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鲁公室公族作家群体与世族文学考论

在春秋时期政治生态逐渐完成由“王权”政治向“霸权(君权)”政治、“族权”政治、“庶人”政治渐次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就公族作家群体的构成成分而言,“孝族”“桓族”皆为春秋前期逐渐形成的早期世族,至春秋中期开始,“桓族”不仅在政治上逐渐开始专权,而且在文学创作方面成果亦非常突出,而“孝族”“庄族”“文族”及其他公族不仅在政治上被边缘化,在文学创作方面则亦渐次淡出;就公族作家群体的创作动机而言,完成了从维护公室为基本宗旨向认为公室“天禄不再”的转变,进而认可“三桓”专权;就其创作话语而言,以“礼”“德”“孝”为中心话语,彰显出“周礼尽在鲁矣”的文化氛围;就其理论体系建构而言,提出了“鬼道”“人道”之别说、“二德”说、“三德”说、“六德”说、“七德”说、“飨义以昭德”说、“吉德”“凶德”之别说、“男”“女”之别说、“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说;就散文体类而言,以“议”体、“对”体为主,兼及“上书”体、“讼辞”体、“载书”体等文体。

清代孔府集市及其当代启示

清代的孔府拥有众多集市,“屯集”因“屯”而设,“义集”因“义”而起,集市贸易与屯民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除了经济服务功能外,孔府集市还具有诸多社会性功能,彰显了孔府的特权,强化了佃户的共同体意识,对塑造衍圣公作为弘扬圣道代言人形象起到补充作用。孔府集市管理机制具有广涉性,措施完善但效率低下。孔府集市纠纷常年不断,起因具有明显的趋利性,折射出丰富的社会内涵。清代孔府集市功能的多维性、管理机制的广涉性、集市纠纷的复杂性对推进当代农村集市健康发展均有重要启示。

周公遭变与《诗经·豳风》相关诗篇的写制

除《七月》外,《豳风》六首诗篇的创作均与周公遭变有关。周公摄政初年,在遭遇管蔡流言时,选择用战争的方式终结流言。返政成王后,面对成王和召公等人的猜忌,出于自保,周公出奔到楚地,直到临终都没有返回王都。与周公遭变相关的文献《诗经·豳风》诸篇在文字上呈现出许多西周中期的特征,文献可能写制于昭穆时期。诗篇重提周公,有两重历史背景。一是周王朝东南方发生了淮夷战争,淮夷人群中存在殷商遗民。周公当年安置殷商遗民,经营东方有成效,此时重提周公,有安抚东南淮夷的作用。二是周公后裔在此时逐渐被起用,后人为纪念周公,写制了为其平反冤情的《豳风》诸诗篇。

1756年衍圣公请废告子从祀裁减庙户案辨析

1756年,孔子第七十一世孙衍圣公孔昭焕向清政府提出废除“告子”从祀及裁撤孔府庙户的请求,却遭到乾隆皇帝严厉批评,甚至险些失去爵位,使孔府一时人心惶惶。通过此案件的分析,还原其来龙去脉后,可知孔昭焕请废告子从祀有其理论根据,并非不符礼制。但乾隆皇帝仍借庙户问题,严惩孔昭焕等人,并趁机收回孔府选任曲阜知县的人事权,借以打压孔府势力,贬低其道统地位,而清政府也借此以更好地维护自身在地方管理中的权威及其礼教上的正统地位。

近代来华西人文化视阈中的衍圣公形象新探

在中国历史上,作为孔子故里的山东曲阜一直被视为“圣地”,受到了来华西人的极大关注。自近代《天津条约》允许西人进入中国内陆开始,越来越多的来华西人来到曲阜,近距离观察和拜见孔氏家族后裔衍圣公。近代西人眼中的衍圣公形象既具有强烈的东方性,又具有强烈的西方性。双方在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特定地点所展开的面对面接触,丰富了西方人原本只停留在书本中对于孔氏家族及后裔的认知,促进了他们的认知从想象层面到实际接触体验的转变。来华西人对衍圣公的形象建构,随着历史演变出现了阶段性的差异。

《阙里志》所见明代衍圣公袭封情况考述

明代共有十三位孔子后裔获封“衍圣公”爵号,承袭十个世代。成书于明弘治年间的《阙里志》是现存最早且较完备的孔氏家族史和曲阜地方志,详细载录了明各代衍圣公袭封情况及历朝君主的敕谕、恩赏、加爵等,全面反映了明廷祀孔态度、衍圣公职权变化,以及衍圣公府在明代的进一步发展。借由《阙里志》所载衍圣公袭封情况,可以侧面洞察明代“政统”与“道统”间的平衡和博弈。

