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恤由之丧”与《士丧礼》的写定

《礼记·杂记》“恤由之丧”一段文字,对于推溯《士丧礼》暨《仪礼》成书至关重要。自唐林宝以来,多将“恤由”解为人名,不可信据。实则“恤”即“恤礼”之“恤”,“由”即“仲由”之“由”。仲由(子路)死于卫国内乱,鲁哀公忧恤其丧亡,遂遣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子路身份为士,故孺悲衔命所学为士丧礼。子路死于鲁哀公十五年冬,先于孔子之卒三数月,而从孺悲学成复命到撰次成书,尚需较长一段时间,故“《士丧礼》于是乎书”,显系书于孔子去世以后。孔子既殁,七十子之徒渐次凋零,孔门后学忧惧礼典坠失,遂效孺悲之举,渐次写于竹帛。中经战国纷乱、嬴秦焚书,《仪礼》至汉仅传十七篇。

元初江南士人的北游与接纳元朝政权的心路——以汪梦斗《北游集》为中心

汪梦斗是元初北游南士之一,据《北游集》考察其北上路线,发现他经行故宋和金、辽国土时心态情感也随之变化。北游经历使他与北地建立了现实联系,又强化了其江南儒士的自我意识。是否出仕新朝,汪梦斗内心矛盾,主要缘于其学术在大都未获响应,又背负着能否坚守节义的精神压力;但主张和平顺应的历史观、中国九州地理观、大一统的政治伦理观导向他接纳新朝。汪梦斗最终以在家乡讲学弘道为职志,这是他出任元朝儒学教授的价值支撑。摆脱遗民视角遮蔽以观察南士北游现象,发现他们有功于推扩江南儒学在元朝的影响,有利于元朝以后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和维系、文化融合与民族认同。

西汉“施刑士”的役使及其政策演变

“刑徒从军”,即动用刑徒直接参与军事行动或屯垦戍边活动,乃秦汉时期军事动员制度的一大特色。汉初至武帝,刑徒作为补充兵力主要被用作平叛,乃紧急情况下的权宜之计;“施刑士”产生于昭帝初期,后被重点用于屯田,在居延、河湟及西域屯田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汉王朝经营河西、平定羌乱及维护西域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施刑士”还作为“长罗侯军”的主体参与西域战事并参与塞外“海廉渠”的修建。“施刑士”政策既是汉代罪人役使政策的一次重要调整,也是后武帝时代解决西北边疆开发过程中劳动力不足问题的一次有益探索。

《未刻本叶天士医案》胸痹案解析

《未刻本叶天士医案》收录叶天士10首胸痹医案,既宗张仲景辨治本病学术思想,又有所创新发展。如重视根据湿邪、气郁和瘀血等导致不通的病理因素,治以特色相应用药。同时注重肺、肝、脾胃等脏腑功能在胸痹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强调肺气宣降对胸中气机的作用,凝练了微苦微辛、祛邪宣痹治法;关注肝与中焦气机阻滞,痰邪上逆胸中,凝练了解郁行气、化痰通痹治法;指出血瘀胸痹,采用活血通络、蠲痹止痛法治疗。本文以辛滑温通、流运清阳,微苦微辛、祛邪宣痹,解郁行气、化痰通痹,活血通络、蠲痹止痛等4种治法分类梳理解析《未刻本叶天士医案》胸痹医案,便于临床运用。热在痹向痿转化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以“因痹致痿”病机为视角,研究梳理温病学家叶天士辨治胸痹,对于深化胸痹转归预后认识具有积极意义,对于丰富发展“因痹致痿”病机及通痹治痿法也具有推动作用。

