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口传文献生成考——以法藏敦煌遗书 P.2325号《法句经疏》为例

敦煌文献的生成、流传乃至其后的封藏之谜,一直是敦煌学研究者们持续关注的难题。本文以法藏敦煌遗书P.2325号《法句经疏》这份独一无二的主体部分以中文草书形式书写而成的写卷为例,从P.2325号《法句经疏》中同一个字的不同异写、写卷中的表音旁注及其现存唯一副本英藏S.6220号《法句经疏》(残卷)中保留之异文等方面择要考察敦煌文献的生成与流传,证实P.2325号《法句经疏》等一批敦煌文献并非如前人所述“抄写”而成,而是以“口传笔录”的形式“听写”使然,虽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口头文献,却是一种书面文献的口头传播,是民间口传与民间书传相结合的产物。

敦煌本藏文星占文书P.3288V研究之四——宿曜择吉法释读

敦煌藏文文书P.3288V是一部择吉、占卜、堪舆杂钞本,是已知年代最早的藏历算文献实物。其星占部分所记述的吉日,及逆、违、毁(灭)和魔日等四凶日,属于藏历五行算内容,对研究藏历算历史与汉藏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价值。文章选录这部分内容,根据藏历算知识和藏历算经典中的相关记载,对该文书中残缺和无法辨识的文字做了推拟重构,在此基础上译为汉语并做初步探讨。

敦煌遗书开宝七年星命书(P.4071)中的十一曜行度及相关问题研究

综述了前人相关研究,讨论了敦煌遗书开宝七年星命书(P.4071)的内容构成和完整性问题,分析了该件星命书卷首部分给出的十一曜行度资料,利用现代历表DE404和《七曜禳灾诀》中的星历表推算了卷首十一曜行度的精度,尤其对紫气行度进行了特别讨论,还对该件星命书"天运行年"部分的行星行度进行了分析,认为卷首十一曜行度的精度是相当好的,"天运行年"部分的行星行度则有不自洽和不符合实际天象的情况,推测后一种情况可能是在抄写时窜入了其他星命书的内容。最后概述了本文所得的结论,并讨论了该件星命书作为外来天文—星占学在中国本土被改造、吸收等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文化碰撞和交融方面所具有的意义。

解读敦煌吐蕃文书P.T.1286号写卷及其历史内容

P.T.1286号写卷颇具学术研究价值。文章对写卷中的重要字、关键词及其句法作了新的认真解读,通过字斟句酌,发现了一些被前人忽视的历史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进而重新将藏文原文译为汉文;并以P.T.1286号写卷藏文原文内容为主、其他相关史料为辅,探讨西藏远古史上的有关疑难问题,重点解析聂赤赞普之前部落林立时代卫藏等地著名部族的分布概况、大致方位,以及当时雪域高原社会的基本形态、政权模式、部落结构、部族关系等。

敦煌写本P.2966和P.3363《籯金》残卷考释

通过考释敦煌写本P.2966、P.3363《籯金》的内容、分卷及篇目可知:这两种写本应是同一种《籯金》的不同抄本;百篇五卷的卷次分布不是按照内容进行划分,而是按照规模平衡划分;从残存的事例附注内容可知,叙述文字与唐李若立编著《籯金》(S.2053V等)、敦煌张景球改编《略出籯金》(P.2537等)都不一样,应该是吐蕃时期敦煌阴庭诫改编《籯金》的抄本。

敦煌文书P.3399《张仁愿上女皇武则天九谏书》再论

法藏敦煌文书P.3399,是唐朝名将张仁愿在担任幽州都督期间给女皇武则天的上疏。这篇文书反映了武则天任用酷吏、滥杀大臣的史事,也体现了张仁愿的政治主张及他对李唐皇室的态度,对研究张仁愿其人及武则天到唐中宗时期的政治形势,具有重要意义。

敦煌P.4518佛画的年代及相关问题刍议

本文根据敦煌藏经洞文献、绢画等资料，对Ｐ．４５１８的３９件佛画的绘制年代作了初步探讨，并对其包捆、入藏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推测。

敦煌文献P.3730V书信与出土《唐张淮澄墓志》的联系

法藏敦煌文献P.3730V七件书信是恒安和尚将三张寺院废弃公文粘连后所写,其中的第四件书信里提及的咸通九年(868)在长安去世的张议潮家族某人与2016年新出土的《唐张淮澄墓志》有内在联系。笔者认为P.3730V第四件书信的撰写时间应该是咸通九年五月三日张淮澄于长安去世以后。

敦煌写本P.2633综合研究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P.2633是由不同体裁作品组合而成的杂抄写本。写本正面和背面不为同一人所抄。正面依次抄写《齖䶗新妇文》《正月孟春犹寒》《酒赋》《崔氏夫人要女文》《杨蒲山咏孝经一十八章》,背面为众手所写。结合写本所抄内容及卷背题记,可知该写本不为偶然杂抄,是民间司仪汇集的婚礼唱本,并作为学校启蒙教材在净土寺保存下来。综合P.2633及相关写本情况,此卷抄于981年、982年的可能性最大。