清代西藏辅国公及“顶戴花翎”初探

西藏辅国公及“顶戴花翎”是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官员政治表现的肯定,也是西藏地方官员政治身份的重要象征。自1721年(康熙六十年)起,康熙封西藏地方官员隆布鼐为辅国公以来,爵位成为一种西藏社会重要的地位象征。随着清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系进一步加强,清朝统治者先后将“亚谿”家族、噶锡巴家族及沙扎家族的主要成员封为辅国公,并赐予红宝石顶戴、珊瑚顶戴等宝石顶戴,以及孔雀花翎等等级象征饰品,这些饰品在西藏社会具有重要的地位象征意义。可见,西藏辅国公及“顶戴花翎”是清朝中央与西藏地方自上而下管理顺畅有效的表现,也反映出西藏地方对清朝中央政府自下而上的认同。

关于宝鸡市戴家湾、石鼓山商周墓地的国别与家族问题

关于宝鸡市戴家湾、石鼓山商周墓地的族属问题,学界一直有众多不同的观点。本文从两个墓地出土遗物、相关文献及地望等方面入手,推断戴家湾墓地为曾跟随周公东征商奄等东夷叛国,并得到周公赏赐的夨国将领——的家族墓地,石鼓山墓地可能是"姜氏之戎"夨国姜太公家族的墓地。

明代勋爵承袭与勋臣宗族活动初探

明代公、侯、伯勋爵承袭遵照一套完整的勘验制度,以诰券、宗图为准,由五府、吏部执行。在这种制度的整肃下,勋贵家族组织在形式上向上古封建宗法礼制靠拢,部分族众的宗族意识不断提高,明皇朝的统治秩序与政权合理性亦借此彰显。但随着明代中后期勋臣家族生齿日繁,兼之勋爵袭封制度出现纰漏与畸变,勋贵子弟争袭爵位的现象频繁发生,宗族的秩序性受到冲击,勋臣宗族组织僵化复古,依附于国家强权而缺乏自我调节功能的特性暴露无遗。

周公悌德思想研究

周公是一位有血有肉的姬姓家族成员,现实生活中充满着浓厚的尊兄友弟、训诫子嗣以及敦睦亲族等正能量,其语录应是姬姓家训的雏形。周公的另一身份是政治家,肩负着姬姓王朝生死存亡的重任,悌德思想中自然掺杂着浓郁的政治色彩,这导致本应采取温情与敬意的模式,却不得不用冷冰冰的政治手段"伤害"自己的手足兄弟、家族子侄及挚友姻亲。

衍圣公孔胤植姻戚仝氏家族考——谱牒文献与儒学研究的一个视角

仝姓源自女真夹谷氏,元末仕元抗明,元亡后洁身远遁。明成祖时,仝氏得以编氓,世世力农,富甲郓邑。自其九世祖仝朝式之女与六十五代袭封衍圣公孔胤植结为婚姻后,仝氏家族由单纯业农力耕的地方大族,逐渐发展成为耕读传家的书香门第。

《左传》“郑伯克段于鄢”章阐微

《春秋》称"郑伯克段于鄢",《左传》解释说是在谴责郑庄公没有尽到作为兄长的责任,甚至是故意养成母弟共叔段的罪恶,从而达到驱逐共叔段的目的,从道德上做了一个评价,但并没有揭示出庄公如此作为的背景及根本原因之所在。通过研究发现,春秋初年母氏(母亲及其家族)作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关系到国君之位的稳定与否,影响力非常之大。郑庄公所面对的母氏势力尤其强大,他对共叔段所采取的斗争策略是在与母氏力量的对抗过程之中逐渐形成的,反映了春秋初年政治斗争的态势,而《左传》的批评也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

汉代孔子世家特殊继承制

汉代孔子世家有着特殊的继承制度。孔子第八代孙孔谦生有三个儿子:长子鲋,中子腾,小子树。到了汉代,长子孔鲋一支继承殷统,受封为殷绍嘉公;中子孔腾一支继承宗统,奉祀孔子,先后受封为奉祀君和褒成侯。小子孔树一支不在继承序列。孔鲋一支承袭的殷绍嘉公,与周承休公并称为殷周二王后,被尊为"汉宾",无论爵位还是食邑,都明显高于孔腾一支。这种特殊的殷统与宗统的继承制度,与汉代孔氏宗庙祭祀制度有关联。孔腾一支奉祀孔子,承接宗统;孔鲋一支奉祀弗父何,承接殷统。