“士志于道”:基于社会学本土化理论与方法的思考

“志于道”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核心伦理精神,也是人文学科的重要议题。然而,从规范视角出发的研究难以分析思想的社会建制和运行方式,因此需要以经验研究的视角拓展思想史研究空间,这也是社会学本土化语境下求本寻根的学术探索。强调结构和能动性是社会学的研究范式,而内在志向、社会位置和知识干预的分析框架不仅能够体现新的研究范式,也从“道”的心智结构来源、社会条件和实现路径三个层面对“士志于道”进行了重新阐释。这一社会学探索能够从共时性和历时性方面勾勒知识人的面貌,有助于知识人承续传统,并从知识社会学的层面反思知识生产的方式,深入理解思想、个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联系。

论蜀汉政权内三大集团的政治分野--以诸葛亮用人、谯周劝降与士族北迁为例

诸葛亮用人有明显的地域性倾向:即以荆州集团为中心,联合东州集团,他成功地协调与平衡了蜀汉内部两大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对益州集团则采用两手策略,即笼络与打击并用之。诸葛亮死后,荆州与东州集团相继掌权,益州集团继续被边缘化。蜀汉政权能于西南一隅延续近三十年,蒋琬、费祎二人功不可没。蜀汉末年,益州土著势力崛起,谯周反对蜀汉北伐,散布曹魏将统一天下,并力主刘禅降魏。司马昭灭蜀后,为了防止蜀地出现动乱和再次割据,遂将荆州与东州集团的士人全部迁徙出益州。晋武帝为了缓和同蜀地士族的紧张关系,重用一批益州本土贤士。如此一来,蜀汉政权中原来的两个政治集团也就不复存在了。

芝士风味牛奶的配方研究

以生牛乳、稀奶油、芝士粉为原料制备芝士风味牛奶。以产品感官评定为评价指标,在单因素试验的基础上进行正交试验,分析稀奶油、芝士粉、稳定剂的添加量对芝士风味牛奶品质的影响,并进行产品稳定性测定。试验结果表明,稀奶油、芝士粉、稳定剂的添加量分别为13.5 g·L^(-1)、1.5 g·L^(-1)、2.0 g·L^(-1)时,产品顺滑细腻,香甜可口,颜色呈乳白色,奶香味浓郁,具有独特的芝士风味,在保质期可安全储存。

晚清“秉笔华士”群体的滥觞——对近代早期传教士中国助手群体及其编译出版活动的考察

在近代中国开埠前的30多年时间里,伴随早期新教传教士的东来,一批中国文士以助手身份及独特工作活跃于广州、澳门地区及南洋地区。其作为一个群体的出现,是早期中西交流的地域特征、传教士对汉语与中国文化知识的需求及中国文士的谋生考量等因素共同促成的。他们协助传教士编纂双语词典等汉语学习书籍,与其合作翻译《圣经》等基督教文献,合力编译出版西学中文期刊及著述,在双方共同演绎的近代早期跨文化传播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传教士的身边人,他们明显受到基督教的不同层面的影响,有的还比较深入,但保守儒家理念的特征同样明显。他们作为下层文士的身份构成,中国传统教育的背景与文化素养,与传教士雇佣合作关系形成的历史动因,在双方合作编译出版活动中的角色作为,徘徊于儒耶之间的文化思想倾向,无不具有后来大规模涌现的“秉笔华士”群体的基本特征。可以说他们是晚清“秉笔华士”群体的滥觞。

探求司马士风人格 创新传承文化精神——评王长顺教授《先秦士人与司马迁》

王长顺教授《先秦士人与司马迁》一书将司马迁放在先秦士人文化变迁的视域中予以观照,探讨先秦士人对司马迁的影响以及司马迁对先秦士人文化精神的继承、弘扬与创新。该书结构宏阔,论证精严,为研究《史记》提供了新的视角,从历史的纵深视域揭示了《史记》的生成及历史价值,在司马迁思想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和创获,对推动“史记学”研究有着积极意义。

