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藏文写卷《开示轮回》解读

敦煌藏文文献P.T.24.4、P.T.24V.1、P.T.32BV.2、P.T.459、P.T.580V、P.T.757V、P.T.977.4、IOL Tib J 335.I等八个抄卷实为同一部文献。这些编号在相关目录著作和影印本中的命名多有出入,个别亦未命名。本文根据文献题名统一将其定名为《开示轮回》,并以P.T.24.4+P.T.24V.1为底本进行录文、翻译、解读,并指出此文为受藏译《法句经》、《入菩萨行论》等佛经文献及汉文佛经变文影响而创作的一部唐代吐蕃时期的佛经变文.

甘肃省博物馆藏敦煌藏文写卷10556《苯教祝祷仪轨书》释录与研究

甘肃省博物馆庋藏10556号敦煌藏文写卷系吐蕃时期文书,保留了诸多藏文厘定之前的语法痕迹,内容主要是为吐蕃政权与百姓祈福祝祷,其仪轨与神祇均属原始苯教,应定名为《苯教祝祷仪轨书》。具有苯教信仰背景或支持苯教的吐蕃重臣与官宦,随着吐蕃的征战曾普遍任职于敦煌乃至河西陇右地区,是藏经洞出现苯教文献的深层次原因。对此件写卷首次完整释录与刊布,为深入研究吐蕃苯教历史以及对敦煌等地区的历史影响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

再谈吐蕃告身制度的几个问题——对《吐蕃告身制度相关问题研究》一文的几点商榷意见

吐蕃之告身对官员来说就是官之章饰,对平民百姓来说就是身份标志。吐蕃给各级官员和平民百姓普遍授予不同质地等级的告身,并对被其征服的河陇西域等地民族首领授予较高等级告身,但其实际地位仍然较低的做法就是为了显示尊卑等级,维护统治秩序,也显示了一定程度的民族压迫性。吐蕃告身制度是吐蕃政权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在巩固和维护吐蕃政权在本部和河陇西域等占领区统治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该制度是吐蕃民族的传统习俗与唐朝告身和官品服饰制度相结合的产物,是吐蕃文明的代表,有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并非是一个极不严密、杂乱无章和从来没有真正完善的制度。对于不同时期的汉藏史料中关于吐蕃告身制度的记载必须首先进行分析考证,鉴别真伪,剔除舛误,区别对待,然后才能有选择地加以使用。

敦煌本藏文星占文书P.3288V研究之四——宿曜择吉法释读

敦煌藏文文书P.3288V是一部择吉、占卜、堪舆杂钞本,是已知年代最早的藏历算文献实物。其星占部分所记述的吉日,及逆、违、毁(灭)和魔日等四凶日,属于藏历五行算内容,对研究藏历算历史与汉藏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价值。文章选录这部分内容,根据藏历算知识和藏历算经典中的相关记载,对该文书中残缺和无法辨识的文字做了推拟重构,在此基础上译为汉语并做初步探讨。

敦煌古藏文写本《金光明经》及其文献价值

《金光明经》广泛流传于亚洲地区,是丝绸之路各民族文化交流与交融的历史产物。敦煌古藏文文献中,《金光明经》为数量较多的文献之一,但研究成果较为零散。主要运用写本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把发现的敦煌古藏文文献中的37份《金光明经》写卷,按版本分为汉译藏的文献、梵译藏的文献、以及金光明经陀罗尼集文献。首先,与传世本的对勘分析,发现P.T.0507,P.T0059,P.T0509,P.T2107等为敦煌文献中孤本。其词汇和语句以及翻译方法等与甘珠尔诸版本有明显的差异,对藏文词源学和语音学以及吐蕃时期的汉藏翻译研究具有一定的文献参考价值。藏文历史文献及甘珠尔目录中,对现存传世本中的三种藏译本的先后顺序没有明确的记载,国内外的学者对此也提出不同的看法,对敦煌古藏文献中所存的文献进行对比分析和分类研究,对吐蕃时期此部经典的翻译历史提供可靠的线索。其次,敦煌古藏文文献为8世纪到11世纪的文献,是研究这部经典的第一手资料,不仅对甘珠尔各种版本的校勘具有参考意义,而且对敦煌藏文写本文献学的学科建设具有一定的价值。《金光明经》的敦煌写本中汉译藏的文献占多数,反映出唐蕃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对藏汉文化交流的研究也极具文献价值。

论海外敦煌藏文文献目录的形成及其编目特征

敦煌古藏文文献最早在国外流传、刊布,形成了编撰目录、整理文献、写卷内容辨析等为主的研究体系,并将目录编撰作为一门与文本研究同步推进且形成规模的专题性工作,为国内外学者和专家研究、学习敦煌古藏文文献提供了学术支撑材料。对海外敦煌古藏文文献的收藏历史、编目特征、文书研究的现状进行了归纳和梳理,尤其将国内引用的英藏版敦煌古藏文文献的编号与国际统一编号之间的异同点进行了对比研究,针对英藏版敦煌古藏文文献的“一文多号”现象,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引用方案。与此同时,指出当前国内敦煌古藏文文献所整理的成果中对国内藏学界沿用的敦煌古藏文文献编号中存在的重复、缺漏、误编等系列问题。通过对国际通用敦煌古藏文文献的编目规律和编号特点的介绍和对比研究,采取国内与国际敦煌古藏文文献编目规律和编号渐趋一致和接轨的可行性措施,力求促进国内外藏学界在敦煌古藏文目录编制和使用过程中资源共享、博采众长、优势互补、共同进步。

