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郑葛之战析论

春秋初年的周、郑“葛之战”是周天子与诸侯国、卿大夫和王权间矛盾冲突不可调和的结果,也是周、郑关系从“晋郑是依”到兵戎相见的矛盾爆发的结果,更是特定历史阶段国家向前演进的重要转捩点。“葛之战”从政治和文化方面昭示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到来。

梁带村芮桓公夫妇墓随葬青铜器的性别观察

陕西韩城梁带村M27、M26、M19被认定为春秋早期芮桓公及其两位夫人的并穴合葬墓。本文通过对M26出土的一组"弄器"的分析,认为这组器物有着明确的性别意义。其中镂空方盒、圈足贯耳罐当系两周之际的女性专属品,双层方鼎的裸人形足亦有鲜明的女性特征,可当做女性"性别代码"看待。而小鍑、圈足匜、单把罐及镂空方盒的足部皆与山西闻喜上郭村两周之际的考古学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几件器物可能正指示着墓主来自何方,反映着墓主的婚姻关系。通过比较,笔者认为M26的墓主可能是由上郭村一带嫁入芮国的女性。

鲁桓公生年考——从鲁庄公“子同”得名之由说起

关于鲁桓公的出生之年,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历代学者皆付之阙如。当其子鲁庄公出生之时,桓公因他与己"同物"而为他取名为"同",由此可推知桓公生年。因为,春秋时期流行岁星纪年,根据岁星——即木星大约十二年运行一周天的规律,将周天分成十二个位次。岁星运行到某次,就以该次纪年,十二年一轮回,类似今天的十二生肖纪年法。所谓"同物"就是"同岁",即鲁桓公和庄公出生之年,岁星运行都在同一个位次,也就是说桓公与庄公的年龄相差为"十二"的倍数。根据庄公出生年及史书所载桓公生平事迹可推断,桓公比庄公大二十四岁。庄公出生于桓公六年(前706),则桓公应出生于鲁惠公四十年(前729)。再以推出的年龄与史书记载桓公生平事迹相验证,无不符合。

春秋前期齐谋霸战略考论

齐桓公的首霸天下,被后人喻为春秋史上最瞩目的事件。其霸业的铸就是经姜太公初封后近360年深厚积累,以及从齐僖公"小伯"到齐襄公并纪的战略准备。齐桓公创霸的成功有两方面的重要因素:集一时之选不世出的人物风云际会;不期然而至的积极因素的绝佳遇合。创霸君臣们的主要事功蕴含着丰富的战略智慧,涵掩着深刻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值得后世之人"深思而慎取之"。

管仲之信与桓公霸业

管仲是春秋时期政治家,他与朋友以及齐国君臣之间的信任多与齐国政治,尤其是与齐桓公霸业息息相关。管仲之信可分为朋友之信、君臣之信、国君之信。其中管仲的朋友之信、与齐桓公的君臣之信是管仲之信的直接表现;桓公的国君之信则是管仲之信的间接体现。管仲的朋友之信与为社稷大义紧密相连,齐桓公与管仲之间的君臣之信与称霸中原的雄心壮志密切相关,齐桓公国君之信与信民、信诸侯、信天下合为一体。管仲之信产生于诸子之前,具有重事功、重他律、重治国理政等特点。管仲之信能够成就管鲍之交,成为君臣之信的典范,并在建立中原霸业中起到重大作用,与他待人真诚、一心为公、令顺民心密切相关。

简论管子的齐国梦

管仲为齐桓公确立图霸并名震诸侯的高远目标,在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数年时间,促使齐国迅速发展成超级强国,一跃成为春秋霸首,彻底改变了以往贫弱的国际形象,实现了富国强兵的齐国梦。管子的改革,涉及政治、经济、行政、军事、财政、教育、伦理等诸多领域,内涵宏富,在此进行简要分析。

春秋思想界的张力:论新思潮与老传统的关系

春秋思想世界中存在着两股重要的力量,一是《诗》、《书》、《礼》、《乐》代表的老传统,另一个是齐桓-管仲的形名-事功思潮。作为新涌现的思想力量之代表,齐桓-管仲思想以效率、功利为其基本旨趣,其现实目标包括取物以归己与屈人(国)以就己,即"有为"。齐桓-管仲的形名事功思想与权力、物质利益牵连,拥有更强的变革现实的力量,由此成为春秋战国诸侯为之倾心的新的思想势力。晋文公图霸业之举措多借鉴齐桓-管仲,子产治郑国,尚贤使能,铸刑书,邓析据此造"竹刑"。这些以客观性、确定性、效率性为主导的精神可以看作是对齐桓-管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形名-事功思潮是对《诗》、《书》、《礼》、《乐》所构成的老的思想世界之反动,"礼崩乐坏"正是这一思潮崛起、冲击所带来的后果。这种新思潮一方面动摇了《诗》、《书》、《礼》、《乐》思想系统,成为与之对峙的思想力量;另一方面,这个思潮与《诗》、《书》、《礼》、《乐》思想传统一道构成了先秦诸子思想之源头与基本境域。两种思想力量之对立、激荡也构成了春秋思想进一步发展的内在张力。老子以"无为"扭转"有为",其反对、超越的对象包含礼乐文化,但最重要的是形名法术。孔子从周,欲恢复被齐桓-管仲的形名事功冲击而逐渐式微的老传统。不同于老子同时拒斥礼乐、形名,孔子拒斥形名法令而使之归于仁与礼。老、孔思想所达到的境界皆基于以上两股精神力量之间的巨大张力。正视这两股思想力量及其对立构成的思想张力,为准确理解春秋思想世界及诸子思想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今本《竹书纪年》所载西周郑国史地问题考辨

明天一阁刊今本《竹书纪年》言郑桓公居"洛",伐"鄫",居"郑父之丘",经由对此三事的详考,可推桓公初居之洛在今陕西洛南一带;幽王初桓公伐鄫,即《国语·郑语》史伯所说的"缯",亦即曾,地近今河南南阳一带;因伐鄫之功,桓公立为诸侯,都郑父之丘,故国名郑,其地可能近于今陕西渭南华州区一带。故今本《竹书纪年》所载桓公立国事与《国语》《史记》《汉书》之说实微异而大同,未必纯出杜撰,可为探讨早期郑国史地问题提供一重要参考,对解读清华简等新出土文献也不无帮助。

齐桓公争霸与诸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齐桓公建立霸业的过程,实质上是诸夏集团渐次扩大的过程。“蛮夷猾夏”是促成齐桓公团结诸夏的外部条件,“亲鲁联宋”和“尊王攘夷”是齐桓公聚合诸夏前后相承的两个阶段,“亲鲁”背后隐伏着攫取礼乐权威的深层用意,可谓齐桓公日后“尊王”的先声。齐桓公争霸的重要贡献在于催生了诸夏共同体意识。诸夏共同体根植于周代封建秩序及礼乐文明的历史积淀,兼具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双重属性。诸夏共同体意识确立的关键是诸夏群体借助夷夏之辨完成了华夏文明优越性的建构,并由此形成了以中原礼乐文化为轴心的文化辐聚效应。春秋中期中原文化圈的礼乐复兴导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