论韩愈与贞元士人思想学术之歧——以文道观念为中心

韩愈在中唐的真实影响力值得商榷,贞元士人有不少关于韩愈的批评。在文道关系、道论建构和论学的心性旨趣三个方面,韩愈与贞元士人存有分歧。韩愈认可文的独立性,又以道为文之质,文、道一体而有别。韩愈以弘道为儒士之责,并论证人之天性可以近道,为道寻找内在依据,发展出了言心性的旨趣。贞元主流则分沿文、道思考中兴,前者主张将文回向风雅传统;后者强调以道经世,以天人相分诠释历史,洞察天命。道被诠释为蕴含在礼乐刑政之中的历史规律,并形成了以制度实现中兴的思想进路。而性命之学内向于人,被贞元士人挡在经世主题之外。这些思想学术的分歧折射出中唐文化转型的复杂性。

隋朝举士制度变革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隋朝并非科举制的开端,但隋朝的举士制度是由汉代察举制发展到唐代科举制的关键环节。隋文帝与隋炀帝都对举士制度进行了变革,隋文帝大大增加了举士的数量,将举士科目由两科增加到四科,并通过对儒学的强调,使学风形成一时之盛,间接推动唐代科举制“明经”科的形成;隋炀帝对举士科目进一步细化,将四科增加为十科,并专设文学举士,促进了南朝文学在隋朝的繁荣,加速了南北文学的融合,为唐朝科举制的诗赋取士提供了助力。

唐代士宦矛盾发展态势与士人选择

唐代士宦矛盾始于玄宗朝,后世将高力士为李白“脱靴”这一虚构情节具象化,成为士人厌弃宦官干政的经典标本。安史之乱后,宦官为维护皇权立下功劳,逐渐成为帝王宠信对象,掌控军权便是最切实的奖赏。中唐时士人与宦官之间的交往和碰撞是双方矛盾发展态势不同时期的反映,甘露之变则导致了双方彻底走向决裂。这样,士人的选择除传统的恐惧和疏离外,还多了一份投机式的攀附,虽然这种行为遭到士林口诛笔伐,但由于宦官权势强大,对这类士子的仕途影响并不明显。

从“方神父”到“方土地”:17世纪法国耶稣会士方德望 入华传教与天主教本地化

有关方德望的研究,由于方德望本人留下著述甚少,研究成果不多,主要有圣教杂志社出版(法)艾赉沃《方德望神父小传》(袁承斌、丁汝成译,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发行,1926年初版)、方豪著《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国香港公教真理学会、台中光启出版社,1970年初版。中华书局,1988年版)其中有方德望传。

几种农药对似士维螨的室内药效试验及毒力测定

为探索农业生产中几种常见杀虫(螨)剂对西洋参害螨——似士维螨的防治效果,采用胃毒法和玻片浸渍法两种毒力测定方法以及13种农药对似士维螨进行了室内初步药效试验,然后从中筛选出8种进行了室内毒力测定。8种药剂、5个浓度梯度毒力测定结果显示,各药剂毒力大小在两种方法间均表现为玻片浸渍法>胃毒法,其相对毒力倍数均在1.05~1.36倍,炔螨特各稀释倍数下速效性最好,最快致死时间LT_(50)为0.71 d;苦参碱各稀释倍数的防治效果速效性最差,最快致死时间LT_(50)为1.61 d。综合似士维螨在两种生测方法下的室内毒力测定结果和杀虫杀螨剂低毒、低残留、高药效的特点,建议在防治似士维螨时主要使用炔螨特、阿维菌素、螺螨酯、吡虫啉以及乙螨唑这几种杀螨剂。

论韩愈士不遇诗虚词造语与比兴意象之新变

韩愈七应科举,二贬南荒,是中唐“士不遇”文人的典型代表,韩诗中约有三成主题涉及“士不遇”。韩愈士不遇诗贯彻其“自树立,不因循”的诗学之旨:在语言表达上,锻炼字词,多用文言反问、疑问词语,借助“其”“且”“与”“所”等虚词新创“虚词造语”;在艺术手法上,追求奇异,比兴意象“奇诡化”的新变背离了诗歌雅正传统,形成“奇崛险怪”的审美风格。韩愈将幕府生活、党争革新、贬地风物等新题材引入诗歌,士不遇诗在呈现新面貌的同时,更寄托着不遇文人崇高的精神信仰。韩愈在“自树立,不因循”诗学之旨引导下大变唐诗风貌,推动诗歌从唐音至宋调的转型。