敦煌本P.3618V《秋吟》初探

《秋吟》系僧人化缘所用唱本,之前敦煌文献中共发现四本,即P.3618、S.5572、P.2704V和P.4980等。最新发现的两本《秋吟》,内容一详一略,都抄写在P.3618卷背。这两本《秋吟》的使用者是离开本居寺院而在丝路之上行走的游方僧。它们虽然都有缺略,但却保存了之前发现的诸本《秋吟》所不具有的表演环节,可以增进我们对丝路上游方僧的境遇和应对措施的认知。并且在表演环节和叙事文词方面,它们和卷子正面抄写的《秋吟》形成了很好的互补,显示出了抄写者的设计意图。

法藏敦煌写本P.3960新校释

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对法藏敦煌写本P.3960进行重新校释,修正了既往研究的若干错误,首次破释了“戏”“僉”等关键字词,从医理、药理的角度诠释了P.3960中房中方、性医方的药物、病证与方治,并据现有相关出土文献与传世古籍,分析了古代房中文献的三种类别及特点。

敦煌医药写本P.4038与羽043草书考辨五则

法藏敦煌写本P.4038与日藏敦煌写本羽043的形制、内容、体例及字迹相类,原本当属同一件医药文书。目前学界对其校录注释已相对完善,但由于原卷多以行草书写就,部分字形简省难辨,加之敦煌医药文献语言成分复杂,诸家校释仍有可商可补之处。文章综合字形与文意文例,联系相关出土与传世文献,对其中“■”“■”“■”“■”“■”等疑难字形进行考辨分析,指出这两件医药写本在汉字史与汉语词汇史研究上的价值,并就涉及的草书写本校释问题试作讨论。

康太和墓志与唐蕃道路等相关问题考

敦煌文书《前大斗军使将军康太和书与吐蕃赞普》的作者康太和,传世文献鲜有记载。其人墓志的发现对于了解康太和的生平与开元、天宝年间唐蕃陇右战局,以及更好地理解有关敦煌文书大有裨益;许多史事志文与文书可相互补充和印证,康太和一生迁转频繁,志文对研究府兵制及有关折冲府多有帮助;天宝五载,皇甫惟明因不能夺取石堡城及陇右败绩而遭贬,作为皇甫惟明副手的康太和也是同样受到牵连,受了惩处而调离,直至天宝十二载去世,职位再无升迁;志文关于洮州赤岭戍的明确记载,具有补正史书之讹的重要作用,不仅为赤岭石堡城在洮州的观点提供了可信的证据,还为确定《新唐书·地理志》所记唐蕃道陇右段石堡城以下多个地名的方位提供了新坐标。

凉州与长安之间——新见《唐故左羽林军大将军康太和墓志》考释

新见《唐故左羽林军大将军康太和墓志》的志主康太和出生于一个父祖三代都任职于凉州折冲府的粟特胡人家族,其本人则起家于吐蕃战事最前线的赤岭戍主,从开元初入朝"宿卫卅载,历职十五迁",直至担任禁军高级将领的左羽林军大将军。在边疆有战事的时候,他曾多次奉诏出征,比如开元二十一年参与了幽州长史薛楚玉大破契丹的战役。结合敦煌P.3885文书与《康太和墓志》,可知他于开元末至天宝初奉敕返乡,先后担任了河西、陇右的多个要职,特别是在开元二十九年,他还曾作为前大斗军使,给进犯河陇的吐蕃赞普赤德祖赞写了一封挑战信。康太和的一生,是河西蕃将往来当地与朝廷任职的一个缩影。

法藏敦煌藏文兽医文书P．t．1061研究

法藏敦煌藏文写本P．t．1061是1篇兽医外科文书，其内容是马鼻病的治疗。该文书记述了通过竹管使用硇砂治疗马的鼻病；若不效，可用烧烙器具进行烧烙；再不效，则用细放血针戳刺；再不效，则行额骨钻孔术。该文书记述的额骨钻孔术，是迄今所见最早记载此类治疗方法的藏文文献。

敦煌写本S.2506V等《失名史书》疑难草书校释

敦煌写本S.2506V等《失名史书》多以行草书写就,现存内容主要包括唐玄宗开元九年至德宗贞元四年大事纪,对语言文字、文献和历史研究均有相当的价值。学界对该写本早有关注,相关整理研究成果颇丰,但因部分草书字形简省难辨,文本又不乏讹脱衍倒,加之当时研究材料和条件的限制,前修时彦所作校释尚存可商可补之处。文章试对目前仍可商榷的八个疑难草书字形进行考辨,指出“■点”当为“简点”,指征兵、点兵;“■卫”当为“肃卫”,此处“肃”应即“宿”之音借字;“■星”当为“见星”;“■光”“■敕”分别当为“有光”“有敕”;“斩李怀光■”当为“斩李怀光道”,此处“道”应即“首”之形讹字;“■时”当为“其时”“节度■”当为“节度使”。在校释此类文献中的草书字形时,字形与文意文例相结合仍是可资利用并应当贯彻的重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