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举与唐代文人的文学创作

道经取士的道举制度自开元二十九年始,在唐代施行了一百多年。作为联结官方崇道政策与文人读书做官的关键环节之一,道举为熟读指定道教经典、深谙老庄要义的文人提供了一条仕进途径。分析有史可考的近三十位经由道举入仕的文人资料,可以发现他们的文坛交游涉及一些直接描写道举活动的作品,他们的人生经历与文学创作则或深或浅地留有道教文化的印记。道举影响了这一文人群体的外在文化特征和内在精神品格,这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有鲜明的体现。以盛唐至中唐时期的文坛大家独孤及为例,其文学创作的题材内涵与内容风格深受道举经历影响,而他表达个人思想和抒发个人情感的作品则蕴含着丰富的道家文化精神。

独孤及与独孤家族对中原文化的接受研究

隋唐时期,国家的重新统一使得南北朝以降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和对抗逐步演变为文化认同和融合,这表明北魏孝文帝的民族文化融合政策彻底巩固下来。作为北魏"勋臣八姓"之后裔,唐代政治家和文学家独孤及的文化认同行为表现为对独孤家族的家谱建构和血缘追溯、表现为对中原儒学思想的讨论和接受。独孤及特异的"嗜琴"行为艺术和文学制作以及独孤家族其他成员对汉文化各有所取的文化现象表明,以独孤家族为代表的北朝世族入唐以后的文化认同和融合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入和强化。

独孤及行年及作品系年再补正(上)

独孤及是唐代肃、代朝著名的文学家。其文集《毗陵集》对研究中唐历史、政治、经济、文学以至对文献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有必要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对其生平事迹和作品系年作进一步的梳理和考辨。

新出墓志与《独孤通理灵表》考论

独孤氏本为汉代以来北方匈奴屠各部后裔,但在独孤及为其父独孤通理所撰《灵表》中,他"构拟"了家族自汉光武帝以来连续不断的谱系,成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独孤氏世系的来源,影响深远。但这个文本并不是独孤及一手完成的,而是不断层累的结果。新出北朝隋唐时期独孤氏人物墓志,揭示了独孤氏家族谱系文本的历史渊源和情节原型,对于重新认识《独孤通理灵表》具有重要意义。独孤及构建家族谱系的行为,是唐代开元、天宝时期以来复古主义氏族观念"甄别华夷"潮流下民族心态的表现,对于理解唐代少数族裔文人构建家族谱系具有典范意义。

滁州山水与唐宋儒者对自身生存价值的体悟——从《琅琊溪述》到《醉翁亭记》

北宋庆历五年,文坛主盟者欧阳修《醉翁亭记》的创作立刻引发了社会士人阶层的强烈关注,一时间洛阳纸贵,以至于作者再创作《丰乐亭记》篇,对《醉翁亭记》的命题立意再次确认,诚可谓唐宋古文运动进程中的大事件。《醉翁亭记》从文章的创作地点滁州到文章的叙事方式都承袭了唐代古文学家独孤及《琅琊溪述》一文的创作思路。同时,《琅琊溪述》和《醉翁亭记》二文共同的“宣上德、抒下情”“与民同乐”的施政思路皆是唐宋时期儒者为政一方的典范。这体现了唐宋古文学家为政理念的一致性,也体现了科举士人对自己历史使命和自身生存价值的共同体悟。

斫雕复朴,风流自得——论独孤及的序文创作

独孤及,一位名噪中唐却寂寥于后世的古文家,其古文创作在韩愈、柳宗元之前,已斫雕为朴,复归先秦两汉之风,为古文大行其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独孤及的序文创作在内容、形式以及表现手法上都有突出特点而风流自得。

唐代古文学家独孤及的道家思想

独孤及是中唐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其散文创作是中唐韩柳古文运动的先驱。作为以弘扬儒道为己任的古文家,其思想的主体是儒家思想,他又信仰禅宗北宗,同时他也是唐代科举制度史上惟一的一个以道举及第的士人。独孤及对道学的学习受时代的影响,其对道家生活方式的理解及《毘陵集》作品中的道家图像具有一定的时代代表性。

唐代古文学家独孤及与佛学北宗

独孤及是中唐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其散文创作是中唐韩柳古文运动的先驱。作为以弘扬儒道为己任的古文家,其思想的主体是儒家思想,同时他又信仰禅宗北宗,对佛学思想研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很高的佛学造诣。他尝试类比禅宗北宗和儒学之间关系的努力具有思想史意义。

独孤及行年及作品系年再补正(下)

独孤及是唐代肃、代朝著名的文学家。其文集《毗陵集》对研究中唐历史、政治、经济、文学以至对文献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有必要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对其生平事迹和作品系年作进一步的梳理和考辨。

独孤家族家世渊源诸说评议

独孤家族是南北朝至隋唐之际一个声名显赫的勋阀大族,然而对于这一家族的家世起源却存在着诸多争议:有"汉皇后裔"说、"胡汉混血"说、"屠各贵种"说等说法。每种说法都或多或少有其阙误之处,但当我们把历史史料和当事人的动机与心态联系起来的时候,则会发现造成这些阙误的深层原因。

张君瑞先生之《李白精神与诗歌艺术的本质特征——天真》一文指瑕

"李白一斗诗百篇"[1]22(《饮中八仙歌》),然而其诗文有散失,虽然历代文人不断搜集其散失的作品,并录入其集,但仍有许多诗文不确定为李白之作,需要加以考证的。如唐代古文家独孤及的《郑县刘少府兄宅月夜登台宴集序》一文就因为各种原因误入李白集,致使今人误用。郁贤皓先生在《黄锡珪<李太白年谱>附录散文辨伪》一文中专门论述过这个问题,但张君瑞先生在《李白精神与诗歌艺术的本质特征—天真》一文中仍将此文作为李白之作加以引用,故而笔者在此对先生此文的小瑕疵做出指正。

独孤及、梁肃、权德舆三家文学本体论试述——围绕言志、缘情之说及文道观的发展

中唐时代,随着近体诗的继续发展,尤其是齐梁体的流行,缘情之说有了重新流行的趋势。独孤及标举以王道教化为本的言志论,梁肃提倡“先道德而后文学”,都属于古文家一派的文学本体论;但他们在发展传统言志、比兴之说的同时,也使用六朝以来流行的缘情说。权德舆对独孤及的言志论有较多的继承,但他倡言“缘情放言”,肯定“丽藻”“清词”,甚至有“焕然丽藻,丕变时风”的表述,结合其创作来看,其本体论总体上是偏重于缘情说的。在这种复杂、多重的表述语境中,不但传统上被视为正宗的言志说获得新义,更重要的是被视为六朝绮靡诗风之根源的缘情说也被赋予了新内容。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中唐诗文创作的实践中,言志、缘情两说得到了新的统一。

元代《重建风后八阵图碑》碑说

本文以《重建风后八阵图碑》为底本,考证了《风后八阵图记》的异文,显示《重建风后八阵图碑》文献价值。《重建风后八阵图碑》是研究中国古代兵法和独孤及文学创作的珍贵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