疗方法临床暂无统一标准。本研究所报道的病例术后病理报告为左上肺腺癌,左下肺鳞癌,提示在临床中肺部多发结节不能单纯靠“一元论”来解释,认为其是肺癌转移瘤的可能性大,应尽早明确病理诊断,制定最佳的治疗方案,从而实现多原发性肺癌的早期诊断、早期治疗。

民刑防卫限度一元论之再提倡--基于“行为导向的双层次判断模式”

民刑两大部门法对防卫限度的差异化规定为民刑防卫限度一元论与二元论之争埋下伏笔。民刑防卫限度二元论以缓和违法一元论为基底,存在无法调和的理论缺陷。从法律条文的角度分析,民法与刑法关于防卫限度的立法表述虽然有所不同,但并不足以推出“基本相适应说”与“必需说”之对立,认为民刑防卫限度的判断标准各成一派的观点没有规范依据。与民刑防卫限度二元论相比,民刑防卫限度一元论更加契合正当防卫的正当根据与制度目的,具有显著优势。民法一元论的两条演绎路径均面临着无法回应的质疑,应当予以摒弃。刑法一元论立场下的“行为导向的双层次判断模式”采用行为限度与结果限度相区分的体系构造,并以“必需说”为理论内核,能够有效地纠正“唯结果论”的错误理念,顺应了正当防卫权不断扩张的立法趋势。

交通肇事罪中“逃逸”之体系解释

对于交通肇事罪“逃逸”的解释主要存在“逃避法律追究说”与“逃避救助义务说”。后者作为当今的通说,在对交通肇事罪中“肇事后逃逸”与“因逃逸致人死亡”之“逃逸”的理解存在分歧,难以形成共识。现有界定方式主要从公民大众的可接受度、明确性等角度进行事后的功利性评价,破坏了法秩序的统一性,导致司法解释与法律适用混乱,为了入罪而背离司法解释的现象频发。为保证司法解释完美契合司法实践与刑法规定,确保我国法律规范体系与刑法规定的协调一致,应对交通肇事罪中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的“逃逸”作体系解释。根据法秩序统一性原理,遵守解释学基本原理之相同法律概念作相同教义学解释原则,应将我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中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的两个“逃逸”作相同解释,解释为逃避前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对于车辆驾驶人所要求履行之附随义务;以缓和的违法一元论为立场,根据刑法所特有的目的对该附随义务进行限缩。据此,我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中“因逃逸致人死亡”应当以成立交通肇事基本犯为前提,作为“交通肇事后逃逸”之结果加重犯而存在。

刑民交叉视野下犯罪认定与合同效力关系研究

当合同行为与犯罪行为产生交叉时,判决重点在于明确合同效力与犯罪认定之间的关系。合同效力与犯罪认定分属于不同法律的规范内容,不能相互证成。行为人涉嫌刑事犯罪,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合同效力依据民事法律的规定予以认定;即使存在有效合同,也不能成为阻却犯罪成立的直接理由,刑法要将对合同效力的判断进一步转化为对行为违法性的判断。行为违法性以缓和的违法一元论为基本立场,民法允许的行为,必然不具有刑事违法性;民法禁止的行为,不一定具有刑事违法性。在此基础上,刑法与民法关系的认定应采用相对从属性原则,从属性体现在刑事违法性以前置法设定的一般违法性为前提,相对性体现在一般违法性与刑事违法性造成法益侵害的量存在区别。

明代心学的心气关系与一元论哲学建构——以王阳明、湛若水、刘宗周为中心

气论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议题。在传统的唯物、唯心主义的理论框架下,心、气往往被视为对立的两个概念,心学与气学亦被划分为对立的学派。事实上,“气”这一中国哲学传统概念,具有丰富的面向,不能仅将其理解为形而下的物质性存在。气为明代心学建构一元论体系的重要范畴,亦是抵挡佛教或王学末流玄虚之风的理论基石。王阳明虽认为气之“至灵至明而为心”,在其重视价值世界的视域下,气更多视为心之流行,为良知学提供实然性的基础。湛若水继承白沙重气的理论传统,以气为理论基点,建构一元论心学体系,主张“气之精灵中正处即心”,在万物统一于气的基础上强调心对气的主宰性。刘宗周师承许远孚,受甘泉一脉以气言心的影响,认为“心即气之聚于人者”,人心亦可由气参与天地大化。

