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敦煌文献的“数字化”问题

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经过一百多年的整理和研究,大多数已经有了标准的录文本。目前,中国古代文献已经进入数字化阶段,但敦煌的数据库基本上都是图片,而不能检索文字。文章从图片、编目、电子文本、检索四个方面,探讨敦煌文献真正数字化的途径。

跻身“破门之学”

回忆李正宇征聘来敦煌文物研究所(后为敦煌研究院)从事敦煌遗书研究工作经历,从通读敦煌遗书开始接触并熟悉研究对象,写记大量笔记,积蓄资料,充实空乏,从不知到有知,从外行变内行;研究路径,则由点到面,由低到高,从特殊带到普遍,循序而进。

敦煌本法成讲授《瑜伽师地论》笔记的文献学考察

敦煌本法成讲授的《瑜伽师地论》笔记文献主要包括《瑜伽论手记》和《瑜伽论分门记》两部分,以此为题的写本约65个卷号,分藏于国内外等多机构。通过从文献学的角度对写本形制、抄写形式以及文字特征等方面的梳理,概括出写本的基本面貌。因听讲人不同,就有了不同版本的笔记形式,将各写本进行比对分析,以期进一步展现讲经笔记的理论特色和价值意义。

敦煌文献与西夏文献在杂字蒙书发展史上的价值

文章透过敦煌文献及西夏文献中“杂字”类蒙书的通盘考察,藉以弥补宋前杂字蒙书文献不足的缺憾。以宏观的视角将之置于中国杂字蒙书发展史进行评估与考察,并从杂字名义的厘清与溯源泝流,及内容、形式、体类的分析,持与宋元明清杂字书相比较,阐述其具“歌括式蒙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综合识字与庶民用字双轨并行”“分部立目小类书式杂字的萌生”“收录词语的多寡因时地而增删”等特色,总结其在中国杂字发展史的研究意义与价值,藉以凸显敦煌学发展在力求走出敦煌,结合传世文献的同时,延伸至吐鲁番文献、黑水城文献当可发挥互补互证,相辅相成之功;加大敦煌学的纵深与广度,拓展敦煌研究的新天地。

敦煌口传文献生成考——以法藏敦煌遗书 P.2325号《法句经疏》为例

敦煌文献的生成、流传乃至其后的封藏之谜,一直是敦煌学研究者们持续关注的难题。本文以法藏敦煌遗书P.2325号《法句经疏》这份独一无二的主体部分以中文草书形式书写而成的写卷为例,从P.2325号《法句经疏》中同一个字的不同异写、写卷中的表音旁注及其现存唯一副本英藏S.6220号《法句经疏》(残卷)中保留之异文等方面择要考察敦煌文献的生成与流传,证实P.2325号《法句经疏》等一批敦煌文献并非如前人所述“抄写”而成,而是以“口传笔录”的形式“听写”使然,虽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口头文献,却是一种书面文献的口头传播,是民间口传与民间书传相结合的产物。

“按语”中的学术世界——浅谈《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中“按语”的作用

《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在收词、释义和引证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其中,最具独创性的就是在多数条目的举证后附加“按语”。文章从凸显例证词义、阐明词义由来、探究源流演变、辨别用字差异、指示特殊用法和匡正误解谬说等六个方面,对《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中按语的作用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以期对将来类似大型工具书的编纂提供借鉴和参考。

低质古籍文献图像预处理方法研究

敦煌藏文文献是研究唐代吐蕃社会历史的珍贵文献。目前在敦煌藏文文献数字化研究方面,由于文献年代久远、书写载体低劣、保存条件差等各方面的原因使得文档图像背景杂乱、文字模糊并残缺不全,严重影响了文本识别系统的准确性和鲁棒性。为了研究低质古籍文献图像的预处理对文字识别的影响,文章以古籍文献图像质量极差的敦煌藏文文献作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对数变换、伽马变换、中值滤波变换、高斯滤波处理和PS人工批处理等传统方法,及全局阈值、自适应阈值和自定义阈值的二值化、基于神经网络ViT的图像增强方法对图像进行增强。对比实验表明,低质古籍图像预处理对文字识别率提升影响不大,但高斯滤波处理、自定义阈值的图像二值化和基于神经网络的图像数据增强对识别率提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甘肃省博物馆藏敦煌藏文写卷10556《苯教祝祷仪轨书》释录与研究

