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的法理初探——基于财产权的社会功能学说

国内学界普遍认为,财产权社会义务思想最早产生于1919年魏玛宪法。本文认为,该思想最早出现于1886年哥伦比亚宪法,后出现于1917年墨西哥宪法,之后风靡于拉丁美洲多个国家。学界对社会义务思想的误读,既根源于对法国社会功能学说,尤其是对狄骥思想的缺乏认识,也根源于对拉丁美洲国家的土地改革,尤其对墨西哥土地改革的缺乏了解。对上述学术理论和知识上的缺失,导致了有的学者将财产权的社会义务这一立法原则,与征收这一财产权的限制方式混为一谈,从而误读了由于财产负有社会功能,意味着产生了财产的社会义务,又由于财产的社会义务,导致了财产征收的正当性法理。

狄骥对现代公法理论的重构——从主权到公共服务

狄骥提出了现代公法的重要命题,认为现代国家职能已经发生或者应当发生根本性变化:从主权的统治到为公众服务。狄骥细致地分析这一变迁的理论前提和表现,探讨这一理念的变化对公法体系,尤其是行政主体、行政行为和行政诉讼的深远影响;但由于狄骥仍立足于现代性浪潮中,对其理论重构过程也只是批判性地继受的过程。

论公法变迁的狄骥范式

公法变迁的狄骥范式可以整理为:专门研究公法变迁的原因在于范式转换的意义辨析,研究基础在于方法上的功能主义,法律体系制度背景是公私法的协同演进,社会背景是公法问题与社会学方法的关联,公法的核心观念从国家主权变迁为公共服务,公法体系要素的变迁影响了现代公法理论的结构与内容,公法变迁的公法理论脉络呈现为公共服务理论的兴起和影响。

“主观权利”概念的重构

“主观权利”概念有两个面向,一个是主观意识意义上的,另一个则是技术性的。前者使主观权利被界定为自由、意思力等较具心理学意味的事物,而后者则体现为主观权利被主要用来整理私法规则、构建私法体系。主观权利在狄骥、凯尔森等实证主义学者的批判下曾趋于式微,也因学者们意识到该概念本身的局限性而催生了“无主体权利”这个让人困扰的问题,但它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性话语和法律人的一种思维定式,而只能抱残守缺。主观权利与客观法并不重叠,主观权利话语并不能完全覆盖客观法,仍留出了一片开阔地,而这片开阔地应由客观法话语来填补。

哥伊赫巴尔格与1922年《苏俄民法典》——兼评北法南渐98周年祭

哥伊赫巴尔格是一个世纪前诞生的第一部《苏俄民法典》和其他重要早期苏联立法的主要起草人,他深受当时欧洲的社会法、经济法思潮影响,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包含436个条文的民法典,不得不从1833年和1905年的《俄罗斯帝国民法典草案》中摘取大部分条文。这部民法典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批经济法型的民法典之一,家庭法被安排在先期制定的另外的法典中。这部民法典满足了实行新经济政策的需要,在苏俄断断续续被适用到被1964年《苏俄民法典》取代。它被直接适用于一些苏联加盟共和国,被另一些加盟共和国作为自己的民法典的蓝本。它的排除家庭法的结构、简短的风格影响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1964年之前制定的民法典。1924年,这部民法典传入我国,引发数个译本以及不少的研究论文。1949年后到中苏关系破裂前,它是制定我国民法典的范本。到了改革开放时代,我国转而学习西方国家的民法,逐渐摆脱苏联民法模式的影响,典型表现是在民法典中迎归家庭法,并设立人格权编,由此完成民法的去财产法化运动。尽管如此,1922年《苏俄民法典》带给共产党人民法的观念,由此使我国领导人摆脱通俗易懂的经济法的诱惑,为民法的复兴保留了空间。但1922年《苏俄民法典》由起草者的思想背景和采用的材料决定,包含的社会主义成分显然不及传统民法的成分多,这是它被1964年《苏俄民法典》取代的原因。

客观法是什么?——读狄骥《客观法》

基于社会连带因素,狄骥指出客观法是完全基于社会事实而形成的规范体系。在客观法的视野中,只有实然而无应然,法律注定只能是实在而客观的;相应地,整个法律体系的基础也从主观权利置换成客观事实(社会连带),从而获致更为坚固的实证性。与此同时,法律被认为并非抽象的国家所制定,也不是从法律体系内部获得自我证成,而是实实在在来自人们日常生活,法律的强制力源自于社会感和正义感所具有的社会压力。总体上说,将法律的正当性基础建立在客观的社会连带之上构成了客观法的核心主张。

“法律限制国家如何可能”:莱昂·狄骥法学思想的理论脉络与方法变迁

在我国学界的研究视野下,莱昂·狄骥一直被视为将社会学方法引入法学、创设社会连带主义法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在公法学体系中,狄骥打破了卢梭以降的"人民主权"学说,在国家和个人中间构造了缓和价值冲突的"社会",平衡自由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冲突。狄骥从社会连带事实中发现"客观法",并在法社会学方法变迁中重新定义"国家":从"有机主义的神经中枢"走向"社会连带的具体事物"。狄骥将"客观法"确立为国家行为正当化之外部基准,并以三个具体制度为着力点延伸其国家理论的实践关照:加强立法合宪性审查、扩大公众参与以及改革议会组织。重返狄骥国家学说对我国当下国家治理去中心化、公法诉讼的功能设定以及在法律体系中如何安放事实等理论和实践问题均有启发。

论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标准——基于公共服务理论的研究

实定法所确立的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标准尚有缺陷,不能适应各地方因地制宜的治理需求。已有学理研究成果过于"重技术"而"轻理论",缺乏深层次的价值指引,难以回应以上现实困境。公共服务理论为解决央地立法权限的划分问题提供了全新视角。在公共服务理论下,国家长久执政的正当性前提在于向人民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国家行使立法权的目的在于组织公共服务,央地立法权限的划分同样应以公共服务为中心。中央立法的定位系制定为提供公共服务所设置国家机构、组织、制度等内容的框架性法律和部分直接规范公共服务的组织、运行的细则性法律,地方立法则系制定细则性法律。央地之间细则性立法事项的权限划分应当以"便利服务"为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