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汉酌金”立法思想视域下的清代丁忧制度

丁忧制度从儒家伦理中的孝道思想演变而来,自汉代开始逐渐法律化,形成了一项职官制度。清代作为边疆民族统治中原王朝,不仅吸收了明代汉文化中丁忧制度的经验,同时也融合了本族习惯,“参汉酌金”将丁忧制度应用于清代官员制度中。“参汉”,即借鉴前代丁忧制度的回籍守制等规定,同时,具体内容也随着统治者的需求变化而不断改进。“酌金”,则体现于丁忧制度中对待满蒙与汉族官员的区别上。由于满蒙族不曾有丁忧的传统,为了兼顾其习惯,清代丁忧制度中的规定和实施对满蒙与汉官员都有所不同。除此之外,还有“夺情”这一历朝历代都存在的例外情形。“丁忧”是“孝”的体现,“夺情”便是与之不能两全的“忠”的代表。清代在“丁忧”的“孝”与“夺情”的“忠”之间也做出符合统治需要的调整。清代丁忧制度在“参汉酌金”立法思想下的核心理念体现在:清廷在法律制度的构建和实践过程中重视主动学习模仿儒家文化,同时也注意保留自身的传统和习俗。

闻一多和朱自清治学方法比较

闻一多和朱自清都是从作家和诗人转向古典文学研究的 ,二人都在不长的时间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成为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专家 ,这与他们采用较为科学的治学方法是分不开的。本文主要是对二人的治学方法进行比较分析 ,力图寻觅他们治学方法的合理内核 。

王铎的心灵轨迹

王铎备受争议,皆因降清。然其内心曲折,少人详察。通过探寻其人生轨迹,解读其心路历程,还原一个少年学书剑、悲心感壮图的有志之士,体悟其永夜怀明主的委婉情怀和深刻自省的生命意识,揭示其人生哲学。

郭沫若、闻一多、艾青爱国新诗内容之比较

郭沫若、闻一多、艾青的爱国新诗继承了我国古代爱国主义文学的传统题材,并赋予这些共时性的基本内容以新的光彩与活力,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扩充了新的时代内容。另外,三诗人的爱国诗创作于不同历史时期,三诗人有各自的思想情感方式,因此他们爱国诗所反映的内容各有侧重,即使是同一题材的内容也各有其不同的着眼点与意蕴。

基于数据挖掘探讨《石室秘录》组方用药规律

采用描述性分析、关联规则分析、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等数据挖掘技术探讨清代名医陈士铎《石室秘录》的组方用药规律。分析结果显示,《石室秘录》中使用频率较高的药物有40味,其中用药频次最高的为人参(达到293次),其他使用频率居前的药物有:甘草、白术、茯苓、当归。用药主要涉及18个药物类别,其中前5类用药分别为补虚药、清热药、利水渗湿药、解表药与化痰止咳平喘药。关联规则、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共得到32条关联规则、13个公因子、9个聚类方。结果提示《石室秘录》组方以"小、大、复、奇、偶"为特色,用药治法以温补扶正为主,灵活运用补气法;祛邪以清热化痰理气、调血利水、柔肝解郁与宁心安神等治法为主。

试论多尔衮的汉族士大夫政策

入关初期,多尔衮是清政权实际上的统治者,为稳定政局,他对汉族士大夫采取了十分灵活的政策。他放手使用前明旧吏,使得清王朝迅速得到大批拥有丰富统治经验的老吏;开科取士为清廷政治机体补充大量新鲜血液;尊崇儒学以尽力消除或减弱汉族士大夫对新政权的敌视。总之,对汉族士大夫进行全面的拉拢,使他们能广泛地参与到新政权中来。在拉拢汉族士大夫的同时,多尔衮十分注意对他们的管理,通过对举荐人才的监督保证选拔官吏的质量,同时对官吏量才使用,力求各称其职,对现任官吏加强监管,实行定期考核,保证他们时时处处尽心尽力。在实行正面直接约束的同时加强监察,利用这种自帝王向下单线垂直的机制对官吏进行监视和监督。为了改变前明官场黑暗、贪污贿赂成风的恶习,清廷严格惩贪,对于私门请托、贪污贿赂等行为进行严厉的打击。这种趋利避害的灵活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既加强了清王朝的统治力量,又净化了官场空气;既发挥了前明老吏统治经验丰富的优势,又有效地防止了他们把前朝官场恶习带入新朝,有力地促进了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形成。