敦煌藏文写卷中的“gtsug lak”一词的语义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gtsug lak一词是敦煌古藏文文献中有关藏族历史和宗教、民俗文化等一些写卷中常出现的一个重要术语,并在不同类型的文献有着不同的语义和构词结构、语用功能。国内外就gtsug lak一词语义进行分析研究的相关文章为数不少,但gtsug lak一词语义较为复杂,其含义虽迭经不少前辈学者讨论,仍无一定论,至今有待商榷。本文基于部分敦煌古藏文文献和吐蕃碑铭文献,佛教和苯教《甘珠尔》中的部分经卷,并通过分析gtsug lak一词的构词结构、语用功能、语境等,探讨gtsug lak一词的渊源、语义及其演变,认为gtsug lak围绕“drang srong(仙人)”一词,即源于仙人的占卜、仙人的行为、仙人的经典或文化,引申出“占卜”“行为或者良好的行为”“经典或文化”等三个语义,并在此基础上逐渐产生书籍、理论、学科等诸多义项。总体上,在敦煌藏文大部分占卜类写卷中gtsug lak意为“占卜”,历史和民俗类文献中应解读为“行为或良好的行为”,而佛教文献中为“经典或文化”之意。

敦煌本藏文算书九九表再探

敦煌文献中已鉴别出4种藏文九九表,其中,P.t.1256是由藏文字母拼写的汉文“小九九”表,ITJ764、P.t.1070和B59:10是藏文九九表,包括了不同编排形式的“小九九”表和“大九九”表。ITJ764尾题人名“■”,为藏文九九表溯源和断代提供了重要依据。对这4篇写本做转录,对残缺的内容做推拟还原,并给出译文和评析,初步结论是:敦煌藏文九九表有大、小两类4种,与汉文“小九九”表作用一致,编排方式有别,藏文九九表抄写者和使用者并不限于藏族。这些藏文算学文献实物,为研究藏族科技史和汉藏文化交流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敦煌藏文写经叙录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收藏一批出自敦煌的藏文写经,包括5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和5卷《十万颂般若波罗蜜多经》。这批写经来源明确,其中9卷为卫聚贤旧藏,1卷为心道法师旧藏,后者是首次鉴别出明确属于心道旧藏的敦煌写经,殊为珍贵。现将馆藏敦煌藏文写经编目公布,以供学界研究。

敦煌文献与唐代吐蕃史的构建

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文献中,有不少都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786-848年)的作品。就其使用的文字而言,主要有两类,其一为古藏文文献,数量约在12000件左右;其二为汉文文献,数量也非常可观。与吐蕃王朝历史有关的文献数量虽不是很多,但非常重要,如《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用编年的形式记录了吐蕃王朝每年的大事,包括会盟、狩猎、征战、税收等,成为唐代吐蕃史研究的基础。敦煌写本中与社会经济、宗教信仰相关的文献数量也很多,为唐代吐蕃社会史、宗教的研究与构建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史料,可补充或印证汉文史籍及后世藏文文献的记载。

敦煌文献与唐代吐蕃史的构建

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文献中，有不少都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786～848年）的作品。就其使用的文字而言，主要有两类，其一为古藏文文献，数量约在12000件左右；其二为汉文文献，数量也非常可观。这些文献主要是佛教典籍，既有佛教经典，又有僧人行记，还有各类释门杂文，真实地反映了前弘期吐蕃佛教的兴盛状况。与吐蕃王朝历史有关的文献数量虽不是很多，但非常重要，如《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用编年的形式记录了吐蕃王朝每年的大事，包括会盟、狩猎、征战、税收等，成为唐代吐蕃史研究的基础。敦煌写本中与社会经济、宗教信仰相关的文献数量也很多，为唐代吐蕃社会史、宗教的研究与构建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史料，可补充或印证汉文史籍及后世藏文文献的记载。此外，还有其他多种古代文献，如法律文书、占卜类文书、伦理文书、文学作品等，不管是藏文或汉文，都是弥足珍贵历史资料。

敦煌藏文本P.T.1047V《羊胛骨卜抄》的再研究

敦煌藏文占卜文书中篇幅最长的写卷P.T.1047V值得进一步研究。此件文书成书于公元8世纪后半期至9世纪前期之间,其定名当以《羊胛骨卜抄》为是。文书所载"水冲跋布川"与"当权妇人",分别指赤松德赞时期吐蕃发生的"水卷旁塘宫"以及吐蕃王朝女政治家墀玛类。P.T.1047V是研究吐蕃民族文化与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提供了探绎吐蕃苯教历史变迁的样本,反映了流寓敦煌的苯教教团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强调其生存合法性的历史诉求。