甘肃省博物馆庋藏10556号敦煌藏文写卷系吐蕃时期文书,保留了诸多藏文厘定之前的语法痕迹,内容主要是为吐蕃政权与百姓祈福祝祷,其仪轨与神祇均属原始苯教,应定名为《苯教祝祷仪轨书》。具有苯教信仰背景或支持苯教的吐蕃重臣与官宦,随着吐蕃的征战曾普遍任职于敦煌乃至河西陇右地区,是藏经洞出现苯教文献的深层次原因。对此件写卷首次完整释录与刊布,为深入研究吐蕃苯教历史以及对敦煌等地区的历史影响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

敦煌文献词语考辨四则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知识重新考正了敦煌文献中反映唐宋时期日常生活用品的四个词语,包括三个家具类词语,一个与衣饰用品相关的词语,并结合敦煌文献、出土实物、壁画及传世文献材料说明了这些词语所反映概念的功用、形制等。研究认为:“■秤”即为“镴星秤”,使用锡镴类材料打造秤星的一种杆秤;“?盛”虽是盛器,但不是似帢帽样圆形小底的盛具,而是套盒类器具;“珞?”即“络缝”,是指用珠宝镶嵌衣服缝隙或用珠宝镶嵌衣服缝隙的衣服;“火铁”不是拨火用的火筷子,而是与火石击打以取火的生火用具。

20世纪法国学者敦煌文献研究述评

法国的敦煌学研究一直处于欧洲领先地位,在佛教、俗文化、史地考证、民族文字、石窟考古、绘画艺术等方面的研究为世界各国学者瞩目。通过对20世纪法国学者在敦煌文献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回顾,并分类概述,可以展现法国敦煌文献研究的发展水平与成就,促进中外敦煌学学术交流,推动敦煌学研究的更大发展。

学术词典范式创新的探索--《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编后

《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是一部收录敦煌吐鲁番文献特色语词和疑难俗字的大型学术词典,全书530万字。该书在收词、释义、引证、按语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编写体例方面的尝试和创新,包括创建字词群、运用三重证据法、引用第一手资料、回答“为什么”等四个方面。文章就此做了系统全面的介绍。

敦煌古藏文占卜文书P.T.1047号再译及其相关问题探讨

P.T.1047号写卷是国内外所藏敦煌古藏文文献中,篇幅最长、内容极其丰富且苦涩难懂又涉及吐蕃早期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占卜类文书。文章认为该卜法属于中古苯教卜法,其产生年代很早,是藏族先民创造的非常古老的卜法之一,也是吐蕃王室或上层集团独享的一种占卜术。在其占卜的方式上,学界有木板上掷骰子法、羊胛骨卜法、象雄绳占法等三种不同的观点。但是通过文本研读发现,上述观点均经不起科学的检验,多为猜测或推断。另外,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补偏救弊,翻译P.T.1047号全文的同时,做了必要的注解。

敦煌唐五代时期“物权”文献研究

敦煌遗书中保存有许多唐五代时期有关“物权”方面的文献,涉及所有权(含动产所有权、不动产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及用法律手段维护物权等方面内容,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通过对这些文献的解读,可以生动地揭示出我国古代有关物权方面的法治状况和人们的物权观念,使我们认识到当时人们对于私有财产的重视和为保护私有财产所作出的努力。

传统社会分家析产及纠纷规避探究——以敦煌契约文书为中心

留存至今的敦煌文书记载了大量反映民众分家析产(别籍异财),身份与财产继承关系的行为与实践,展示了民间法、“乡法”以及儒家、佛家相关规范与社会现实生活的结合程度与共存方式。从法律社会史的视角切入,以敦煌文书为中心观照中国传统社会的分家析产情况,将法典、传世文献与敦煌文书相互印证,可以进一步深入分析其反映的经济内容,探讨家庭成员的身份与家产析分之间的特定关系。通过对分家实践的考查,有益于解释敦煌社会变迁的状态,更好地观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间法与习惯法及其后隐含的法律文化与文化心态。随着家庭规模的增大,日渐减弱的凝聚力和权威感使得血缘亲情也有所淡化,最终血缘亲情难敌财产利害关系,离心力大于向心力,分家异财成为大多数家庭成员的必然选择,由此在析分后的小家庭中形成新的平衡。

论敦煌写本《茶酒论》与儒释道文化之关联

敦煌遗书的出现,填补了中国文学史的部分空白。《茶酒论》作为唐五代时期形成的敦煌写本,通过茶、酒、水相互辩难的故事,深切反映了当时儒释道三教文化交流融合的社会现实。争论体现冲突,调停彰显融合,《茶酒论》文本丰富的思想内涵以及激烈的文化冲突推动着三教合流的进程。基于此,该文将通过对《茶酒论》基本概况的介绍,茶、酒、水与儒释道之关联的具体分析,来深刻揭示《茶酒论》的故事内涵,展现《茶酒论》中的文化融合现象。