书名遮蔽的诗豪:地域诗史视角下王铎的返观与评价

王铎素以书法驰名于世,其诗歌创作成就亦颇高;但为书名所掩,学界一直少有关注。王铎的诗歌深深根植于他所生活的时代,真切地反映了明末清初乱世之际的种种社会现实,抒发了自己对国家命运、民生疾苦的关注和忧虑,以及仕清的苦闷。从艺术角度来说,他的诗歌继承明"七子"衣钵,宗唐学杜,追求格高气畅,以雄壮阔大、奇崛险怪为主要风格。同时,因为他的诗作能够真切记录时代变迁,抒发胸中哀乐,学杜而能得其精髓,从而超越了明"七子"徒事模拟的格局。王铎以其创作实绩,影响了清初大批中州诗人,奠定了清初中州诗歌推尊"七子"、取径唐诗的创作路向。

“身任狂愚惟爱拙,诗同兄好亦矜奇”——论清初孟津诗派之王鑨兼及与王铎之比较

明清之际的孟津诗派,是以王铎为旗帜、以王氏家族和姻亲为主的诗文化圈。王鑨作为孟津诗派的重要一员,与其兄王铎皆以诗文托性命,时时流露出狂愚、守拙之意。在明清之际的诗人群体中,颇具特色。从铎、鑨兄弟二人的文本来看,在体裁与主题、感受与表现以及时空意识方面,他们一个匡时济世,驰骋于战火;一个漂泊孤凄,独行于乱后。与明末身居高位、经历波澜壮阔的王铎不同,王鑨于清初开始宦游,在感受与表现方面,更注重内在的感发。这也表明一个时代的背影渐去,诗人们人生关怀的目标亦由社会政治转向自我生命,将外向的社会批判转向了内向的悲情聚敛,将动乱战争的悲壮主题转向了文人普遍具有的自我意识,呈现出大时代背景下不同的人生轨迹、与之相应的创作心态,以及心理动因。

李盛铎、萧大猷、林传甲书札四通——清末书法家吴树梅门生手札研究之二

中国社科院藏有吴树梅致李盛铎书函一通,《求是斋牍存》李盛铎书札系其复函。清代藏书家萧大猷著述繁富,离世两年前的一场大火将其书稿焚毁殆尽,《牍存》萧大猷两通信札实属考证其生平、交游之稀见史料。林传甲系清末民初教育家,《牍存》中林传甲向"绍元"(吴树梅之孙)讲述读书、科举应试的心得,列举应熟读书目、翻阅书目、摘读书目、涉猎书目,是为研究林传甲教育思想的重要史料。

晚清物理学译著《形性学要》初步研究

通过文献调研和比较研究方法,考察清末李杕(1840~1911)于1899年翻译出版的物理学普及读物《形性学要》的刊刻、内容特点、传播情况等.结果表明,李杕翻译的《形性学要》是中国人最早自主翻译的物理学书籍,表现出了国人对物理学自己的理解和选择,改变了一直以来物理学书籍由外国传教士和中国人合译的局面.《形性学要》重刊,并被用于教会学校的教材,可见该书对物理学在清末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完成大清一统基业的关键人物——多尔衮

明季清初的乱世 ,造就出一大批杰出人物。其中多尔衮能顺应历史要求 ,满足人民心愿 ,千方百计完成大清一统基业。他不仅是清初宗室诸王中的佼佼者 ,也是完成国家统一 ,促进生产发展 ,安定人民生活 ,促使社会稳定的杰出军事家和政治家。

从自传体小说看清末徽商子弟的人生困顿

清末,随着科举制度的停废,以科考入仕为业的徽商子弟遭受重大打击,人生前途也随之发生重大改变。以歙人詹鸣铎为例,在寻求多种途径入仕失败后,不得不奉父命经商,但经商之路崎岖,遂又四处游荡,至最后成为乡绅,历经曲折坎坷。此种小人物的命运转折,是当时社会变革影响下的一个缩影。

郭沫若、闻一多、艾青爱国思想比较论

郭沫若、闻一多、艾青———现代爱国三诗人由于各自的出身、教养、生活经历不同 ,性情、气质、禀赋各异 ,因而在为祖国、民族和人民而奋斗中显示了很不相同的、鲜明的爱国主义特点 ,也决定了他们表现自己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的不同方式和特点 ,如郭沫若是革命创造型 ,闻一多是文化建设型 。

陈士铎“遇仙传书”案释疑

“遇仙传书”令陈士铎医书的著作权归属问题成为我国医学史上一桩悬而未决的公案。陈士铎《辨证录》“调经”部分与山西省博物院所藏的署名“松侨老人傅山稿”高度重合,使得傅青主和陈士铎之间的关系扑朔迷离,更是引发专家热议,部分学者认为陈士铎可能就是傅青主。文章从著作权人的身份入手,对陈士铎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挖掘整理、归纳分析,进行全方位的立体研究,探讨陈士铎是否确有其人,并在此基础上探讨陈士铎与傅青主的交集关系,以期为“遇仙传书”案的揭开提供更多的文献依据。研究认为,陈士铎“遇仙传书”案是时间和情节的错位移植,是陈士铎为了将医书“惊世”“传远”的精心策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