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口传文献生成考——以法藏敦煌遗书 P.2325号《法句经疏》为例

敦煌文献的生成、流传乃至其后的封藏之谜,一直是敦煌学研究者们持续关注的难题。本文以法藏敦煌遗书P.2325号《法句经疏》这份独一无二的主体部分以中文草书形式书写而成的写卷为例,从P.2325号《法句经疏》中同一个字的不同异写、写卷中的表音旁注及其现存唯一副本英藏S.6220号《法句经疏》(残卷)中保留之异文等方面择要考察敦煌文献的生成与流传,证实P.2325号《法句经疏》等一批敦煌文献并非如前人所述“抄写”而成,而是以“口传笔录”的形式“听写”使然,虽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口头文献,却是一种书面文献的口头传播,是民间口传与民间书传相结合的产物。

解读敦煌吐蕃文书P.T.1286号写卷及其历史内容

P.T.1286号写卷颇具学术研究价值。文章对写卷中的重要字、关键词及其句法作了新的认真解读,通过字斟句酌,发现了一些被前人忽视的历史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进而重新将藏文原文译为汉文;并以P.T.1286号写卷藏文原文内容为主、其他相关史料为辅,探讨西藏远古史上的有关疑难问题,重点解析聂赤赞普之前部落林立时代卫藏等地著名部族的分布概况、大致方位,以及当时雪域高原社会的基本形态、政权模式、部落结构、部族关系等。

从P.3364《某寺面油破历》看民俗佛教的一些特点——民俗佛教认识之二

P.3364《某寺面油破历》残卷是敦煌一所寺院开运四年(947)七月十一日至十六日间的面、油支出记录,包含了佛教活动、饮食文化等丰富的内容。本文从民俗佛教的角度考察这份残卷,指出残卷具有民俗佛教的基本特征,是研究民俗佛教的重要资料。

敦煌文书P.2622V白画动物释读

P.2622《吉凶书仪》背面布满了各成体系的杂写、杂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十三幅具有题字的白画动物图像。纵观十三幅白画,绘画技法简单明了,不似专业画师所作,经过考证,我们认为应该是《吉凶书仪》的学习者与李明振同学的赤心乡学郎李文义所作,其目的则是为其弟李文进进行启蒙识图教育。

敦煌遗书P.4640碑铭作品与敦煌都僧统悟真成长路

敦煌高僧悟真是敦煌归义军时期的一位传奇人物,他担任敦煌佛教界最高领导职位"都僧统"一职长达近30年,影响力大。敦煌遗书P.4640是一件集中抄录敦煌名家碑铭的重要文书,保存了悟真对前代及师友碑铭作品研习的印迹,从中可以窥探悟真《乾宁碑》创作与归义军李明振家族执政始末的密切关系。这件碑铭文书是悟真升任都僧统后由他人整理而成。这些碑铭作品,半数以上至今仍然完好地保存于莫高窟洞窟中,彰显出悟真及相关碑铭作品在敦煌文学史和莫高窟窟铭中的地位和价值。

法藏敦煌P.2161文书残片研究综述

P.2161文书由25个碎片构成,以契约类文书为主,兼有书信等其他文体。主要从文书命名、录文、综合研究等三个方面进行整理与介绍,以期对P.2161文书的研究现状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康太和墓志与唐蕃道路等相关问题考

敦煌文书《前大斗军使将军康太和书与吐蕃赞普》的作者康太和,传世文献鲜有记载。其人墓志的发现对于了解康太和的生平与开元、天宝年间唐蕃陇右战局,以及更好地理解有关敦煌文书大有裨益;许多史事志文与文书可相互补充和印证,康太和一生迁转频繁,志文对研究府兵制及有关折冲府多有帮助;天宝五载,皇甫惟明因不能夺取石堡城及陇右败绩而遭贬,作为皇甫惟明副手的康太和也是同样受到牵连,受了惩处而调离,直至天宝十二载去世,职位再无升迁;志文关于洮州赤岭戍的明确记载,具有补正史书之讹的重要作用,不仅为赤岭石堡城在洮州的观点提供了可信的证据,还为确定《新唐书·地理志》所记唐蕃道陇右段石堡城以下多个地名的方位提供了新坐标。

凉州与长安之间——新见《唐故左羽林军大将军康太和墓志》考释

新见《唐故左羽林军大将军康太和墓志》的志主康太和出生于一个父祖三代都任职于凉州折冲府的粟特胡人家族,其本人则起家于吐蕃战事最前线的赤岭戍主,从开元初入朝"宿卫卅载,历职十五迁",直至担任禁军高级将领的左羽林军大将军。在边疆有战事的时候,他曾多次奉诏出征,比如开元二十一年参与了幽州长史薛楚玉大破契丹的战役。结合敦煌P.3885文书与《康太和墓志》,可知他于开元末至天宝初奉敕返乡,先后担任了河西、陇右的多个要职,特别是在开元二十九年,他还曾作为前大斗军使,给进犯河陇的吐蕃赞普赤德祖赞写了一封挑战信。康太和的一生,是河西蕃将往来当地与朝廷任职的一个缩影。

俄藏敦煌医学文献新材料整理研究

俄藏敦煌医学文献由于多残小片的特点,以往研究在材料搜集中多有遗漏,今通过对《俄藏敦煌文献》第1—17册进行“地毯式搜索”,发现14件以往未见的“新材料”。本文对“新材料”中的4件残片进行详细研究,以揭示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如其中ДX.09319、ДX.16882、ДX.18168等3件残片所载内容,同时见于ДX.00613+P.3287中,可能是ДX.00613+P.3287的不同写本。又ДX.11210与ДX.05898残片均为正背面书写,正面内容为医方,背面为五言诗,可与ДX.02999+ДX.03058、ДX.10298等残片进行拼缀,拼缀后据其内容可拟名为“治上气咳嗽等方残卷”。

敦煌写本《法宝东流因缘》“第三明塔”的编撰年代及性质问题

敦煌藏经洞所出P.2977《法宝东流因缘》“第三明塔”应该是后唐时期编撰的新文本。其编撰方法主要是改编《集神州三宝感通录》等佛书,以后唐时期的地名替代两晋十六国南北朝隋的地名。也可能参考了其他敦煌文献,又加入了一些编撰者的看法,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印记。当时抄写此卷,或为方便敦煌僧人外出巡礼。P.2977内容与其他敦煌写本佛教文献关系颇为密切,很可能是后唐时期敦煌地方僧人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