《海外藏中国宝卷汇刊》编纂的价值与意义

与敦煌学一样,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宝卷学同样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宝卷文献流散世界各地,部分稀见文献集中于东京、京都、波士顿(哈佛大学)、伦敦、圣彼得堡等地。目前海外有近20位汉学家致力于宝卷研究。海外中国宝卷收藏在东亚、欧洲、北美等地区,其中东亚的日本收藏孤本、稀见版本最多,欧洲次之,北美再次之。宝卷是“文化文本”,涉及民间传统、口头诗学、民间宗教史、人类学、社会学、故事学、域外中国学、民间曲艺、绘画、方言等等。作为极为珍贵的历史文化瑰宝,中国宝卷的海外收藏情况是近代西方世界体系赓续中的“中国镜像”,其流失的历史背景、整体面貌,就是近现代的中外关系史的另一种表现。

PT1249藏文音写四分律抄断片

法藏PT1249号残片,是用藏文音写的汉文文献,其内容难以解读,以往并无人涉及。笔者通过对该残片的研究认为:其内容是式叉摩那受大戒时所使用的问答的一部分,除了起首的导言外,作白的语句均是抄录自《四分律·比丘尼揵度》。目前为止,从未发现有使用藏文音写的汉文律藏文献。而与该文献完全一致的汉字文本,似也未能留存下来。不过,受戒时此类对白是必须的,因此必定为僧尼所记诵。从其对音的特点来看,该写本时代约在吐蕃统治时期。本文提出藏汉文的对照文本,不见于《四分律》的部分语句由笔者按照对音补缺。据此文献可知,在吐蕃时期的敦煌,不识汉字的式叉摩那也能够受大戒,成为正式的尼师。而这一残片除了丰富我们对敦煌佛教的实际情况的认识之外,也加深了我们对敦煌语言文字的理解。

《延喜式》中的花楼织机研究

针对日本《延喜式》记录中花楼织机是否存在的问题,文章运用中日古文献、纺织品考古两维印证的方法,得到最早在初唐末期,至迟在晚唐时期花楼织机已经传播到日本,并极大促进了日本织造水平提高的结论。研究表明:《延喜式》中绫织机织匠数与花楼织机织匠人数吻合,反映了其绫织机为花楼织机的可能;中国《敦煌文书》辅证了花楼织机最初应用于绫织物的事实,同时,现藏于日本正仓院的染织文物实证了日本延长年间花楼织机的存在;《延喜式》中织部寮织机用竹数量符合花楼织机衢脚的需求,并且绫织机综丝用量符合花楼织机装造规律。文章结合《大宝律令》中有关“挑文师”的记录,可以推断最早初唐末期、至迟晚唐时期日本织部司存在着花楼织机。

从兑废稿的缀合看敦煌写经的修复——以含有兑废稿的敦煌《大般若经》写本为例

从敦煌写卷实例出发,尝试对古代敦煌的佛教徒如何处理含有兑废稿的写经作出解答,以引起人们对敦煌写经兑废稿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兑废稿从长卷上拆下并补入无误新稿的事实说明,兑废稿写本将被加工修复,拆下误抄的废纸,补入无误的新纸,以成为内容连贯无误的完整经本。我们又把上述发现扩展到所有包含兑废稿的敦煌《大般若经》写本长卷,对它们全部加以汇总分析,认为等待它们的也将是同样的加工修复程序。

俄藏敦煌写本Дх.11654《略出籯金》研究

内容摘要:俄藏敦煌写本Дх.11654现存的与佛法相关的词条以对语形式编排,体例完善,属于类语体类书写卷。这种“骈体对句”的编纂模式,更利于学仕郎作诗著文,常在编纂教材时使用。Дх.11654与P.3650同属《籯金》系类书中的《略出籯金》写卷,可定名为《略出籯金·佛法篇第卌八》。《略出籯金》是敦煌文士张球为教学所需而对少室山处士李若立所著的《籯金》改编后的删节本,其佛法篇是李若立、张球宗教信仰的体现。张球出生于江南越州,又长期在归义军政权任职,致仕后为了“以阐大猷”,以《略出籯金》为教材聚徒兴学。他在撰书时对《略出籯金》的录事和赋文进行了调整,使此书更贴合敦煌地区的教学所需,并加入了一些在传世类书中没有记载但在敦煌发愿文中多有出现的佛法类词条,极具地方特色。此书不仅有助于张球在敦煌弘扬传播汉文化,也是晚唐时期南北文学在敦煌地区交流、互动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