“士”魂“商”才--传统“士商”精神的当代价值

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士精神”集中反映了“士”这一主体对道德价值的极度重视。宋元以来,商人地位提高,部分的“士”开始向商人转型。明清之后,出现“士商”合流之势,由儒家伦理道德组成的“士精神”融入商业经济领域,由此形成的“士商”精神是中国传统商人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文主要运用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旨在探索“士商”精神的当代价值,树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正确价值导向,哺育现代商业价值体系,推动建设人人坚守诚信规范、恪守道德准则的和谐社会。

被“化约”的文学世界:士风叙事下的范仲淹及其文学创作

范仲淹的士风观内涵丰富,主要表现为以“四民”说为角色意识基础,以敦教育、慎选举为士风振起途径,以不离中道为理想士风状态。传统士风叙事对范仲淹形象的化约遮蔽了其文学世界的诸多层面,如基于“中道”观的文学思想,以精英化的制度关怀表达淑世情怀的方式,以及层次丰富的隐逸书写等。在对范仲淹的士风叙事中,欧阳修引入“外和内刚”说,力图补完当时对庆历士风畸重于“刚”的印象;苏轼持“一定之见”说,强调政治定见与操守,将其纳入旧党的思想谱系;宋后的题咏则将其化约为若干标签化的士风印象。“士风”作为一种方法,为全面认识范仲淹的文学世界提供了契机。

论孔子对“士精神”的塑造与践行

兴起于春秋时期的士阶层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其能延续至今正是归因于士人所特有的高尚的“士精神”。孔子对“士精神”的塑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主要赋予了其承道精神、敬畏意识、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并以实际行动从理想追求、学识修养和政治实践三方面践行“士精神”。孔子关于“士精神”的论述与践行不仅对古代知识分子君子人格的形成影响深远,而且对当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亦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意义。

朝鲜王朝士林家族墓群空间格局解析——以韩国新安朱氏为例

朝鲜王朝士林家族墓群表达了朝鲜半岛在该时期的礼制思想,探究其风水选址和空间格局,对挖掘中韩传统文化内涵之共性具有重要价值。研究将韩国庆州新安朱氏家族墓群作为案例,通过文献研究、图例解析等方法,分析《新安朱氏家谱》中记载的十四世至二十八世朱氏后人墓群分布以及墓图空间特征,探究其与中国古代宗法礼制的源流关系。研究得出新安朱氏家族墓群具有“长白发源,南至尚庆”“四象端明,藏气于穴”“屈曲围绕,汇聚明堂”“穴点居中,众星拱之”的风水选址特征,以及“左昭右穆”“多占宝地”“渐理学化”的空间格局特征,体现了朱氏后裔对先祖“慎终追远”的感情,为传统丧葬文化与朱子理学等中国传统人居环境思想在海外的保留与嬗变提供了重要参考。

走马楼吴简所见“自首士簿”复原与研究

新刊吴简中保存了一份“自首士簿”,可得到较为完整的复原。该簿系临湘侯国为应对上级官府的临时性专项检查而作,属于草稿或底本,故留在本地而未发出。整份簿书并非一次性制作,而是部曲田曹将历年原始簿书直接套连的结果。“自首士”义为“自首的士兵”,其来源并非“叛士”,而是民间反叛武装。“自首士”平日的主要任务是“为官限佃”,缴纳限米。最初,为了招诱,国家所规定的纳米额度(28.24斛)相对较轻,但当此目的基本达到以后,纳米额度暴增至40斛,以致大量“自首士”因难以承受而或死或逃。“自首士”与家属分离,所受人身控制十分严格。