唐传奇《李娃传》主旨新论——以李娃及荥阳公为论述中心

传统学者多认为唐传奇名篇《李娃传》体现了对封建门阀及婚姻制度的批判,但从中唐"好奇"风尚及《李娃传》的行文所体现的情感要素来看,该传奇最基本的创作主旨乃传李娃这一奇人之奇事,充满着对符合封建妇德的"节行"之赞赏。荥阳公的角色塑造,也透露出作者对士族礼法家风的肯定。这些均表明该小说的主旨是对封建思想的认同。

隋韦协墓发掘简报

2010年11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为配合西京学院新校区的建设,在新校区的西南方向发掘了一座隋代墓葬,形制保存基本完整,天井及墓室中残存有壁画,出土墓志一方,有明确纪年。为研究隋代关中地区墓葬形制提供了资料,也为完善京兆韦氏的谱系提供了佐证,填补了逍遥公房这一支的人物序列。

新见《唐潮州刺史韦楚望墓志》考释

唐潮州刺史韦楚望墓志,清晰地记载了志主的卒年、葬地、家族谱系等,可与传世史料互为印证且有所补益;又可和其它出土墓志一起,对京兆韦氏平齐公房韦师支系的世系亦有所补充。本文对墓志进行录文、标点,对志主及其先祖、兄弟及子嗣作了比较详细的考释,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和阙漏。

岐山孔头沟出土尚爵与虢氏家族的有关人物及史事

岐山孔头沟出土的尚爵与师■钟及姬寏母豆的“■公”即“虢公”,即班簋的虢城公,系太公之子,师■钟及姬寏母豆皆系虢氏家族器。■伯堕簋及■伯鼎亦系虢国器;鼎、簋的虢伯堕系穆王前期的虢伯,与“尚”系兄弟,为虢城公之子,继任王朝卿士;虢伯甗、虢伯鬲的虢伯,系西周中、晚期的虢伯。厉王时的虢仲(虢公长父),宣王时的虢文公子、虢宣公子白,皆系在王朝任虢公者。虢仲虢叔虢季同出一源,别为支系,或为王官,或为诸侯。文献所谓虢仲、虢叔之别,其实一也,所谓多个虢国的纠葛,应重新认识。岐山孔头沟遗址或与虢国有关。

个体伦理与历史书写:司马迁的“金縢”

司马迁是周公—孔子传统的继承者。如何理解司马迁讲述周公故事的方式,对于理解其历史写作和文化思想是至关重要的。以今传本《金縢》故事内容为基本参照,对观清华简《金縢》(简本《金縢》)与《鲁周公世家》本《金縢》(《鲁》本《金縢》)的叙事方式可以看出,简本《金縢》叙事主要关注的是“金縢之书”从被隐藏到被发现、周公从被误解到被尊显的转折所带来的表层戏剧性;而司马迁在《鲁周公世家》的写作中则洞悉了《金縢》故事中周公行动所隐藏的个体伦理之维,展示了个体伦理与普遍伦理的张力所带来的深层戏剧性,并完成了对周公政治传统的指认。结合自身经历和对个体伦理的体悟,司马迁将个体伦理之维延续到他的历史写作中,实现了其历史写作的伦理学转向。

新出韦元方、韦承庆父子墓志与唐高宗初期政事探微

2019年冬,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南郊上塔坡村东发掘出土了唐代初期《韦元方墓志》《韦承庆墓志》。墓志记载这支韦氏出自逍遥公房,并简要记载其宦历。从北朝后期到唐代前期,其家族属关陇集团的一分子。墓志记载韦元方、韦承庆在唐高宗时期被贬巴陵县,最终去世于此,上元三年(676)迁葬长安。通过对韦元方父子墓志的初步解读,一方面起到增补韦氏家族逍遥房一支世系的作用,另一方面对于研究唐高宗初年的相关史事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何簋与周初对功臣的等差封赏

何簋有形制、纹饰和尺寸完全相同的甲、乙两件,其上的铭文小异而大同。何簋材料公布以后,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何簋中的"何"与何尊中的"何"是一人;其主要内涵是,周公在第二次灭商后,赏赐三个族的民众给有功勋的何,让其从本身所在的贵族大家族中独立出来,建立新的家室。何簋铭文的释读,为探讨周初对功臣的等差封赏提供了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