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鲁公室公族作家群体与世族文学考论

在春秋时期政治生态逐渐完成由“王权”政治向“霸权(君权)”政治、“族权”政治、“庶人”政治渐次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就公族作家群体的构成成分而言,“孝族”“桓族”皆为春秋前期逐渐形成的早期世族,至春秋中期开始,“桓族”不仅在政治上逐渐开始专权,而且在文学创作方面成果亦非常突出,而“孝族”“庄族”“文族”及其他公族不仅在政治上被边缘化,在文学创作方面则亦渐次淡出;就公族作家群体的创作动机而言,完成了从维护公室为基本宗旨向认为公室“天禄不再”的转变,进而认可“三桓”专权;就其创作话语而言,以“礼”“德”“孝”为中心话语,彰显出“周礼尽在鲁矣”的文化氛围;就其理论体系建构而言,提出了“鬼道”“人道”之别说、“二德”说、“三德”说、“六德”说、“七德”说、“飨义以昭德”说、“吉德”“凶德”之别说、“男”“女”之别说、“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说;就散文体类而言,以“议”体、“对”体为主,兼及“上书”体、“讼辞”体、“载书”体等文体。

个体伦理与历史书写:司马迁的“金縢”

司马迁是周公—孔子传统的继承者。如何理解司马迁讲述周公故事的方式,对于理解其历史写作和文化思想是至关重要的。以今传本《金縢》故事内容为基本参照,对观清华简《金縢》(简本《金縢》)与《鲁周公世家》本《金縢》(《鲁》本《金縢》)的叙事方式可以看出,简本《金縢》叙事主要关注的是“金縢之书”从被隐藏到被发现、周公从被误解到被尊显的转折所带来的表层戏剧性;而司马迁在《鲁周公世家》的写作中则洞悉了《金縢》故事中周公行动所隐藏的个体伦理之维,展示了个体伦理与普遍伦理的张力所带来的深层戏剧性,并完成了对周公政治传统的指认。结合自身经历和对个体伦理的体悟,司马迁将个体伦理之维延续到他的历史写作中,实现了其历史写作的伦理学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