法秩序统一视野下侵犯已公开个人信息行为的刑事认定

法秩序统一性是违法判断的前提和基础。在民刑衔接较为频繁的侵犯已公开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中,缓和的违法一元论立场以重视前置法的适用、出罪时间点提前、保持刑法谦抑性等优势,相较于违法相对论更加合理。从法秩序统一的视角审视现有已公开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的违法性判断方法,合理处理规则契合了各部门法协同的要求,但存在判断模糊等问题;客观开放程度标准提出了较为固定的判断路径,但难以避免形式化导致的认定僵化。本论文以法秩序统一原则作为论述的视角与前提,站在缓和的违法一元论立场,对不同的已公开个人信息处理行为之合法性判断方法进行评述,提出场景化法益观下的合理处理方法,并通过分析相关典型案例,引出实践中在认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特殊问题与法治理念,进而厘清已公开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的刑法保护范围、定罪路径、认定标准,及其刑法规制中的利益冲突和价值取向等问题。

身心一元论的历史文化溯源与体育哲学证成

身体素养思想包含着身心一元论的丰富诠释与解读,是当前最重要的一种身心一元论思想。目前身体素养的哲学证成主要借由胡塞尔和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思想,聚焦具身认知的形而上学,对身心一元论与体育学的批判性关系的研究较少。本文运用福柯知识考古学的人文学术方法,通过对身心二元论在古希腊文明中的历史溯源进行解构,进而指出,在哲学史上,对身心二元论的发源地,即古希腊文明的身体观进行解构与还原,史诗身体观、贵族身体观、哲学—宗教身体观三种身体观与其联系的主要神学目的论,即狄俄尼索斯教义与俄耳甫斯教义形成了身心一元论和身心二元论的历史哲学结构。研究提出,经由近代康德哲学的转捩与批判,柏拉图的身心二元论在诠释灵魂运动方面暴露出其局限性。由此,在当代体育学发展语境内,身心一元论的证成以康德的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为支点,进一步经由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哲学来批判性地证成身心一元论与体育学的应然关系,并以此拓宽体育哲学自身的论域。

“逻辑虚无论”的论证与反驳

逻辑虚无论者认为,对于任何逻辑规律都可以找到“反例”,这与逻辑一元论者所预设的逻辑的一般性相矛盾,因此不存在绝对一般的逻辑规律。对逻辑虚无论的反驳主要通过对逻辑一般性的辩护,但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这些反驳并不能提出一个非循环的标准,以严格区分自然语言中的逻辑与非逻辑部分,因此不能充分说明与证成逻辑的一般性。一个更适当的选择是,我们应该放弃关于逻辑的绝对一般性的预设而不是作为有效工具的逻辑。这种选择表明,逻辑的发展是一个拒斥对逻辑本质的先入之见的过程,我们应对不同的逻辑理论保持开放,而逻辑理论与科学可能也存在连续性。

Professor Xiaoyan Wang's Experience in Treating Tinnitus with Qi Vacuity Pattern by Using Qi Monism

Tinnitus refers to the abnormal sound hallucinations in the ear or inside the skull when the patient lacks outside sound.In recent years,the incidence of tinnitus is increasing gradually,which seriously affects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Reducing tinnitus symptoms is one of the main purposes of clinical treatment.Professor Xiaoyan Wang applied the monism of Qi,combined with the dialectics of the six channels and the therapeutic effect was remarkable.

出版的价值诉求“一元性”与“多元性”

出版是有意识的社会活动,出版的政治价值根植于意识、思想、信念层面,文化价值根植于国家、社会和国民层面,涉及到公共性、真实性和异质性的“多元”出版文化与权威性、倾向性和话语性“一元”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出版需要把握好一元导向与非主流意识形态、反主流多元导向意识形态之间的“张力”。出版“产业”利益追求和“事业”文化使命之间的博弈日益激烈,在意识形态、经济利益和文化使命环境中,社会性、媒介性、公共性价值决定了出版的内在价值。出版价值诉求是具有多重文化属性实践活动的“多元”,又是社会属性意识理念的“一元”。出版价值诉求遵从“阶级性—人民性”统一价值、“群体符号—个体自觉”递进价值、“监督权—自由权”融合价值的行动逻辑,其中,统一价值是根本价值,递进价值是核心价值,融合价值是负荷价值。

多元和合与世界和平

西方文化以两希文明为基础,强调一,本元一定是一,不是多。中国文化则不同,中国文化认为世界的本质不是一,而是多,世界不是由一个本原分裂而成的,而是由多个元素和合而成的。文章从哲学的解构入手,从一元论与西方国际关系思想的基调、“以一驭多”: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多元和合:中华传统文化的国际关系思想阐发等角度探讨中西方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比较,并不意在延续百年前的孰优孰劣的争端,而是围绕思想史的研究,进一步拓展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思想来源。在这一方面,文章认为,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的非西方传统智慧一定能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