解读敦煌吐蕃文书P.T.1286号写卷及其历史内容

P.T.1286号写卷颇具学术研究价值。文章对写卷中的重要字、关键词及其句法作了新的认真解读,通过字斟句酌,发现了一些被前人忽视的历史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进而重新将藏文原文译为汉文;并以P.T.1286号写卷藏文原文内容为主、其他相关史料为辅,探讨西藏远古史上的有关疑难问题,重点解析聂赤赞普之前部落林立时代卫藏等地著名部族的分布概况、大致方位,以及当时雪域高原社会的基本形态、政权模式、部落结构、部族关系等。

甘肃省图书馆藏敦煌文献述评

本文对甘肃省图书馆藏敦煌藏经洞文献的来源、内容、特点作了详细论述,揭示了馆藏敦煌文献所具有的社会和历史研究价值。

从P.T.1287卷赤德祖赞传记看南诏与吐蕃关系的变化

敦煌古藏文写卷P.T.1287卷赤德祖赞赞普传记中,记载了南诏阁罗凤赴蕃"称臣致礼",赞普赐以"钟"之名号;又记载了南诏大军将、清平官段忠国后来又赴蕃晋见赞普,赞普君臣作歌等。这些事件是南诏与吐蕃关系中的大事,反映出双方关系出现重大变化,汉文史籍失载,但此传记时间、地点又记载不详。结合南诏文献及汉文史籍记载分析,阁罗凤赴吐蕃拜见赤德祖赞并称臣当在姚州之战后,即天宝九载末或天宝十载初(750-751年),地点可能在浪穹或剑川,但更可能在今西藏拉萨或某地。段忠国出使吐蕃的时间可能在赤德祖赞去世的当年,也就是天宝十三载(754年)。

相逢在青藏高原——敦煌古藏文《松赞干布本纪》残卷人物与葬地之一

敦煌古藏文《阿柴纪年》残卷(S.T.vol.69,fol.84),目前学界普遍当作706—715年吐谷浑大事纪年。殊不知,该残卷不仅提到神圣赞普(松赞干布尊号)、入蕃和亲文成公主,还提到下嫁吐谷浑王的弘化公主和吐谷浑王慕容诺曷钵。其年代应在633—642年之间,实乃《松赞干布本纪》抄本。这个发现将有助于进一步揭示青海唐代王侯墓主之谜。

英藏敦煌藏文密教文献编目状况述评

英国国家图书馆中所藏的敦煌藏文文献极为丰富和宝贵,其中所藏的藏文密教文献颇为复杂,内容主要涉及到金刚乘、瑜伽、大瑜伽、阿迪瑜伽、禅等方面,这批文献的写作题材有密经、密续、咒语、仪式、祈祷文、手记等多种形式。由Jacob Dalton和Sam van Schaik博士合作进一步重新整理、比定了这批英藏藏文密教文献,作出了最新的研究成果《敦煌藏文密教文献——关于大英图书馆斯坦因收藏品的编目叙述》,主要是对这一研究成果对关于密教文献的定位、密教文献的分类、编目的格式等方面作皆有所涉及。

敦煌藏文《入菩萨行论》写本叙录及缀合研究

本文对法藏、英藏敦煌藏文文献中《入菩萨行论》写本六个编号的情况进行了叙录,并通过写本规格、书写特征、特殊标记、页码表述、内容衔接等的分析,对两对编号的写本进行了缀合,为深入研究敦煌藏文《入菩萨行论》打下了基础。

吐蕃《大事纪年》中的sho tshigs——敦煌古藏文写卷P.T.1288中骰卜名号探析

敦煌古藏文P.T.1288号写卷《大事纪年》中的sho tshigs一词在学术界有不同的解读,计有税务说、税站说、人名说、地名说等。本文在学界研究基础上,联系敦煌藏文文献的历史语境,对sho tshigs一词进行进一步的考释,认为sho tshigs尽管可能有税务、税站等意,但在敦煌藏文文献中sho tshigs一词与骰卜法规相关,新旧《唐书》与《大事纪年》同年提及"曷苏"为人名,故而在此写卷中sho tshigs应指称司此事物的特定之人,似为官职名。

四川大学博物馆藏敦煌古藏文写经叙录

四川大学博物馆收藏有敦煌古藏文写经23件,其中《大乘无量寿宗要经》22件和《十万颂般若波罗蜜多经》(第1函第48卷)1件,均系单面手抄经文,多数经卷题有抄经人、校对人和复校人,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但由于诸多原因,本馆收藏的这批珍贵的敦煌古藏文写经卷,一直无人涉足。因此,为了弥补这一遗憾,笔者对这批珍贵的敦煌古藏文文献写经卷重新进行整理研究,并撰写此文加以公布,以飨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